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揭开“设立国家主席之争”的历史迷雾 -- 温相

林彪的权力和地位在中共九大达到了顶峰。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标志着以“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为骨架的林家王朝鼎盛时期的到来。

　　九大是在一种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当时，在“造反”和“夺权”运动的冲击下，全国省市级党委尚未重建，大多数党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在林彪集团的操纵和控制下，大会选举结果，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被选进九届中央委员会的，只有五十三人，八届十一中全会时的政治局委员陈云、陈毅、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等人被排挤出政治局，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薄一波、谭震林、李井泉、陶铸、宋任穷等人连大会也未能出席，处于隔离审查之中。

　　九大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了党章。这样，他的“接班人”和“副统帅”的地位以法定形式固定了下来。同时，九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二十一名政治局委员中，林彪的主要干将和追随者即达十二名之多，占百分之六十，稳操多数。

　　放眼四顾，天下无物。林彪自1959年来十余年的惨淡经营，终于得到了报偿：障碍全无，大权独揽；名正言顺，羽翼丰满。

　　九大的召开，也标志着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从同盟关系转化为敌对关系。在权力分配上，两个集团开始发生分化、争夺乃至火并。九大一开，江青领导的“中央文革小组”已不复存在，其主要成员除担任政治局委员外，在中央政府和军队中没有任何职务，形同闲置。在林彪、江青第一个回合的暗中较量中，林彪很明显地占据上风。

　　九届一中全会后，林彪虽已位居第二，但他并不满足。他希望在国家职务中也能取得与党内地位相称的高位，通过即将召开的四届全国人大当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总是有一定保留的。特别是当刘少奇等反对派被打倒以后，他对林彪的所作所为开始保持警惕。

　　1970年3月，毛泽东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建议不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意味着林彪当国家主席的努力会成为泡影。对此，林彪很不满意。4月11日，林彪坚持仍设国家主席，并虚伪地建议毛泽东担任此职。第二天，毛泽东断然否决了林彪的建议，他以严厉的语气批示道：

　　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

　　在修改宪法的酝酿过程中，除是否设国家主席有争议外，还有一个争论不休的焦点，即在宪法中写不写“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和“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的问题。

　　围绕宪法修改中的两个问题，林彪和江青集团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为此纠集党羽，编印材料，准备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大闹一场。

　　林彪决定由吴法宪出面，陈伯达、李作鹏、邱会作等人配合，一方面坚持要设国家主席，从而使林彪当选，一方面揪住康生、张春桥的辫子，狠整江青问题。

　　长期以来，不断有人提出疑惑：林彪当时已经是法定的接班人了，不要说国家主席这个虚职，就是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也早晚是他的，他为什么还这样急不可耐呢?

　　其实林彪及其党羽冒险在庐山发难，有其难言之隐。这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

　　一、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林彪虽然成为“二把手”，并在九大通过的党章上确定为接班人，但在他看来，自己掌握的实权并不多。叶群多次私下发牢骚：“林彪不就是个副主席、副总理、国防部长么!这么多年来就是这么点权。”

　　二、江青集团夺权行动加速，林彪认为毛泽东有改变接班人的意图，他分析由张春桥接班的可能性最大，所以一定要把张春桥搞掉。

　　三、林彪多年来身体虚弱，每况愈下，担心自己活不到自然接班。用叶群的话说：“林彪的身体拖不过毛主席。”不能自然接班就必须抢班夺权。

　　四、林彪等人认为，四届人大是篡权的最好时机，若能得偿所愿当上国家主席，不仅巩固了自己接班人的地位，对于锋芒毕露的江青集团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谋定而后动，这是林彪的行动原则。只要下定了决心，他就会以超过平常人的胆量、不计后果地去行动。

　　8月23日下午3时，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礼堂召开。开幕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礼堂的小会议室集合。按照会议原定议程，由周恩来和康生分别作出国民经济计划和宪法修改情况的报告。毛泽东问周恩来、康生：“你们谁先讲啊?”

　　毛泽东刚说完，林彪突然提出：“我要讲点意见。”

　　周恩来和康生说：“那就林彪同志先讲。”

　　毛泽东看看林彪，说：“你们三个讲吧!”

　　这时开会的铃声响了，常委们纷纷到礼堂主席台就座。大家都不知道林彪要讲什么。

　　会议开始后，林彪首先讲话。他说：“昨天下午，主席召集了常委会，对这次会议作了重要指示。这几个月来，主席对于宪法的问题和人代会的问题都是很关心的。宪法的修改、人代会的召开问题，都是主席提出的。我认为这很有必要，很合时宜。在国内、国外大好形势下开人代会和修改宪法，对于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反帝反修斗争，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有深远影响。”

　　接着林彪直奔主题：“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草案，表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以外，不能不承认的。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这次宪法里面规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规定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思想。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

　　到了这时，中央常委们才听出一点味道来，林彪原来还是坚持设国家主席，这次只不过换了一个说法，叫国家元首。而且林彪还把矛头指向了反对称毛泽东为天才和主张不设国家主席的江青一伙，说只有极端的反革命才会这样做。

　　林彪精神亢奋地讲了一个多小时，台下不时爆发阵阵掌声，会场气氛十分热烈。台上却是另一番景象：毛泽东听得越来越不耐烦，露出不悦的神情，周恩来、康生表现出十分焦急的样子，陈伯达则听得津津有味。

　　林彪讲完话已是四点半。毛泽东对周恩来、康生说：“你们讲吧。”

　　周恩来听出毛泽东烦躁的情绪，见状便说：“计划问题有本子，材料都有，我就不讲了。”

　　康生也说：“宪法说明已印发给大家，不讲了。”

