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这都是我们晋朝先祖们玩剩下的东西。 -- 妥协

一 五石散

　　王戎是西晋的一位大大的名士，名列“竹林七贤”之中，在当时也是士族中的领袖人物之一。但要说他“贤”在哪里，却非常难讲。他身上最鲜明的特点就是贪财。他的庄园水磨，据说是“周遍天下”，但他一位从侄结婚的时候，他大方地送了一件单衣，婚礼完毕之后，又心疼起来，火烧火燎的，不拿回来估计心脏病都要发作了，就又厚着脸皮跑去要了回来。对儿女他也并不大方。他女儿成家后，有次问他借了几万钱。几万钱对于王戎，可能也就跟我兜里的几块钱差不多。可他就惦记上了，天天盼着还，可女儿就是没送钱来。后来女儿回家探望，他就脸色很难看。女儿马上掏出钱来还他，王戎“然后乃欢”。他家买的李子他都要让人一个一个把核都给钻破，怕有人把他家的李子种给偷了去。

　　这样的一个财迷有一个特长，就是会聊天，说起话来，言辞颇为动人。在魏晋士人看来，这就够了。再加上他出身于一流门第——琅邪王家，所以这个名士，王戎就做定了。

　　王戎也碰到过危险时刻。西晋晚期，几个王爷带着兵互相砍杀，打成一锅粥。齐王冏一度控制洛阳，另一个王爷河间王要组织联军讨伐齐王。齐王司马冏召集会议，讨论对敌策略。王戎当时担任尚书令的高官，级别相当于副总理级别。他在会上侃侃而谈：“人家带兵百万，势不可挡。我建议你退休回家，安享天年。急流勇退，放弃权力，当真是万全之道。”司马冏的谋士勃然大怒，说：“汉、魏以来，有一个退休的王爷能活命的么？我建议把出这个坏主意的家伙处死示众。”所有在场官员非常震惊。王戎听了以后，表示要上厕所。王戎不在的时候，司马冏对谋士的建议正做认真考虑，就忽然听见有人叫唤起来了：“了不得了了不得了，王大人掉茅坑里头了！”大家让人把王戎捞起来以后，把这位浑身恶臭的王大人送回府第。王大人声称自己是“药发”，才会失足跌入茅坑。一通混乱下来，让王戎逃得一命。后来，司马冏被杀死了，王戎还活着。

　　王戎所说的“药发”是怎么回事？“药发”为什么会掉到茅坑里呢？这是一个问题。

　　关于王戎，还有一个问题。古代人最注重守孝。父母死了，做儿子的几年之内都不能再担任官职。守孝期间，孝子要痛哭流涕，不吃肉不喝酒，更不能穿好衣服。王戎的母亲去世的时候，他却不遵守这些规矩，又喝酒又吃肉，但是这些酒肉似乎于他却无多少滋补，他容貌憔悴，身体虚弱，要拿着拐杖才能行走。当时另一个官员和峤也在守孝，他完全遵守一切规矩，吃米饭都要称好再吃，怕超过孝子的饮食标准。但是，大家却认为王戎比他更孝顺。皇帝对大臣说：“和峤守孝时过于刻苦，让人担忧。”大臣却回答说：“和峤克扣自己饮食起居，却只是“生孝”，王戎却是“死孝”，我认为真正值得担心的，是王戎。”为什么王戎守孝期间吃肉喝酒，却能得到大家的理解，称他为真正的孝子呢？这又是一个问题。

　　要解释这两个问题，就要谈到晋朝的一种很古怪的文化风尚了。

　　这种风尚就是服用一种有毒的药物——五石散。现在大家一说到毒品，马上想到鸦片，觉得好象在鸦片之前，中国人从来没有服用毒品的历史。其实这是不对的。晋朝时候，上流社会就曾大规模服用毒品。因为我们可以有把握的说，五石散对人体的损害绝不在鸦片之下，把它划成毒品一点都不亏。

