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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周秦时代的功利潮

汪梦川

提要：功与利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其区别在于，狭义的“利”多指私利，“功”则是公利。功利根源于改善自己经济地位的动机，即“功”与“利”都出于“利”；同时，获得了政治地位也就意味着经济状况的改善，因而也可以由“功”获“利”。周秦时代是功利思想产生和发展的重要阶段，整个社会因而呈现出一种积极活跃的面貌，具有明显的进步性，大大促进了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但是，功利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对社会也有消极影响。

主题词：周秦 功利 士人

　　周秦时代是中国历史序列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当时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显著变化，处于一种积极活跃的氛围之中。已有许多学者对这一时期的社会面貌作过多方面深入细致的研究。但是，这种变化的深层次社会动因和发展线索似乎仍未得到充分阐释。笔者认为，追逐功利是这段时期社会变化的重要动力；功利潮的空前爆发和演变给整个周秦时代涂上了一层眩目的色彩，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功利的起源至少应追溯到西周晚期。西周是一个稳定封闭的社会，政治上，“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1]；经济上，“民不迁，农不移，商贾不变”[2]，“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3]。总之，森严的等级秩序、世禄世官和宗法制度，以及“礼”与“刑”的紧密结合，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人们的竞争意识，消弭了人们的奋斗动力。出身的贵贱和血统的亲疏主宰了一个人的命运，个人的才能却无足轻重，造成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滞闷的局面之中。统治集团无须言功利而功利唾手可得，其他阶层则欲言而不能，只能接受剥削和压迫。下层人民的这种艰难处境必然引发他们对现实的强烈不满。而作为统治阶级最下层的“士”，正处于大夫之下，庶民之上，在“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4]的时代，恰恰生存于礼与刑均可施及的范围之内，所受的束缚可以说更多于其他人；而且在宗法制度下，仅仅由于血统较为疏远，不论其才能如何，都很难跻身上层，一些贵族特权也因此离他而去，其内心的怨望不平可以想见。正是这些原因使“士”站到了反对者的立场，并领导下层民众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功利运动。可见，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造成的下层民众的不满是产生功利主义的渊源。可以肯定，自夏、商以来，至迟到西周末期，功利意识已经在久受压迫的阶层当中酝酿成熟，因为他们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以自己的才能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样，只要遇到合适的时机，这种压抑的思想就会喷薄而出，成为时代的潮流。

时机的来临是在“礼崩乐坏”的东周。当此之时，“大道既隐，天下为家”[5]，周王室已是日薄西山，再也没有了约束天下的能力。各诸侯国政治斗争日趋激烈，宗法制度也开始全面解体。为了保全和壮大自己，各国互相征伐，弱肉强食。出于维护统治的迫切需要，各种人才遂成为有远见的国君的座上宾，以至有“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6]、“得地千里，不若得一圣人”[7]的说法,人才的重要性终于得到了认可。但是，血统的贵贱和才能的高低并无联系，甚而至于“肉食者鄙，未能远谋”[8]。这样人才的大门不得不向广大下层民众敞开，出身微贱的人们通过自己的奋斗来博取名利已不再是白日做梦。凭军功、学术乃至三寸之舌，都可以平步青云，由布衣直取卿相遂成为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理想生活道路。于是久受压抑的人们开始活跃起来，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掀起了一股功利主义的热潮。

一、 周秦时代功利潮的基本发展脉络

（一）春秋：功利潮的爆发和迅速发展

春秋时期，各国的中央集权制度远没有建立，一些诸侯国甚至连君权也没有确定，尚处于国君和大贵族分权的状况，其内部的政治斗争非常激烈，统治相对松弛；相应地经济上也不可能有中央集权的经济制度，因而“市场经济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并在当时的社会发展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9]，旧的官府垄断工商业的局面也逐渐被打破，迁徙和择业较为自由；在人才方面，最重要的是士人阶层人数剧增。宗法制度的推行不可避免地导致非嫡长子的贵族逐代而下沦为士人，经过西周几百年的积累，数目自然可观；而在阶级升降频繁的东周，由卿大夫贬为士或由庶民升为士者也屡见不鲜，进一步增加了士的数量，士人遂形成一支新兴的政治力量。他们以知识阶层的身份强烈要求改变现状，并积极以主人翁的姿态跻身政治舞台。正是这种风起云涌的社会局面使得在西周长期酝酿的功利欲望找到了合适的时机迅速兴起。

