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史实?解释?规律 -- XueLing

文章来源：故乡 　发布日期： 2003年8月27日

史实?解释?规律

庞卓恒

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让史料说话”，根据史料把历史事实的来龙去脉叙述清楚，无需对史实作解释。因为任何解释都只是解释者自己的主观认识，都会损害历史的客观性。但对此持异议者却指出，史料本身不可能“说话”，对任何史实来龙去脉的叙述都是叙事人对史实的解释。例如，司马迁叙述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经过，说到李斯奏称“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于是秦始皇下令焚书坑儒。谁能否认，这一叙述本身就包含着“李斯的奏折是秦始皇决定焚书坑儒的一个原因”这样一种解释呢？显然由于这后一种说法更有说服力，现在还信奉前一种说法的人似乎不多了。

解释就是说出理由。要说出理由，就需要某种理论，这也是当今许多西方史家都具有的共识。那么，需要什么样的理论呢？许多西方史家认为，不需要什么大理论，只需“常理”（truism）就够了。所谓“常理”，也就是“人总要趋利避害”之类的“不言而喻”之理。例如，诺曼底的威廉在1066年征服英格兰后，本来有足够的实力趁势征服苏格兰，为什么不去征服呢？就因为第一，他已经有了足够多的土地分封他的附庸；第二，苏格兰王马尔科姆已经向他宣誓效忠，不必再担心他骚扰英格兰。既如此，就没有劳师远征的必要了。可是，这样的“常理”解释力显然十分脆弱。因为它不能说明，威廉和他的附庸为什么就不需要更多的土地呢？或者说，他们需要土地的最大限度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威廉又凭什么相信马尔科姆不会背弃效忠誓言呢？

科学哲学家亨普耳显然对诸如此类的“常理”解释大不以为然。他为此专门写了一篇题为《普遍规律在历史学中的作用》的著名文章，阐述他的见解（该文的中译文载《哲学译丛》1987年第4期）。他不但认为任何历史学家都不可能避免运用诸如“因此”、“所以”之类的词语对他所叙述的历史事实做出某种解释，而且认为任何的解释背后都隐藏着叙述――解释者的某种“普遍规律假设”；问题在于，由于他们自己往往没有意识到那些词语背后隐含着某种普遍假设，更没有自觉地去审视那些隐含的假设是否可靠，就不知不觉地让那些假设深深地掩埋在“因此”、“所以”之类的“不言而喻”的“墓石”下面了。一旦打开“墓石”，让那些隐藏着的“普遍假设”露出原形，就会发现那些假设和相应的解释是没有根据的或完全不能接受的。因此，亨普耳主张历史学家应该像自然科学家那样，自觉地运用具有逻辑严密性的“普遍规律假设”去对历史事实做出解释。但他又认为，那样的普遍规律是很难确切地界定的。例如，如果用大部分人对现状的不满来解释一场特定的革命，显然在这个解释中假定了一条“大多数人的不满引起革命”的“普遍规律”，但很难阐明不满必须达到何种程度才会爆发革命。可见，亨普耳未能解决他自己提出的问题。

类似的问题在我国学者中也是久议未决。例如，不少学者认为，历史学的解释不需要讲述普遍规律的宏观理论，只要运用“中观理论”就够了。什么是“中观理论”呢？例如为解释中国封建社会延续时间比西欧漫长的原因，人们提出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导致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理论。按照这种理论，中国由于秦汉时期就开始实行地主土地所有制，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商人积攒了足够的钱就买土地，进行封建剥削，使商业资本难于转化成为产业资本，由此导致封建剥削制度长期延续。这似乎应该算一种“中观理论”。可是它不能解释为什么西欧恰恰是在土地买卖兴起后，一些商人购买土地来雇工耕种，发展资本主义的农场经营，从而促进封建制度的解体。为什么中国商人买了土地不用来经营资本主义农场，却出租收取封建地租呢？再如，人们曾提出秦汉以来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及其推行的重农抑商政策是导致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但这种理论同样不能解释为什么西欧恰恰是封建专制政权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促进了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中国的封建专制政权却发挥了相反的作用？

从哪里找出路呢？看来还得求助于普遍规律。如今一提起普遍规律，一些人就厌烦。究其原因，主要是以往讲的普遍规律并非“普遍”，却又要人们普遍地用它来解释历史，否则就要承受某种有形或无形的压力。例如，过去有的学者曾对所谓“五种生产方式依次更迭的普遍规律”提出异议，结果遭到政治上的打击。但现在越来越清楚，西方经历过的那种奴隶制和农奴制，大多数非西方国家都未曾经历过。对此，马克思早已指出过，而且现在的历史研究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既然如此，怎能说那是“普遍规律”呢？其实，唯物史观揭示的普遍规律根本不是什么一切民族都要遵循某种统一模式的规律，而是阐明人们谋求生存和发展的生产活动和由此而来的生产能力的发展必然要推动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这个发展过程自然要呈现出一些从低级向高级推进的阶段，但各个民族经历的发展阶段的具体形态不可能是一样的，因为各个民族是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条件下生存的。因此，以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生产能力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具体状况为依归，就比任何似是而非的“常理”或“中观理论”更能清晰地阐明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地区差异，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