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长安牢狱中走出的天子：汉宣帝刘询登基始末 -- 青色水

戾太子刘据生于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汉武帝时年二十九岁，接近而立之年，这在盛行早婚的古代来说算是得子嗣较晚的年龄。武帝喜不自胜，为刘据举行了求子的禖礼，并命东方朔、枚皋（著名文学家枚乘的庶子）等著名文人亲撰禖祝之辞。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刘据七岁的时候被立为太子。等到稍微大一点的时候，武帝就让他学习《春秋》“三传”（就是《左传》、《公羊》和《谷梁》）之一的《公羊传》，后来又跟从瑕丘的江公（鲁国大儒申公的弟子）学习《谷梁传》，可见武帝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因此让他跟从当世的名儒受学，接受最好的教育。等到刘据二十岁行过冠礼以后，汉武帝就为他在长安城南的覆盎门（杜门）外开设博望苑，让他招揽文学宾客充斥其间，以为怡养性情、增广识见之用。然而让武帝大失所望的是，由于自己对太子的过分溺爱迁就，“从（纵）其所好，故多以异端进者”（《汉书•武五子传》），在这批“异端”的影响之下，太子对于政治问题的看法和行为处事的作风与武帝渐行渐远，父子俩之间的隔阂和代沟也越来越大。

　　自宋代以来多有学者认为武帝父子之所以决裂，实系出于太子养士，接近“异端邪说”之故。如宋人许月卿说：“武帝之年才二十九得子，谓晚喜，而命赋立博望苑，从其所好，多进异端，焉得不败！”（《百官箴》卷二）；戴溪《西汉论•武帝二》也说：“卫太子开博望苑，以通宾客，淮南王安好文学，喜立名誉，招致宾客，皆以此取败。”更是把卫太子和淮南王刘安败亡的原因归结为养士；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也说：“汉武开博望苑，而太子弄兵”（《读通鉴论》卷七）。他们都认为太子之所以落得兵败身死的凄惨下场，与博望苑的“异端”具有很大的关系，这话可谓说到了点子上。

　　那么《汉书》里指斥为围绕在太子身边的这些“异端”，究竟是些什么人呢？其实所谓“异端”，就是与当时朝廷的主流政治理念相背悖的异端分子，也就是游离于主流士大夫群体之外的持不同政见者；或者说得更具体一点，这些人中间有不少是未能通过正常渠道进入仕途的对朝廷不满者，还包括许多儒生。他们聚集在刘据周围批评时政，言辞中对当朝政治的得失多有非短讥刺者，对刘据对于朝廷大政方针的判断影响很大。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上，中央政府为了维持其道义上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历来都是不允许出现反对的杂音的，因此汉武帝之对太子不满，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或许有人认为，既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派已经在朝廷上取得了正统地位，却为何还有这么多儒生对朝廷不满，在背后说汉武帝的坏话呢？其实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是很有问题的。越来越多的秦汉史家指出，汉武帝虽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武帝纪》）、“（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史记•儒林列传》，《汉书•儒林传》改“绌”为“黜”），却并没有“独”尊儒术（庄春波先生在《汉武帝评传》中指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及其类似的说法并不见于《史记》和《汉书》，是为《资治通鉴》所独撰），而仅仅是“黜百家，尊儒术”，将儒家拔高为朝廷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已。对于其他诸子，汉武帝倒也并不排斥；至于治国经世之术，也并不拘泥于一家之言。因此在汉武帝的朝廷里混杂着形形色色、各种出身的人；群英济济之中就算真有不少是以儒学出身的人，也多是如公孙弘、主父偃之流驳杂不纯的“杂儒”而已，并非纯正的孔门弟子。汉武帝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从师受业的博士弟子也不过区区50人而已，根本不能跟史称“柔仁好儒”的汉元帝朝博士弟子1000人的规模相比；比之汉成帝末年的3000人、东汉时3万名太学生麇集在洛阳闾巷，形成所谓“东京学者猥众”、“诸生横巷”的盛况，更是不可同日而语。武帝朝时，被后世尊为“儒宗”的儒学大师董仲舒仅仅做到国相的官职，终生未能显达，也可以作为汉武帝朝儒学并未如后人所认为的那般兴盛和受人尊崇的证明。至于卫太子身边的儒生中间，是否如庄春波先生所说还混有当时不受官方承认的所谓经“古文学派”的学者，以至于这些“异端”所发表的言论中还涉及到儒学正统的意识形态之争（也就是贯穿两汉、后来被称之为“经今古文之争”的著名学案），笔者限于学识有限，倒是很难考证明白。不过个人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太大。