首倡功利的杰出代表是大政治家管仲。如他自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10]，坦率地承认了自己对功利的追求。就史籍所载的事迹看，管仲并不能算是一个传统所称道的人，甚至在儒术盛行的后世多被贬低：“自其事羞称于圣门，而其言悉见绌，以为权谋功利，学者鲜能道之”[11]，但在当时，却影响甚巨。其中原因在于，管仲并没有仅仅满足于获取私利。他辅佐桓公，修立法治，振兴经济，主持内政外交，使齐国由一个内乱外患不绝的边地诸候国一跃而成春秋时代首屈一指的强国，可谓功盖天下。所以“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12]，甚至连孔子也说“如其仁”[13]，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14]，高度赞扬了管仲的功业。而后世“其言利者，无不祖管仲”[15]，甚至还认为管仲是“申、韩之先驱，斯、鞅之初觉”[16]，足见其影响之大。管仲无疑是早期实践功利的一个绝好榜样。

在社会上，各国士子也纷纷择主而从，积极参与各国的政治斗争。“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17]。可以说，在这种动荡的局势和政治赌博中，各类士人起了主要作用。假如没有他们的参与和支持，上层贵族即使有所图谋，也不过是无足之虫，难成气候。士人依附卿大夫以求禄位，“士不在亲，事君不避其难，皆为利禄也”[18]；卿大夫则依靠士人增强自己的力量，翦除异己或对抗公室。二者相互利用，各取所需。但是早期士人的参政行动尚带有明显的宗法色彩，其表现为唯主人意志是从，“知家不知国”；“士为知己者死”，重名轻生等等，虽不免狭隘又不乏磊落之气概。到春秋后期，士人政治阅历加深，队伍也进一步扩大，其政治野心和功利欲望也不断膨胀。士人已不再满足于依附上层贵族，独立性日趋明显，思想也更为自由开放。在他们的影响下，此时的普通民众也已经逐渐从神权的长期禁锢中解放出来，开始关注自身的生存权利和物欲的满足，导致了民本思想的产生。“开始将周代以来的贵族政治和贵族伦理转化为平民政治和平民伦理”[19]，从时代观念上为战国时期功利潮的进一步兴盛拓开了道路。

在经济领域内，出于改善自己经济状况的强烈愿望，在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和较为自由的原始市场经济形式下，一些人开始涉足工商业，并通过囤积居奇、产销结合和长途贩运等途径积累了大量财富。如范蠡、子贡等人，更是长袖善舞，在政治、经济领域内都获得了巨大成功，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力和重要的榜样作用。所有这些极大地推动了功利潮的勃兴。