　　所谓“五石散”，是一种中药散剂。它的主要成分是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此外还有一些辅料。这种散剂据说是张仲景发明的，张仲景发明这个药方，是给伤寒病人吃的，因为这个散剂性子燥热，对伤寒病人有一些补益。但是到了魏晋，上流社会的士人没有伤寒，也都都开始吃将起来。此时的配方和张仲景原始药方已经有了一些调整，但主要成分没有变化。

　　这种药吃到肚子里以后，要仔细调理，非常麻烦。首先，服散后一定不能静卧，而要走路。所以魏晋名士最喜欢散步，称之为“行散”，其实这并不是他们格外喜爱锻炼身体，而是因为偷懒躺下就性命不保的缘故。除了走路，饮食着装上也要格外注意。服散之后全身发烧，之后变冷，症状颇象轻度的疟疾。但他们发冷时倘若吃热东西穿厚衣物，那就非死不可了。一定要穿穿薄衣，吃冷东西，以凉水浇注身体。所以五石散又名“寒食散”。按照书上的说法，就是““寒衣、寒饮、寒食、寒卧，极寒益善”。冻出肺炎来，那是你散发的好。

　　但是有一样例外，就是喝酒。一定要喝热酒，而且酒还要好要醇。五石散对酒非常挑剔，不要说甲醇兑的酒，就是一般的劣酒，它也会有激烈反映。而且还服散之后还不能不吃东西，一定要大量进食，“ 食不厌多”。

　　总之，吃散之后，一定要散步，大量吃冷东西，喝热酒，穿薄衣服，洗凉水澡。

五石散还是时装之敌。服药之后，人的皮肤特别敏感，很容易被磨破。新衣服比较硬，所以魏晋名士大多痛恨新衣服，而喜欢穿柔软的破旧的、没有浆洗过的衣衫，一副很艰苦朴素的样子。比如东晋的大将军桓温，就受不了新衣服。他倒不是希望死后有人收集他的衣物，搞个“桓大将军艰苦朴素生活作风展”，而是实在无法忍受硬邦邦的新衣服。有一次，他早上起来穿衣服，妻子故意让人给他送去新衣服。桓温看了以后勃然大怒，让人赶快拿走。他妻子就说：“衣服不穿，怎么会变旧呢？”桓温哈哈大笑，穿上了新衣。可以料想到的是，桓温不会热中于采购时装。

　　衣服不仅要旧，而且还要宽大，省得它磨皮肤。鞋子最好也别穿，要穿就穿木屐，以减小和皮肤的接触面积。鲁迅先生就说过：“我们看晋人的画象和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

　　这些破旧的衣服轻易不得浆洗。王朔小说里有个人物就说自己的棉袄一辈子没洗过，“穿上去可暖和了”，魏晋名士倒不是贪图暖和，而是因为浆洗过的衣服太硬，他们受不了。这些经年累月不洗的衣服里头就会滋生虱子。所以你看那些名士高雅得无以名状，一副活神仙模样，为现代小资所万万不及。比如王恭(后来在夺权斗争中兵败被杀)，披宽大的鹤氅裘，于小雪时节乘肩舆而行，望见的人觉得简直帅呆了，称其为“神仙中人”，但你要是剥了这位神仙中人的鹤氅裘，多半会发现他虱子满身爬。

　　在魏晋时代，一边谈天，一边把手伸到衣服里头捉虱子，都被认为是雅致的事情。中世纪的苦行僧推崇虱子，说它是“上帝的珍珠”，这个说法魏晋名士听了一定会赞同。有些名士见来了客人也浑然不管，只顾光了膀子在身上捡拾“上帝的珍珠”，活像《阿Q正传》里王胡的光景，但客人也不生气，要是对这么高雅的事情生气，只能说明自己庸俗。至于为什么高雅，我没想明白，但我觉得要是那些士人服药后，必须爬着走路，估计爬行也会被认为是雅到极至的事情吧。

　　服药还不仅仅是给生活带来某些不便的问题。如果梢有不慎，某个环节出了差错，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东晋名士皇甫谧描在服药后，排解不当，落下了一身重病。他说自己承受了可怕的痛苦：“浑身燥热，五内如焚，在隆冬季节，光着身子吃冰，夏天就更加难以忍受，象得了疟疾伤寒一样，身体浮肿，四肢酸痛，只能放声哀号。”他实在忍受不了，要拿着刀自杀，叔母苦苦劝阻，才活了下来。

