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浙东旧事 ---- 三五支队来收税 (上) -- 禅人

敌后的游击区，形势时好时不好没一个准，在比较平稳的时期，税收关卡、渡口比较固定，征收处派出税收小组在划定区域内各自收税，重点征收对象是交通要镇的店铺和南来北往的客商，对提篮小卖的小商贩则比较宽松。为工作方便，税收员们多数就近散居在村民家里，有的本身就是当地人，他们人手一本税票，分散单独行动，听着有点象如今交警守株待兔抄牌的意思，不过危险性要大得多，因为个别行动容易遭汉奸便衣的暗算，有几次老伯就是得了好心村民的通风报信才躲过一劫。

与日伪地区关卡林立层层收税不同，根据地在辖区内实行一税制，货物进出收进出口税，交一次即可凭税票通行无阻，税率也比较低。时间一长相互熟悉了，生意人也有主动来找税收员交税的。可是再低的税，要商人从口袋里挖钱总归肉痛，有人逃税是免不了的，所以税收员的工作并不轻松，要去翻查人家的货，要堵截逃跑的车船，要收人家的钱，算多算少要理论，一不高兴两下里一吵，与委员长一样娘希匹起来也是常有的事。不过总的说来，税收员对老百姓还讲究文明执法，一般不至于闹到拔手枪的地步。

如果是到隔邻的日伪占领区去收税，那就老实不客气了。维持会长家里时有这样的场景：来人大摇大摆进门，二话不说，怀里掏出个东西朝桌子上一戳，道声：“交税！”眼神不好的还以为是酒瓶子，仔细一看，霍霍，阿月娘哎，手榴弹啊！这一款收税风格来的多半不是税收员，而是真正的支队战士，毕竟这是到敌占区，派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四眼书生去，搞不好偷鸡不成蚀把米划不来的。可是四爷的人怎么就这样大胆敢收到日伪的地头去尼？是这样的，在当地干伪军的，许多人本来也是乡里相亲，有的家人还在四爷的地盘居住，所以虽然投靠了日寇，能不得罪游击队还是小心不得罪，也是给自己留个后路。老伯管税的地方有一个乡长，女婿在日占区当伪军营长，老婆常要回娘家，为保岳家和老婆平安，伪军营长就让乡长岳父传话，只要避开日本人，他可以眼开眼闭让四爷们在他的地界活动。于是四爷们就勿客气捞过界去，闷声发财，只是日本人搞“清乡”的时候就不好这样玩法了。

这种征收的货物税，基本对大小生意人是一体适用的，而派爱国捐的对象，则主要针对殷商大户。来看一则《三四五支队为征收抗卫经费告民众书》，发于一九四三年：

“各位贤明士绅各大商号经理各位殷实富户的先生们均鉴：（看见没，没钱的都不需要“均鉴”的哦）

[注：开头一段“保家必先保国”，“军即民，民即军”的大道理从略]

我们亲爱的父兄弟妹们！你们了解这些是完全对的，但你们须了解，在坚（艰）苦奋斗中的三四五支队全体官兵和一切工作人员虽然从来不怕难，不怕苦，不怕死，虽然已经忍受惯了大大小小的困难生活，但没有必要的生活费用是干不来的，在所有大大小小的抗战事业中没有必要的经费也是干不来的，在战斗中所消耗的兵器弹药虽然经常可以向敌人手里缴夺过来，但连修理的器械和材料也没有是不行的，为了提高战斗力，对各部门工作人员教育，没有经费是不行的，在残酷的战斗中，对我们英勇受伤的战士没有必要的医药经费更是不行的！

现在我们吃的已有全体业佃双方，踊跃输粮，但是种种使用的钱不得不再向（请）殷商富户热心绅士、一切明白大义的先生们给我们在经费上以有力的帮助！”

起草文书的同志很可爱啊，句句实在话，就差说，老少爷们，我努这厢敬酒，有钱的捧个钱场，不要吃罚酒，嘿嘿。

要说三五支队对这些殷商大户们平常的生意买卖还是很够意思的，政策掌握上颇灵活。比如当地有个姓李的大财主人称二先生，民初曾经在黎元洪那里当过一个什么部长，宦海上岸后回老家，良田数百顷当起了大地主，属于四爷要统战的上层开明绅士，后来还让他当过浙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有一年秋收过后，老地主将打下的粮食装了满满两船，停在码头岸边，准备第二天运往慈溪和宁波去卖。这两地是敌占区，往那里运粮不是等于资敌吗？年轻的税收员不肯放行，次日一早，发现船不见了，小伙子大光其火，沿着河道就追了下去，当下把船截了下来，打算撑回来，结果尼，老地主走了上层路线，上面来人做工作，说人家是浙东名人，要注意统战政策嘛，还是放行了。既然有网开一面让你赚钱的时候，那爱国捐不派给你等又该派给谁尼？即便不提抗日爱国的大道理，做人还是要自己识相拎得清，是吧？

上面讲的收税与派捐还有章法可循，比较而言，搞钱粮这一手可就各显神通了，三五支队虽然江浙人氏居多，论开辟财源，还是不乏梁山好汉气概的。有一位在慈北搞过税务工作的老人说，他们的一个办法是到三北海面阻击敌伪往上海运盐的船队，将劫来的盐卸下卖给当地的商人来筹钱。这不是象海盗打抢吗？啥人乱话三千！就劫你这汉奸货怎么的，留下买路钱人船放回够便宜了。不过老是抢盐，一时处理不了又不能当饭吃，还要担心货堆得太多目标大引得敌人来回抢，也是头大。怎么办尼？到底是浙江的四爷们，该出手时打抢打得，挖空心思搞钱时生意头脑也好使，海防大队的负责人想出个主意：卖船照。他们扯来布做了一批蓝边蓝字三角小旗，对往来船家宣称，以后凡是悬挂我努这种小旗子的盐船，可以自由通过三北海面，买不买自己看着办吧。船家尼，嘿嘿，权当买保险咯。于是一叠叠小布条子转眼间也变成了铜钿银子。

到了抗战后期，浙东地区的根据地日渐巩固，成立了浙东行政公署，田赋金融等制度也日趋完善，还开起了自己的银行发行抗币，财政上搞得风生水起。但是，这一切都在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五年秋嘎然而止。九月二十日，中央电令新四军浙东纵队及地方党政干部，除留下少数秘密工作人员外，七日内全部撤离北上。数日内，以前屯积的盐粮物资带不走的迅速抛售一空，谭启龙、何克希带着约一万五千人马怀揣变现的金银基金渡杭州湾北上，与苏北的新四军汇合，到达山东后，还将金条银两悉数上交，喜得接收的部队首长合不拢嘴：“你们浙东部队交了人马又交钱！”

由此，浙东纵队成了新四军第一纵队的一部分，后来属华野，与老冤家顾长官的粥桶又打成了一锅粥，那是解放战争的后话了，这个咱们以后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