（二）战国：功利潮的极盛和开始蜕化

如果说在春秋时期还仅仅是功利潮的初兴阶段，社会上层仍有如宋襄公之保守迂腐者，下层也有人持“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20]的观望态度的话，那么到战国时期，随着世禄世官制度的被破坏，贵族特权的进一步削弱，以及民本思想的深入和社会经济发展引起的物欲的增强，这些现象已完全改观。从统治者到普通民众，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功利大潮之中。各国统治者都迫切希望得到的是有富国强兵之术以助其成霸业的人才，而对所谓的“帝王之道”不感兴趣，秦孝公召见商鞅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而下层民众则从心里对功利产生了认同，形成一种尊崇功利的世俗思潮。《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出游数岁，大困而归，兄弟嫂妹妻妾皆窃笑之”，待其佩六国相印而归，“昆弟侧目不敢仰视，俯伏侍取食”……苏秦笑谓其嫂曰：“何前倨而后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谢曰：“见季子位高而金多也”，苏秦喟然叹曰：“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连历来被视为纲纪人伦的亲情都无法抵挡对地位和财富的崇拜，这是功利思潮趋于极盛的反映，也是开始没落的征兆。综观整个战国时代，苏秦、张仪之类纵横家最显风流，真是舌卷天下，纵横捭阖。可以说，纵横家的活动左右了战国史的进程。司马迁评苏张二人曰：“此二人真倾危之士哉！”[21]的确不是夸张。他们凭三寸舌博得高官厚禄，无疑对急功近利之学的风行有很大影响。

相比之下，这时的所谓“显学”即儒墨两家，尽管也有众多的追随者，但在霸术流行、功利泛滥的时代里，他们那些不合时宜的论调却少有当权者采纳，因而对社会政治影响甚微。“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理”[22]；“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23]，他们不受统治者的青睐在所难免。而且儒墨两家鲜有能够建功立业的风云人物，自然也无法产生必要的榜样作用，这不能不说是显学的尴尬。有趣的是，在春秋时代，孔门高徒子贡，也曾有过“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24]的风光事迹，然而他所凭借的却不是自乃师处学得的东西，而恰恰是纵横家的手段和雄厚的经济实力，这简直是一种讽刺。而兼爱如墨子，雄辩如孟子，也都没有什么功业可言，其他人就更不足道。

值得指出的是，到战国时期，功利行为已呈泛滥之势，而且由于此时忠信节义等等还没有成为一般道德准则，因而时人的功利行为不乏违背人伦的惊人之举，如乐羊食子、吴起杀妻等等。而当时的舆论似乎也并未大加苛责，更没有因此而将他唾弃不用。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人才难得，另一方面多少也反映出在当时渴求功利的浪潮之下，人们对这种行为能够理解和接受。还应注意到，当时的功利主义者都有自己尊奉的原则，并不一味以个人私利为满足，私不废公、功利相成是这时期功利活动的积极可贵之处。如《史记?孙武吴起列传》载，吴起在成名之前，杀辱己者数十；与母啮臂而盟“不为卿相，不复入卫”，甚至母死不归，“贪而好色”，但一旦为将，却“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嬴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事魏武侯时，告诫其山河之固“在德不在险”……种种作为,前后判若两人。不难看出，由于当时如果没有谋得一定的官职地位就很难施展自己的才能，所以吴起才会有不韪之举以图实现自己的抱负。而一旦有条件，他即能尽心竭力做好份内的事。公私兼顾而不是以私害公是他们这类人共同的行为准则，也是积极功利主义的特点。它与后世那种单纯谋私利的功利主义不可同日而语，其高下不言自明。

战国时代功利思潮达于极盛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即是所谓的“百家争鸣”。诸子学说各有所重，但有一个共同的论题那就是“利”。诸子从不同的角度和深度讨论“利”，实际上反映出“利”已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如当时的思想家杨朱宣扬“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25]的极端利己主义，在社会上也有相当影响，“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26]，足见当时注重个人利益的普遍倾向。而孟子、荀子关于人性善恶的讨论，实质上也是对人们普遍趋利现象的深层思考。诸子学说中真正受统治者青睐，从而对社会政治有重大影响的仍然是那些急功近利的实用之学，即纵横家、法家和兵家的学说。大体上分工，则纵横家主外，法家主内，兵家主战。谁要称雄于天下，这三方面不可或缺，三家的优秀人物当然也会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而通观三家学说，其理论的基本出发点都是一个“利”字：纵横家游说全在于用“利”、“不利”来打动人心；法家治国不外以赏罚来驱使人，而赏与罚即关系到“利”的正反两个方面；兵家作战更是进退取舍无不求损敌利己。因而可以说，这一时期对于“利”的研究和实践达到了一个很深的层次。而“利”者，在一己为私利，在大众、在国家、在天下即为“功”。尽管当时功利主义者最初都是从私利出发谋求财富地位，但他们的作为客观上也实现了利天下的“功”，如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战争，安定了国内的政治环境等等，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都有利。另一方面，他们的积极参政行动也体现了他们对社会现实的忧患意识，包含了一种自发的拯救天下的责任感和政治热情。这无疑也是积极的一面。但到战国末期，积极的功利主义开始蜕化，消极因素逐渐增多，个人利益日益突出出来，如吕不韦的政治投机、范雎的快意恩仇都不过是为了一己之利。

