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读史札记（1）－说说新桂系（上） -- 温相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不顾国民党左派宋庆龄等人的坚决反对，在武汉召开‘反共会议’，叫嚣：‘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这就是‘7．15’反革命政变。”

汪精卫自己是这样说的：（见1929年出版 恂如编《汪精卫集》第三卷 收入《民国丛书》第251页《武汉分共之经过》一文）

对于715分共会议是这样说的

“而中央执行委员会遂于七月十五日议决，在一个月内，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来讨论决定分共的问题。在为开会以前，裁制共产党人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可是，同时又发布命令，保护共产党人之身体自由。由此可见，中央虽然因为发现共产党消灭国民党之阴谋，不得已而与之分离，然其分离，必经过郑重的手续，且其分离比采用和平的方法，而不用激烈的行径。”

（中略）

“中央党部，看破了共产党这种阴谋，所以一面训令国民政府，允准共产党人一律退出，一面训令军事委员会，通饬国民革命军各部队长官，将共产党人一律撤去，因为国民革命军使国民政府的军队，共产党人既然退出国民政府，便没理由仍然存留在国民革命军里头，想要利用军队的地位，以为破坏国民政府的利器，这种一厢情愿的事，是不可能的。共产党经此一番严密的防范之后，直到计无所施了，只有纠合贺龙叶挺一般党徒，在南昌发难，以希图一逞。南昌之变，江西备受荼毒，其流毒且及于广东，国民党遂不得不由和平的分共而进于严厉的趋共了。”

对于蒋介石的分共是这样说的

“李石曾同志所编《革命》曾发表覆兄弟的一封信而于信末说明原函未经本人同意，不便发表，只能列举出几点来，并且说：“汪精卫先生的主张，与吴稚晖先生不同，汪注意于党的组织和纪律，而吴则注意以革命手段行之，我是赞成吴的主张的。”这封原信，现时已没有发表的必要，然从这封原信看来，可见当时兄弟等主张，却又多歧及其分歧之所在了。”

“以上的情形如此，在兄弟当时看来，以为蒋同志等是不对的。但是如今看来，不但不是蒋同志的不对，而且是兄弟的不对。因为当时蒋同志见兄弟不肯听他们阻止的话，定要往武汉去，不但对武汉同志失望，对兄弟也失望了，所以不待兄弟往武汉去的结果如何而马上就在南京干起来，而兄弟往武汉去的结果，却不出蒋同志等所料，徒然增加了反对蒋同志的声势，所以兄弟事后批评，不说蒋同志不对，而说兄弟不对，这是事实，并不是什么违心之论。”

这篇讲话发表于1927年11月5日，算是宁汉合流的先声吧。里面说715会议是和平分共。

张国焘的《我的回忆》是这样写的：

对于汪精卫与武汉国民政府的局势，这样说道

“汪精卫的回国似是太迟了，消弭冲突的机会业已失去，也不能掌握当时局势的发展，无力挽狂澜于既倒”（第二册 201页-202页）

“武汉的左派政权，本极脆弱；作为左派领袖的汪精卫，更是一直动摇不定的。他反对蒋介石的军人独裁，也畏惧中共的革命锋芒。他愿遵守孙先生的遗教，但自欧游归来以后，似又觉得苏联在国际上的势力，究竞脆弱，不足以凭借取胜。他也许对鲍罗庭和中共在‘三二??”事变中，没有坚决支持他一事未能忘怀。他的这些心境虽未向我透露过，但我的同志中确有人是如此推测的。他自己后来所说他“直陷于左右派的夹攻之中”这句话，似乎就是这种心情的写照。”（237页）

对于715会议这样说

“ 七月十五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召集中央全会，讨论分共，同时通过制裁中共党员违反国民党主义之言论和行动。七月十六日，国民党中央发表声明。指六月一日共产国际的电令“不啻对本党生命，予以根本之危害。”并谓中共党员退出国民政府和中共在七月十三日发表的宣言是破坏国民党的“容共政策”。十八日宋庆龄宣言．反对武汉排斥中共的举动，认为违反孙总理的主义与政策，声明不负联带责任；宋的这种表示，对于以后中国政局的发展，也许不无作用，但当时却未发生缓和分共的效果。

接着，国共分裂之幕，便由汪精卫揭开了。二十三日，武汉国民党发表政治委员会之决议案：(一)凡列名本党之共产党员，在本党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及国民革命军有职务考，应自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二)在国民革命时期以内，共产党员不得有妨碍国民革命之活动，并不得以本党名义作共产党之工作；(三)本党党员未经本党中央许可，不得加入他党，违反者以叛党论。二十四日，汪精卫复电冯玉祥，大意是“中共与鲍罗庭已加处置，愿意迁都南京实行宁汉合一。”（第262页）

汪的口头调子

“ 当中共中央不得已于七月十三日发表宣言的时候，汪精卫那时虽已放任那些反动军官，到处摧残中共和工农团体，但他口头上的调子，还是‘和平分共’”（第264页）

“和平分共”的结果

“武汉各军执行汪精卫所标榜的和平分共政策，也是宽严不一的。唐生智部属多用残酷手段反共，第三军朱培德实行“欢送共产党员出境”，，第二六两军表示不危害中共党员的安全，至于第四军则有保护中共党员不使受害的暗示。

七月十五日的武汉分共，使国共两党内部发生更显著的分化。汪精卫企图瓦解中共：用和平分共的调子来发挥分化中共的作用。国民党左派多与汪精卫同调，他们利用平日与中共党员的友谊关系，极力劝诱中共党员脱离中共，做一个单纯的国民党员。左派中也有少数人觉得抛弃总理遗教，实行分共，究竟是不利于革命的，因而表示消极失望，其中甚至有愿意以个人身份仍与中共继续合作革命者。至于中共方面，中央的领导既已动跃于是有些党员就显得惶惶无主，有消极者，有逃避者，也有投靠国民党者。”（第268页）

张国焘的对于715会议的回忆与汪精卫的叙述是相符合的。如果像张国焘所说的那样汪精卫企图用和平分共的调子分化中共，那么他断没有理由在715分共会议上就说出什么：“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话，可见中学历史课本里这么说不确。张国焘《我的回忆》中也没有提及这句话。《武汉文史资料（选辑）一九八三年第四辑》中收录的时任湖北省党部机关里区分部常务委员杨玉清的文章《大革命时代在武汉的汪精卫》中也没有提到过这句耸人听闻的话。

那么是什么文献中第一次提到了汪精卫说过这句话呢？汪精卫究竟是在何时何地何种场合对谁说过这句话呢？这句话究竟是不是汪说的，又从何时起作为汪精卫的话而广为流传呢？还是搞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