　　皇甫谧说道：“许多人发散失误，死于非命。我的族弟，痛苦得舌头都陷入喉咙之中。东海人王良夫，痈深深陷入后背，陇西辛昌绪，脊肉完全溃烂，蜀郡的赵公烈，中表亲戚里有六人因此而死。这都是服用寒食散造成的，我虽然还活着，但也是苟延残喘，遗人笑柄。”

　　服药如此麻烦，又如此危险，但为什么能风靡晋朝的上流社会呢？得到后来，五石散在上流社会里风行的程度，不减于清末的鸦片。只是由于五石散本身的昂贵，以及调理的烦琐，所以没有渗透到民间。这也是晋朝百姓祖上有德，免此一劫。五石散之流行，自然有它的道理。五石散服下后，确实对人能产生奇妙的反应。

首先，五石散有一种类似摇头丸的功用。服药后，人体忽而发冷，忽而发热，肉体确实暂时陷入一种莫名的苦痛中，然而精神却可以进入一种恍惚和忘我的境界之中。世俗的烦扰，内心的迷惘，都可以被忘怀，剩下的是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在这样的时刻，可以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局牖，八荒为庭衢”，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什么都不配拘束自己，只有膨胀的自我意识，任意所之。简而言之，有点类似于喝醉酒，也许在生理上面和醉酒有所不同，但同样是精神麻醉。

　　处于这种精神状态的人，大家多少会比较宽容。说了一些出格的话，做了一些出格的事，也都得到谅解。和迷迷糊糊的人较什么真呢？当然，有人可能会抗议，说：“你怎么知道这样是迷糊？你怎么知道你的日常生活不是迷糊，而此刻倒是清醒呢？”，对于这样有哲理的问题，我只能建议提问者自己动起手来，配一剂吃吃，看看到底是迷糊呢还是清醒。

　　知道了五石散的情况，我们就能回答前面关于王戎的两个问题了。

　　首先，王戎大放厥词，建议司马冏束手待毙，很容易让司马冏以为他立场动摇，有叛变投降的嫌疑。事实上司马冏已经在认真考虑要不要把他处死。但是王戎后来跌进茅坑，显出精神恍惚的症状，他的发言就可以被认为是服药后说的胡话，被轻轻放过。

　　其次，王戎居丧期间，心情确实悲痛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至形销骨立。也因此被人称为“死孝”，但是他长期服用五石散，一定要饮酒吃肉，也必须饱食，捱不得饿，否则就很容易有性命之虞。当时的士人也完全能理解他的苦衷，没有用守孝的礼节来要求他。

　　按照当时人士的看法，五石散不仅能起摇头丸之功效，还是一剂延年益寿之宝药。南北朝之名医秦承祖曾高度评价五石散，说它是“制作之英华，群方之领袖”，吃了虽然不能腾云驾雾，脱胎换骨，但确实能延年益寿，功效广大。西晋的另一位医生宋尚甚至断言说五石散保治百病，实在是仙丹一样的东西。光着身子吃冰的皇甫谧听了他的言论，一定会怒火中烧，要求治他个妖言惑众之罪。

　　从现代医学的观点来看，五石散自然不是什么保治百病的灵药。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它确实有壮阳之功效。所以，仅仅用摇头丸比拟，尚不足以概括五石散之功用。它同时还兼有伟哥之用。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考察一下五石散中主要原料的药效：