经济方面，由于战国时期各国都不同程度地调整了统治政策，使得工商业的发展有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功利观念也进一步深入人心，普通民众对财富的渴求更为强烈，求富趋利已成为整个社会上人生追求的目标。人们普遍认识到，“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27]，为了获取物质财富，人们不辞劳苦，四出奔走，“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28]。一些善于经营的人脱颖而出，如猗顿、蜀卓氏、宛孔氏等，靠经营畜牧、盐铁等业积累了大量财富。在这种诱惑下，经商大潮经久不息。以至有“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29]的谚语。农民和城市平民也积极参与，“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糊口也，民见此诸便且利也，则必避农”[30]，甚至连孔孟的家乡鲁、邹等地，也多“去文学而趋利”[31]者。整个社会构造了一个原始市场经济和商人资本的舞台，专业化私营商贾比比皆是，官僚贵族阶层也积极从事商业活动，从总体上看较之春秋时代更是蔚为大观。但在同时，由于功利观念的泛滥，也诱发了一系列负面的社会问题：“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32]；“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携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33]。生产受到影响，社会风气日益败坏，这是功利主义趋于没落、庸俗化的结果。

（三）秦：功利潮的短期沉寂和畸形复兴

秦王政二十六年，齐亡。六国纷争的乱世局面遂告结束，一个强大的政权随之诞生，整个社会也因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东周以来汹涌的功利潮也被硬生生的阻遏住了。如前所述，由庸俗功利主义而起的诸多社会不稳定因素，无疑是新的统治者的心头大患，“商人资本的发展所产生的这一系列社会矛盾，封建统治者无力予以解决，就只好困末作而习本事，实行严厉的抑商政策，以确保社会的安定和统治的稳固”[34]。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迅速建立，春秋战国时期的自由空气一下子凝固起来，下层民众失去了进行功利活动的有利条件，不得不归于沉寂，功利遂变成新的统治者的特权。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秦始皇，其身上随时可以看到功利的影子。前期他广泛招纳各国人才，谦恭下士，雄心勃勃，以定天下为己任；后期则表现出好大喜功，穷奢极侈，以天下奉一人。政治上，他以雷厉风行之势，在短期内就铲除了危及自身的大臣，并逐一灭掉六国，统一之后，在制度上也有诸多开创之功。经济上，他一方面为发展生产而鼓励工商业，甚至为蜀寡妇清筑台，“以贞妇而客之”[35]；乌氏倮经营畜牧致富，秦始皇“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36]。另一方面又力图以政治手段加以控制，“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37]。文化上则推行严厉的禁锢政策，开文字狱之先河，打击了作为功利主义的思想家和领头羊的士人阶层。种种作为，无非是为了将政权、财权收归中央，结束混乱局面，实现统治稳定。这些实质上是以统治者的身份垄断了功利行为，将下层民众变为“顺民”置于功利之外。而作为一时重臣的李斯、赵高诸人，也都是耽于个人名利地位的投机政客。李斯曾言，“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38]，简直是发布了一道赤裸裸的个人功利主义的宣言。他本是楚人，见“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西入关说秦王，并终于得到了重用。终始皇之世，他还能尽人臣之道，但秦始皇一死，在赵高和胡亥的阴谋面前，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爵禄，最终还是倒向了赵高。[39]而赵高其人，更是等而下之，完全是一个贪图功利的暴发户。始皇出巡病死，胡亥和李斯均经不住利诱而相继入彀，竟使他阴谋得逞。窃得高位后，他更是一味追逐权势，甚至还想窃国。类似的这种狭隘庸俗的功利行为的日渐突出，是功利潮衰落的反映。至秦末乱世，功利思想还能有所发展，在某些方面还能显出一些战国式的遗风，但终究已是日暮途穷，不能久长。其后功利主义更日益卑下，不复有先前的坦荡磊落之气。

