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张学良和东北军 -- 边寒剑

张学良对中国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东北易帜。1928年，在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执掌了东北军政大权。面对日本人的步步紧逼，张学良毅然决定倒向南京，青天白日旗在东北飘起。从此，中国实现了辛亥以来的第一次统一。(注:和平统一这一点上张就比蒋强)尽管这个统一还有许多问题，但却在民国史上是划时代的。在这一点上，张学良功不可没。

　　易帜以后，张学良积极对抗日本，在他的主持下，东北各省设立了国民党省党部，国民政府在东北建立了新的交通委员会，营建自己的铁路系统和电信系统，发展葫芦岛港以对抗日本治下的大连港，拒绝延长日本的租借地，禁止当地群众为日本人工作，以制止日本人在东北的矿山开采和森林采伐。在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下，东北有大量日籍朝鲜人失业，山东（特别是青岛）的日籍朝鲜人则大量移民东北，加剧了南满株式会社的危机。正是这一局势，使日本人把南满株式会社的危机看作是中国人排日的结果。特别是日本军队的极端分子，为了保住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权益而挑起了九一八事变。(注:张不抗日不反日吗?恐怕他还是先行者吧?相反如果他联合日本反蒋,恐怕比溥仪汪精卫之流更有条件,可以得到更多好处吧?)

　　从1928年到1931年，除了对抗日本外，张学良对苏俄也日益强硬。1927年，随着国共合作的破裂，苏联与国民政府不再合作。1928年底东北易帜以后，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张学良试图强行收回中东路的权益，引起了中苏之间的中东路冲突。在这种情况下，1929年7月18日，苏联政府宣布正式与中国断交。中苏断交后，张学良与苏军又发生武装冲突，但是，东北军同苏联红军的战斗力相差过于悬殊，张学良失败。此后，双方于1929年12月22日签订了《伯力会议议定书》，承认中东路恢复冲突前的状况，并规定1930年1月25日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讨论中东路问题，协商中苏复交和通商事宜。1930年10月11日，中苏莫斯科会议召开，中方代表为莫德惠，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坚决主张中国收回中东路，"坚持到底，不辱使命"，因此，在中东路问题上就陷入僵局，根本未涉及复交和通商问题。会议一直开到1931年10月7日，前后会谈25次，由于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被日本占领，中苏关于中东路的谈判中断。(注:张和老毛子都敢打,他会懦弱到怕日本?何况还有国仇家狠?)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自行炸毁南满铁道一段路基，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炮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袭击沈阳城。这就是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远在北平协和医院养病的张学良立刻致电南京政府，请示办法，蒋介石复电不准抵抗，“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侯中央处理”。就这样，日本关东军利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得寸进尺，几乎是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于9月18 日晚占领沈阳，19日拂晓进占长春，21日使吉林沦陷……

　　张学良在九一八的不抵抗，正是困扰了他一辈子的奇耻大辱。但是，让我们设身处地为少帅想想：东北易帜的目的，就是依赖全国的力量抗拒日本和苏俄。仅仅靠东北自己的力量，能同日本作战吗？绥芬河、诺门坎与苏俄军事对抗的失败，很明显是前车之鉴。在抗日问题上，张学良打定主意服从中央。而此时的中央，根本没有对日开战的实力和准备。那些认为仅仅靠着东北军就能在九一八事变中击退日本的网友，不光是对事变前夕东北的双方兵力状况不清楚，而且恐怕有点判断上的偏差，同那种认为三元里抗英式的举动就能打败英国人的思路是类似的。说这些，并不是给张学良洗清罪名。不论有什么理由，不抵抗也是民族耻辱。抵抗打不过，不抵抗是民族罪人，这种两难之火，烤炙着张学良的良知。后来发动西安事变的动因，正在于此。 ...

***9.18以后东北军投降了吗?***

东北军走上抗日战场

　　因发动西安事变而闻名的东北军，是地方性的武装集团。１９２８年底东北“易帜”后，该军编为东北边防军，纳入南京政府军系统，拥有兵力约三十万。其统帅张学良为国民政府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又为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命令“不抵抗”、“力避冲突”，张学良则幻想“依靠中央”和通过国际干涉来解决日军入侵问题。东北军拱手让出富饶的家乡，忍痛退入山海关内，在历史上写下耻辱的一页。目睹家乡庐墓横遭践踏，父母姐妹惨受凌辱，广大将士义愤填膺，纷纷要求“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一些未入关的官兵自动奋起抵抗，著名的江桥抗战、双城阻击战、哈尔滨保卫战等，打击了侵略军的嚣张气焰，并推动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迅速崛起。流亡入关的东北各界名流和爱国人士奔走呼吁，于１９３１年９月２７日在北平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大力开展支援义勇军工作。１９３３年初形势急转直下，日军长驱直入，山海关失守，热河守军溃败。３月，在全国人民愤怒谴责声中，蒋介石将失地罪责完全转嫁于张学良，逼张引咎辞职，下野出国。东北军按照张学良临行嘱托，集结在华北一带，筹谋还乡大计。

