主题：《“高陶事件”始末》唐德刚序 -- 自向荒郊寂寞红

《“高陶事件”始末》陶恒生自序

(2003-9-16 10:40:05)

--------------------------------------------------------------------------------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七七抗战”的六年之间，日本苦心积虑欲图中国的野心日益明显。从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之战、三月伪满登场，1933年热河进兵、山海关陷敌导致“塘沽协议”，1935年天津暗杀案引出“何梅协议”，到日本提出“广田三原则”企图促使华北五省脱离中央的“华北自治运动”等种种伤害我国的行为，其直欲割裂中国版图然后分而治之的阴谋，暴露无遗。日本施予中国日甚一日的政治羞辱与军事压力，引起中国朝野一致同仇敌忾，人民日益高涨的反日情绪，达到拼头颅洒热血，不惜一战的程度。

1937年7月7日，日本驻屯军部队在北平市郊卢沟桥挑起事端，“七七事变”于焉爆发，中国在日军节节进迫之下展开全面抗战。日本侵华之初，曾扬言“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不料在中国战场遭到国军的强烈抵抗，造成惨重伤亡。日本政府见军队陷入泥淖，亟欲抽腿，遂改用和谈谋略，冀求早日结束战争。中国方面，上海、南京、广州相继失守，德使陶德曼斡旋失败，军事濒临严重逆转，国家大局危疑震撼之际，也出现透过谈判解决战事，以减少人民生灵涂炭之苦的论调。在一些忧心忡忡的学者建言之下，党政当局遂有派人密访上海香港，甚至深入敌营谋求和谈的举动。

先父陶希圣自1931年8月起应聘回母校北京大学任法学院教授，同时在北平多间大学兼课，1937年初出任法学院政治系主任，他也是抗战初期主张对日本以谈判谋求和平的一分子。他认为任何战争必有结束的一天，交战国通过谈判以结束战争乃是正常之事，如果交战双方势均力敌，则谈和绝非一方投降，因此在当前中国尚未战败的情势下，应当设法从速打开中日谈判之门。父亲于“七七事变”后应邀兼程上庐山参加谈话会，旋即加入侍从室从事国际宣传工作，又任军事委员会参事，1938年1月奉命在汉口创办“艺文研究会”，7月国民参政会在汉口成立，被选为国民参政员。12月19日，父亲随国民党副总裁汪兆铭（精卫）出走河内，后居香港，1939年8月26日转赴上海。11月起，参与汪组织与日本和谈代表谈判达两个月之久，终于洞悉日本妄图诱降及灭亡中国的阴谋与野心，因对中日和平运动彻底失望，而决定脱离。12月13日，先母万冰如夫人断然采取逆向行动，亲携子女5人前往上海，希能以此掩护父亲离开上海，此时重庆方面亦正透过杜月笙先生设法营救。

1940年1月3日，父亲与高宗武先生潜离上海前往香港。13日，母亲带了晋生、范生两弟离沪赴港；自此琴薰姐、泰来哥及笔者在上海之行动即受汪组织特务机关“七十六号”监视。21日，万墨林先生亲自策划掩护我姐弟三人安全登船离沪。22日，香港《大公报》揭露“汪日密约”及附件，这在当年是一件震惊中外的大新闻。高宗武、陶希圣二人随汪而后脱汪之事件，史称“高陶事件”。

笔者原在香港就读九龙塘小学，一日忽奉母亲之命办理休学手续，未几即偕兄姐弟随母亲前往上海，当时年仅九岁，不甚明了为何来去匆忙，却感觉事态极不寻常。新年刚过，父亲忽然不告而别，母亲随后又带着弟弟们匆匆离去，及至我们姐弟三人按照指示分别潜赴码头，登上轮船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整个事情竟然如此严重。岁月如梦如尘地消逝，而当时的种种情节及周遭环境，在60年以后的今天，仍然记忆犹新，宛若昨日。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九龙、香港于17天之内相继沦入日军之手。父亲于次年1月28日只身随难民队徒步舟车28天，于2月25日回到重庆；母亲带着一群孩子辗转回到内陆，在桂林盘桓5个月后抵达重庆。1945年抗战胜利复员南京，1948年底，全家南下香港，1949年6月15日到台湾定居。在笔者记忆中，父亲从不主动对子女们提及当年往事，然而抚今追昔，已在大陆逝去的琴薰姐、现居海外的泰来哥与笔者三人，当年共同渡过的这一段难忘经历，已经在我们的生命旅程线上，深深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共同印记。