功利主义的兴盛往往需要一个较为自由松弛的政治环境，在专制时代，只有时当乱世才具备这个条件。因为“乱”，人们才有较大的思想、言论和行为的自由；因为“乱”，才提供了可以让人们充分发挥各种才能的机遇和挑战，这就是所谓“乱世出英才”的原因所在。秦末的乱世又一次提供了一个让人们实现自己的功利欲望的机会，导致了一个在秦王朝受过短暂压抑的功利潮的复兴。秦末并起的所谓“豪杰”，有六国贵族遗民，有贩夫走卒、盗贼屠沽，遍及社会各个阶层，盛况空前。只是由于价值品位的降低，这时人们对功利的追逐已如蝇争蚁夺，走入了一个畸形的复兴阶段，恰如回光返照，再也没有活泼的生气，直至归于新的沉寂。

秦末的各路反王，除陈涉、项羽、刘邦有推翻秦朝取而代之的大志之外，余辈俱是投机革命的功利分子，如张耳、陈余、英布、彭越以及田氏诸人，目光短浅，权欲熏心，其最终目的不过裂土封王，琐琐不足道。天下形势最终演变为刘项对峙，是必然的结果。楚汉对天下的争夺也是一场基于功利的较量。刘邦最终得定天下，人多以为缘于其善于用人，其实未必如此。韩信初到刘邦处，刘邦也并没有慧眼识出，其后也一直且疑且用；楚汉对峙之际，刘邦的老伙伴萧何也不免受其猜忌，以至萧何只好将萧氏子弟送上前线来表白其忠诚。仅从这两件事我们就可以看出刘邦并非知人善任的人。所以当时的人依附刘邦，真正的原因完全是他们自身强烈的功利心态，为谁所用的关键是他们在谁那里能够获得更多的好处，而不是因为谁的人格感召。既然项羽“有功当封爵者，印?敝，忍不能予”[40]；“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41]，他们只有选择刘邦以求获取功利。这只是一种“宁为鸡口，无为牛后”的心理使然，去留的主动权完全不在刘邦。所以每当刘邦大败之时，便有大批将士逃跑，有的甚至又背汉归楚。即使佼佼者如张良、韩信，也不免功利之心。张良是韩国贵族，如果他的全部志向只是为了亡秦复仇，那么他更应该追随项羽，因为毕竟项羽才是亡秦的主力。他之所以没有这样，显然是因为项羽身边已有一个范增，才智不在他之下而地位却稳固得多。如果在项羽麾下，张良恐怕难有出头之日。相比之下，辅佐刘邦（做“帝王师”）就风光得多，因而说到底仍是功利之心未灭。程颐说“人言高祖用张良，非也。张良用高祖尔”“良岂愿为高祖臣哉？无其势也”[42]，可谓高论。在韩信身上，功利心态表现得更为明显。淮阴市上受胯下之辱是他实践功利主义的第一步有计划的行动。考察当时情况，并非韩信不能或不敢杀死那个无赖，只是杀了他没有任何好处，因为当时杀人亡命者到处都是，他韩信并不能更引人注目；也不是没有其他解决办法，但只有钻胯才是前无古人的举动，足以造成“轰动效应”――他果然因此而一举成名，尽管这名声并不好。但对此时的韩信来说，能引起别人的注意就足够了。且听韩信后来自述：“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耶？杀之无名，故忍而就于此”[43]。其不惜代价求名，可谓用心良苦。至于他屡因未受重用而逃跑，也反映了他急于出人头地获取功利的心理。张良韩信尚且如此，其他一些庸碌之辈就更是嗜利如血，如吕马童、杨喜等人，在项羽自刎后争其尸以求功，就是一幕追逐功利的丑剧。这一时期有些纵横家遗风的是蒯通和郦食其。蒯通说韩信自立，郦食其舌卷齐地数十城，正是纵横家本色。可惜所遇之事虽相类，而所说之人、所处之世已不同，二人已没有苏秦、张仪之幸运，失败在所难免。尤为严重的是，由于战争频仍，生产难以进行，社会经济遂极端凋敝，一直持续到汉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44]，“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45]。一边是有力者追逐功名利禄，一边是无力者挣扎在死亡的边缘，庸俗功利主义的恶果到此暴露无遗。至此功利主义已彻底没落。