　　毛泽东宣布散会。这天晚上，周恩来召集政治局委员和各大组召集人开会，安排各组分别讨论宪法和计划问题。吴法宪站起来，提出异议：“林副主席的讲话很重要，我们应该很好地学习和领会，建议各组再播放一遍他的讲话录音。”大家都附和他的提议。周恩来只好根据大家的意见，决定24日上午会议代表听林彪讲话的录音，下午讨论林彪的讲话。这样一来，林彪彻底地打乱了毛泽东的议程。

　　小组开会之前，林彪让叶群通知吴法宪等人，讲了四点注意事项：

　　1.你们要在各组发言，否则林彪的讲话就没有根据；

　　2.林彪没点名(意指江青集团的名，)你们也不要点名；

　　3.设国家主席的事，应该重点讲；

　　4.不要讲康生反对“四个伟大”的提法，打击面宽了，毛主席那里通不过。

　　8月24日下午，林彪的几位干将在同一时间，引用同样的语录，按照统一的口径，在各组带头发言。林彪称之为“全面开花”。

　　在华北组，陈伯达打断一位同志的发言，迫不及待地表态：“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句话是一种讽刺。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有的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认为他自己是天才。我们知道，恩格斯多次称马克思是伟大的天才，他的著作是天才的著作。列宁多次称马克思是天才，斯大林也称马克思、列宁为天才。我们也称过斯大林是天才。否认天才，是不是要把马克思、列宁全部否定呢?更不用说要把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笔勾销。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

　　在西南组，吴法宪发言：“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竟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直发抖。这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就肯定下来的，林副主席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肯定下来的，怎么能不写呢?不承认，就是推翻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推翻了林副主席写的再版前言。关于天才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毛主席对马克思和列宁也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林副主席关于毛主席是天才的论述，并不是一次，而是多次。我们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在西北组，邱会作说：“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次他仍然坚持这个观点。为什么在这次会议上他还讲这个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讽刺，这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在中南组，李作鹏说得更露骨：“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反对在宪法上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可是有的人想往下吹。”

　　叶群的发言异乎寻常的强硬：“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得多、懂得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全面开花的战术使得出席会议的代表都激动起来，他们不明真相，纷纷发言拥护在新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这一章。本来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十分清楚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立场，但是一时激动，在华北组发言中也拥护林彪的讲话，说：“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在讨论修改宪法时，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这是中央办公厅和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

　　全会第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刊载了陈伯达、汪东兴的发言内容。在会议上引起较大反响。24日以后，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代表所在省、市、自治区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和林彪，表示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这是林彪的精心设计。他企图通过突然袭击和全面开花的方式，造成庞大的声势，逼毛泽东就范。毛泽东对此非常恼火，他感受到了他亲密战友咄咄逼人的锋芒和呼风唤雨的能量。从25日上午开始，他陆续找人谈话。

　　首先被找的是汪东兴。

　　毛泽东问：“你看到六号简报了吗?”

　　汪东兴回答：“刚看到。”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已经来过了，他们说六号简报影响很大。”说着说着，毛泽东就发了火：“你汪主任不了解本人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

　　汪东兴回答：“我听陈伯达发言说，有人听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就高兴得手舞足蹈了，我很气愤。在群众讨论修改宪法时，都拥护你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严肃地说：“不当国家主席，就不代表群众了吗?你强调群众拥护，难道我不当，群众就不拥护了?我就不代表群众了?”

　　毛泽东又找许世友谈话，握手时，问他：“你看，我这个手凉不凉?”

　　粗旷少文的许世友没有听出其中的潜台词，实话实说：“凉。”

　　毛泽东说：“你们让我多活几年多好啊!不要让我当国家主席了!”

　　接着毛泽东又分别与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进行了谈话。下午2时左右，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以毋容置疑的语气宣布：“刚才，政治局常委商量，认为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决定收回六号简报。”会议作出四项决定：

　　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

　　二、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

　　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

　　四、陈伯达的发言违背了九大方针。

　　政治局会议结束前，毛泽东意犹未尽，望着林彪、陈伯达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林彪，我劝你也不要当。”

　　在毛泽东的霹雳神威下，林彪无计可施，很不自然地说：“我不主张设，我也不当。坚决拥护毛主席。”

　　8月26日和27日，周恩来、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吴法宪在28日晚将谈话情况报告给林彪。林彪说：“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此后，叶群连续几次打电话给吴法宪，打气道：“你不要紧张，还有林彪、黄永胜在嘛!只要不牵扯到林彪、黄永胜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

　　8月31日，毛泽东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在公开印发全体代表之前，毛泽东先派人送给林彪过目，单从信件的语气而言，两人的关系依然是亲密无间。毛泽东将怒火都发泄到了陈伯达的身上，他在信中写道：

　　“这个材料(指《我的一点意见》)所附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的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来说，够条件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好，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止转动，我看大概不会。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人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的多少忙。我是说主要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的先验论，还是唯物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了。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马克思主义，而其实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泽东采取的是“批陈保林”的策略。

　　毛泽东清楚，陈伯达只是林彪的一个炮筒，但是他还是准备用善意来感化林彪，就像历史上多次宽容林彪的错误一样。毛泽东在一次与汪东兴的谈话中透露了这种心理。他说：“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次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了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称天才。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林彪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这次庐山会议，只提出了陈伯达的问题，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

　　9月1日，中央政治局和各大组召集人开会，毛泽东严肃地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作自我批评、检查。”他依然表现出对林彪的信任，要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这些人开会，听他们的检查。

　　9月6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终于闭幕了，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在闭幕式上，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强调了团结问题：“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