1988年6月27日，父亲在台北逝世，享寿91岁。自1991年起，泰来哥开始编写父亲年表，亲自利用计算机打字达25万字以上，参阅资料十余种，计包括：父亲的《潮流与点滴》、《夏虫语冰录》、《八十自序》、《希圣日记（一九四八及一九四九年）》、《中国之分裂与统一》，母亲的《逃难与思归》，先姐的《我家脱险的前后》，章君谷著《杜月笙传》、万墨林著《沪上往事》，以及漆高儒、何兹全、尧鑫诸氏的纪念文稿。另外还有两项极为重要的文件：父亲于1942年香港脱险前后写给子女的家信和泰来哥60年前的日记。笔者撰写本文时，引用了这些材料。

1991年8月，任教北京师范大学的父亲北大学生何兹全先生，将父亲于民国1939至1941年间从香港写给他的亲笔信原件27封，全部寄交当时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四弟晋生。这些信件反映了父亲在事件前后内心的彷徨、焦虑与挣扎。

早年跟随国父奔走革命，险遭清廷问斩于燕市的国民党元勋汪兆铭，于民国1938年12月离开重庆，次年5月进入沦陷区的上海与日本谈判和平，至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了一个与重庆使用同一国号、旗帜，标榜同一主义的政权，在大片惨遭日寇蹂躏的土地上，与日本周旋达5年5个月之久。所不同的是，重庆政府是一个主权独立，行政完整的抗日政府；“南京政府”却是一个仰附日本军阀，不能自主的傀儡政权。

汪精卫一生的功过起落，史家自有公论，数十年来，见诸历史著作和传记刊物之叙述与评论极多。“高陶事件”属于汪日谋和历史的一部分，因此每一部相关著作，对这个事件的缘由经过，几乎都有所申论。然而，陶氏后代对于这一段60年前震惊中外的事件，却绝少出面加以说明、补充、交代或澄清。笔者既然身为当年在上海险被落为人质的三姐弟之一，长久以来就有将身历其境的记忆，以及一些从未发表的先父信件等，以文字公诸于世的心愿。然而迟至年前退休之后，始有时间整理成文。

十余年来，笔者于酝酿作文期间，曾阅读多位知名学者的研究著作、当事人的回忆录以及事件前后香港、重庆出版的报章杂志，用以印证相关人物、事情、时间、地点，藉补个人资料之不足，从而试图将此60年前一段公案之来龙去脉，作一清晰完整的重现，谨供研究现代史及先父生平的学者和有关人士参考。

笔者在书中，有时称先父为父亲、有时径称他为陶希圣，有时则混合称之。读过我初稿的亲友之中，有人认为不妥，建议应加统一。笔者曾试过：或全部都称父亲，或全部都称陶希圣。结果两者仍然有不通不妥之处。最后还是恢复原状。笔者乃自定一个称呼的原则：凡叙述历史者，直呼姓名；凡涉及家事者，一律称父亲。读者若仍觉不通不妥，幸鉴谅之。

最后有必要附带说明者：笔者从事工程技术，初无专研历史之训练，故于史料之搜寻、选取与引用，难免有专业不足之处。再者，由于是写自己的事，和写父亲的事，欲求下笔绝对冷僻客观，恐怕很难完全能够办得到。但是，笔者愿尽量以“放大格局而力求公正、实事求是而不加掩饰”的写作态度来处理本文内容，耿耿诚心，尚祈读者垂察。

笔者在台湾、大陆、香港及美国搜寻资料，承蒙许多热心人士的帮助，得以顺利阅读大量宝贵书籍文件。书中若有错漏失当之处，自当由笔者负全部责任。

陶恒生 1998年12月10日于 旧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