二、周秦时代功利潮的若干特点及深层分析

周秦时代的功利潮，是特定的历史阶段的产物，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如前所述，它源自长期深重的阶级压迫所造成的下层人民改变现状的渴望，直接的动力则是人们的生存需要，亦即获取必要的乃至更多的物质利益的要求。毋庸讳言，物质追求是人类的天性之一，人们天生就有生存的本能和富裕的欲望。“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也”[46]；“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47]，求富趋利成为大势不足为怪。而在早期社会，权势往往直接意味着财富，所以跻身统治集团遂成为人们尤其是士人（知识分子）获取功利的最佳途径，因而功利活动也就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就影响而言，功利活动的政治意义甚至强于经济意义。因而自管仲以降，如范蠡、子贡等人，其经济活动在社会上的影响远不及其政治活动影响之大。而单纯的商人更是难以得到应有的关注，在后世轻商观念下，也难入史家的法眼，因而记载无多。但是经济利益始终是广大下层劳动人民最注重的一面，他们辛勤的无闻的经济活动即是功利潮之所以成为“潮”的基础所在。

先秦时期，民族国家尚未形成，在诸侯纷争的情况下，国家的政治意义尚不很明显，各国的疆域也变动不休，行政区划的含义还不如地理概念的含义稳定。这种局面为当时自由通商、居民迁徙、人才流动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而且由于祖国的观念还没有形成，忠于本国的思想也没有多大的市场，人们尽可以纵横游说，自由择主而事,以至于“楚材晋用”的情况非常普遍。为博取名利，时人不仅不拘于效忠本国，甚至连与本国为仇亦不顾忌。例如孙武本齐人而效力于吴，吴起本卫人而历事鲁、魏、楚，伍员本楚人而率吴攻楚，李斯本楚人而事秦等等，不胜枚举。而在同时，尽管功利主义在社会上已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却也还总有一些人有意或无意地游离于功利主义之外而坚守一己的道德和行为的准则，尽管他们也许有更为优越的自身条件。老庄杨墨诸人自不必说，其他如扶苏，如叔孙通所谓的“鄙儒”，甚至如项羽，他们的“为人仁”、“不知时变”、“妇人之仁”，固然是他们各自的性格使然，也可以说是他们处理功利与原则之间矛盾的独特方式。他们的所为算是为纷扰的功利世界抹上了冷峻的一笔。