　　卫太子和他身边的宾客儒生所非议的朝廷主流，究竟是以什么样的一些人为代表呢？《资治通鉴》上有一段这样的记载：“上每行幸，常以后事付太子，宫内付皇后；有所平决，还，白其最，上亦无异，有时不省也。上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虽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皇后恐久获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不应擅有所纵舍。上闻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党与，故太子誉少而毁多。卫青薨，臣下以无复外家为据，兢欲构太子”（《资治通鉴•汉纪•武帝征和二年》）。

　　很显然，卫太子和他身边的人所激烈反对的，正是以桑弘羊、杜周等为代表的朝廷骨干力量，也就是所谓“兴利害民”、“深刻用法”的文法吏。这些人正是靠着武帝的宠信和支持而起家的朝廷权贵，是政治上的暴发户和既得利益集团。太子是未来的储君，因此当太子代替巡幸的天子处理庶务，试图纠正用法大臣们的烈政对小民的荼毒遗害时，就是在政治上表明对他们的行政理念的否定，也是发出对这批人在武帝之后的政治生命予以终结的信号，威胁到这批老臣的政治前途，焉能不引起他们的不安和怨恨？因此他们对刘据上台的前景抱着既痛恨又恐惧的心态，时常在武帝面前诋毁太子，正是其最正常不过的反应。

　　然而太子“得百姓心”的结果未尝不是一把双刃剑。朝廷里宽厚的大臣以太子仁孝的缘故多愿归附太子以为号令，而深酷用法者则亦结党构陷太子，这正是朝廷官僚集团陷于分裂的征兆，不可能不引起武帝的警觉。自古以来君权和储权也是一对解不开的矛盾，一旦处理不好就会酿成父子相残，兄弟相攻杀的惨剧。储君作为国本，号称“储贰”，就是国家的预备君主、第二号君主。皇帝本人一方面希望着力栽培储君以使自己百年之后事业后继有人，另一方面，当储君的势力和人望增大到对君主构成威胁的时候，君主又会猜忌储君是否会利用舆情的支持，动用自己的力量弑君篡位；而储君则担心受到猜忌，亦惴惴不安。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则在这样的压力下适时地显现出来。为了巩固皇权，维护自身的安全，唐玄宗可以一日之内连杀三子，康熙皇帝也在废黜太子的时候露骨地表白自己日夜提防太子下毒……，人性的卑劣，都于此时表露无疑。

　　朝臣们为了太子而分裂成势成水火的两派；太子周围集聚起一个对朝廷发出不同声音的小集团；武帝晚年的暴政遭到了天下百姓的激烈反抗，太子的仁义却得到了百姓的支持，这对于武帝本人和朝廷的威信来说都是不小的损害。这些都使权势欲极强的汉武帝隐隐感到了来自太子的咄咄逼人的威胁，这种现实的政治危机感压制了武帝内心深处的亲情，也动摇了他继续支持太子的信心。他晚年多次对侍从表示弗陵“类我”，就是在明确地释放他要更易太子的信号。

　　太子得到民心的结果反而促成了他的败亡，这显然是由于他涉世未深，不知韬晦隐忍，行事太过锋芒的缘故。相比之下，卫皇后为人处事就成熟圆滑多了。如果太子听从卫皇后的劝告“留取上意，不应擅有所纵舍”，暂事隐忍，恐怕事情就不会走到最后绝望的那一步。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并非没有，太子的孙子宣帝在即位的最初几年一直在隐忍霍光的专权；唐朝的宣宗在即位以前沉默寡言，大智而若愚，结果即位以后大刀阔斧、勇毅果敢的行政风格令朝臣刮目相看；太子自己的父亲武帝早年也在窦太后的阴影下蜇伏了好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