１９３４年１月张学良返国，３月就任鄂豫皖“剿总”副司令，部分东北军南下“剿共”。１９３５年秋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总”，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东北军此时兵力十六万左右，五分之四被驱入陕甘参加“剿共”。经过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战役，两个多月损失近三个师。蒋介石不但不给补充，反而削减番号，减发军饷。严酷的现实迫使张学良和将士们深思。官兵厌倦内战，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张学良也感到再继续下去将使全军覆灭，永无回乡之望，开始探求新出路。１２月，张学良赴南京开会，秘密转上海会见杜重远、李杜等爱国人士。杜、李直率地向张学良进言：停止内战，联合一切爱国力量抗日是东北军最好的出路。后来，李杜辗转介绍中共秘密党员刘鼎赴张学良处工作。

与此同时，１９３５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根据东北军的情况，中共中央把对该军的统一战线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１９３６年１月２５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４月９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举行了联合抗日救国会谈。东北军确立联共抗日方向，为在西北地区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石。６月，中共中央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委员叶剑英、边章伍、朱理治（兼秘书长）等。２０日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争取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陕甘根据地广大军民在此方针指导下，积极开展了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

延安会谈后，张学良全力以赴进行抗日准备，不仅与红军停战，还与杨虎城的十七路军（驻防陕甘）友好相处。６月，张学良命人创办《西京民报》，向官兵和民众宣传抗日。同月１５日，张、杨联合在王曲镇开办“长安军官训练团”，向中高级军官灌输抗日思想。２２日张在该团发表题为《中国出路唯有抗日》的讲话，指出“抗日是东北军最大使命”，以“把全（民）族所有力量拉到抗日阵线上去长期抗战”为己任，号召全军将士“宁肯斗争致死，决不束手待毙！”张学良的抗日决心与信心，对全军提高思想、统一认识起了很大作用。９月初，为向部队补充新鲜血液，张学良接受共产党建议，从平津等地招收了三百多名进步青年和学生（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民先队员），开办学兵队。同月，东北军内秘密建立以张学良为领袖的抗日核心组织--抗日同志会。在此期间，张学良还陆续派代表分赴晋、绥、冀、两广、新疆等地，联络各地方实力派，酝酿联合抗日；同时利用各种机会向蒋介石劝谏，要求他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

东北军入陕甘后，许多共产党员秘密进入该军，为帮助其走上抗日战线做了巨大努力。１９３６年６月末，在中共北方局领导下，东北军内的地下党员成立了东北军内工作委员会，书记刘澜波，委员宋黎、苗渤然。此后地下党在东北军的工作更加活跃，无论总部、各部队、军官训练团和学兵队，以及报社、通讯大队等，都有共产党员在里面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团结教育广大官兵。８月３０日和１０月初，朱理治、叶剑英相继至西安，与张学良磋商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三方联合抗日大计，进一步加强推动东北军抗日工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指引下，东北军内和西北地区的地下党组织互相配合，不断掀起抗日救亡新高潮，《西京民报》、《东望》和《西北文化日报》等进步报刊成了抗日的喉舌，“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东北民众救亡会”等救国团体纷纷成立，并联合举行了“九一八”五周年纪念会、追悼鲁迅和援绥抗日募捐等活动。

抗日救国事业把东北军、十七路军和各阶层民众紧紧联结在一起，在爱国热情激励下，将士们决心为抗日而献身。１１月２７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恳切地请缨援绥。蒋严词拒绝，同时下令加紧镇压救亡运动，又策划调集其嫡系部队约三十个师进入陕甘，图谋全歼红军并迫张、杨就范。１２月４日蒋介石坐镇西安威逼张、杨“剿共”，否则即将两军赶出陕甘。蒋的倒行逆施，使张、杨忍无可忍，终于激起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并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张学良、杨虎城及东北军、十七路军广大官兵为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后张学良被蒋软禁，东北军被缩编并调往豫、皖、苏各地。张学良身陷囹圄，仍念念不忘抗日，曾多次致书东北军将领，勉励部下：“吾等必须将吾们的血及此一点武装（东北军），供（贡）献与东北父老之前，……以期在抗日战场上，显我身手。”

芦沟桥事变爆发后，东北军各部与全国军队一起迅速开往各抗日战场，其中四十九军、五十七军和六十七军在淞沪战役和南京保卫战中浴血奋战，牺牲惨重；五十一军参加保卫淮河及徐州大会战（包括台儿庄战役），后与五十七军一起挺进鲁南；五十三军转战冀、豫、鄂、湘，后入缅甸、越南对日作战。在激战中，吴克仁、朱鸿勋、吴桐岗、刘桂五、方叔洪、黄德兴、刘启文、扈先梅等将领及无数官兵，其中包括许多共产党员壮烈牺牲，为国捐躯。张学良被扣后，东北军在蒋介石消灭异己政策下，大量消耗损失并被分化瓦解。广大官兵纷纷觉悟，在共产党帮助下，陆续脱离南京政府控制，走上独立自主开展游击战争的道路。１９３７年１０月，五十三军六九一团团长吕正操在冀中举起抗日大旗，经小樵改编，部队迅速发展，后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并建立冀中军区。１９４２年８月，五十七军一百十一师师长常恩多和苏鲁战区秘书主任兼政务处长郭维城率该师举行“八三”起义。中共山东分局闻讯，立即派从该师撤出的秘密党员万毅（该师三三三旅旅长）和王振乾急返部队。新一百十一师推选万毅任师长（常恩多病逝），后编为八路军滨海支队。１９４５年８月，奉朱德总司令命令，吕正操、万毅、张学思等率部挺进东北，实现了张学良将军和东北人民湔雪国耻光复故土的宿愿。东北军走向抗日战场，经过了苦难而曲折的道路。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王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