周秦时代的功利潮，无论从深度还是从广度看，都是空前而且绝后的。其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一时期所孕育的具有积极的先锋精神的士人阶层。首先士人阶层人数的激增使他们与下层人民的接触频繁起来，他们以知识阶层的身份混迹于闾巷阡陌之间，对知识的向下传播扩散有重要意义，促进了下层民众的意识觉醒和观念改变。而士人自身所具备的特点更使他们责无旁贷地站在时代的前沿，掀起并领导、推动了这场功利运动。礼制的崩溃和天命神权的废黜使他们能够充分地解放自己，发展自己的独立人格，因而在追逐功利的同时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和多方面的才能。同时他们又都具有非凡的使命感、强烈的表现欲、充分的自信和敏感的自尊。他们用自己的胆略才干睥睨天下，笑傲公卿。“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48]，“士贵而王者不贵”[49]；他们以独立傲岸的人格力量与统治者进行平等的交换，“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50]，“君之视臣为手足，则臣视君为腹心；君之视臣为犬马，则臣视君为国人；君之视臣为土芥，则臣视君为寇仇”[51]；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价值，或待价而沽，或择木而栖，自信而又洒脱，“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楚、越，若脱屣然”[52]。所有的一切只是为了博取功利。正是他们的积极活动使他们成为“霸业的开拓者”、“改革的设计者”、“统一的推动者”和“文化的创造者”[53]，无可争议地充当了时代的主角。在士面前，一贯骄横的统治者不得不低下了高贵的头颅，事士人如父、如师、如友，知识分子的价值在这场功利的交易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影响更为深远的是，与此同时，士阶层与统治者的相互依存和利用也开始了文人依附政治之风，“当知识阶层周游列国谋求政治出路的时候，有意无意地把传统文化也羁系在诸侯争霸的战车之上，从而为传统文化的政治化铺平了道路”[54]。而且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功利运动中，士的声威俨然有压倒王者之势，因而使统治者感到了威胁，知识分子从此被视为最危险的一个群体，从而招致了士人自身无穷的后患。秦统一后，始皇就开打击士人、灭绝学术之先河，至汉武帝又推出更为高明的“独尊儒术”政策，以笼络和奴化的手段瓦解士人，控制学术。其后数千年，知识分子就一直在威压与利诱的两手中生存，被愈来愈高明的统治手腕改造得毫无生气，独立精神减弱，庸俗功利心态遂占主流。随着学术的没落、士人精神的没落，功利主义就失去了积极的方向和先进的领导者，因而无法形成先秦时期的波澜壮阔之势，社会发展也就愈趋停滞，渐渐走向沉寂。

从文化的角度看，功利观是道德范畴的重要内容，它实质上涉及公与私、义与利等价值观的核心问题。在中国传统道德的形成过程中，功利思想有过极大的影响。功利主义是一种以博取个人名利地位为动机的有意识的人生哲学，“利”是其出发点，由小及大，“功”就是“利”之大者，利他人、国家乃至天下，是功利中积极可贵的一面。早期的儒家思想并不排斥功利。孔子就曾说过：“富与贵，人之所欲也”[55]；“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56]；“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已惠而不费乎？”[57]但是他又反对只追逐利：“见小利，则大事不成”[58]；“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59]这些可以说是儒家从积极功利思想中汲取的营养。孟子则更倾向于“治国平天下”的“功”而耻言“利”，“功”与“利”已开始分流。而到后来，如前所述，功利思想日趋庸俗化和个人化，与儒家的功利观的冲突也愈演愈烈，最终各自走向极端，导致功利思想彻底陷入了狭隘的只言私利的个人主义泥潭，另一方面儒家则抛弃了先前正确的义利观而完全摒弃了个人利益，变成了关于“功”的幻想和空洞的说教。而在此二者之外，与先秦道家思想相承，又衍生出一个企图独立于世俗之外的既不言功又不言利的隐逸思想，而先秦那种功利兼顾的积极功利主义却在不知不觉中消亡。到此可以说，中国传统的三种人生哲学模式基本形成，即积极的然而却是片面的儒家理想模式、庸俗的然而也是“积极”的功利模式以及消极逃避的隐逸模式。这在实质上是一种基于功利观的价值取向上的分流。而这一格局到战国时期即已产生，经过后世的不断发展，形成中国传统道德的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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