　石钟乳：功效：温肺气，壮元阳，下乳汁。主治：治虚劳喘咳，阳痿，腰脚冷痹，乳汁不通等。

　　白石英：功效：温肺肾，安心神，利小便。主治：治肺寒咳喘，阳痿，惊悸善忘，小便不利等。

　　石硫磺：功效：壮阳，杀虫。主治：内服治阳痿，虚寒泻痢，大便冷秘。

　　赤石脂：功效：涩肠，收敛止血，收湿敛疮，生肌。主治：治遗精，久泻，便血，脱肛，崩漏，带下，溃疡不敛等。

　　紫石英：功效：镇心，安神，降逆气，暖子宫。主治：治虚劳惊悸，咳逆上气，妇女血海虚寒，不孕。

　　从药效里可以看出，除了紫石英用于“暖子宫”之外，其他四种均有壮阳之用。那些魏晋士人无子宫可暖，所图为何，昭然若揭。

服用五石散的始作俑者何晏是个小帅哥，脸色白皙，自恋成癖，终日粉饼不离手，随手补妆，同时还是镜子的好朋友。他娶了魏朝公主，身为驸马，依旧不肯本分做人，四处搞女人，好色之心，无可抑制。他首先服用五石散，据说就是因为它的壮阳之用。否则他白面书生一个，擅长的是搽着粉谈天说地，绝非体力运动的健将，确也无从应付众多女人。他自称服用了五石散以后，身体大大好转，“神明开朗”。皇甫谧则如此说道：“何晏耽爱女色，开始服用五石散，马上体力转强。这一下可轰动了京城，大家争相服用。多年的烦恼，一下子就解决了。”文中含义至为明显，“大家”“多年的烦恼”究竟是什么，即便是纯洁如我者，也即刻猜出。当年的伟哥本是治疗心脏病的药，忽然被发现有壮阳之用，给了大家一个惊喜，马上销量狂增。五石散的情形与此恰同，它原本也不是壮阳药，只是经过肯为天下先的何晏改进，居然可以解决“多年的烦恼”，所以才一下子占据了晋朝广大的医药市场。

　　更有人推测说，五石散吃了以后肌肤发热，不可穿厚硬衣物，可见皮肤的敏感程度必然提高，性接触的时候可以增强快感，这个说法没有确凿证据，此处先置而不论。

　　虽然难言之隐，一服了之，但是瘦弱之身，只靠猛吃壮阳药，终究不是滋养身体的好办法。用现在的话来说，“在道上混，总是要还的”。相面者对后来何晏的评价是：“魂不守宅，血不华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谓之鬼幽。鬼幽者为火所烧。”一个小帅哥最后落到“容若槁木”的光景，不怪五石散又能怪谁呢？

二 狂放与性爱

　　魏晋士人猛吃摇头丸和伟哥二合一的双料猛药，又兼之多半嗜酒如命(见《不离日用常行外》一章)，在药与酒的刺激之下，做出了众多怪异之举，绝不是现在的新新人类所能比肩。中国有史以来，从没有一个朝代的上流阶层象魏晋时代那样贴近于西方嬉皮士的。

　　东晋的名士王忱，出身于琅邪王家，声名显赫，更做到过荆州刺史的头等要紧职位。但就是这么一个高官，其举动之荒诞，即便朋克乐队成员也会瞠目结舌。此人的老丈人的亲人死了。他带着朋友前去吊丧。老丈人正在痛哭流涕，而他居然和十几个朋友一起脱的精赤条条，披散着头发，闯了进去。十几个人绕着王忱的老丈人走了三圈。该老丈人正在伤心之际，忽然见以女婿为首的十几个光腚饶着自己转圈，其惊惧气愤可想而知。

　　王忱的行为属于荒诞狂放，而周(岂页)的行为则简直只能用兽欲勃发来形容。周(岂页)是东晋初年的高官，位居尚书仆射(总理级别)之职。当时的大将军王敦非常忌惮他，一看见他就紧张，一紧张就出汗。只要碰见周(岂页)，哪怕是冬天，王敦也要拿着扇子猛扇。后来王敦军变成功，将其处死。周(岂页)死前，破口大骂，叫着：“老天有眼，快杀王敦啊！”押解他的人用戟戳他的嘴，血从他嘴里一直流到脚，周(岂页)依旧神色不变，可见此人不是个平庸之辈。

　　就是这个慷慨激昂的周(岂页)，却做过荒唐之及的事情。尚书纪瞻邀请朝廷要员们到家里做客，席间叫出自己的宠妾出来给大家表演歌舞。别人看看歌舞，称赞几句也就罢了，可是周(岂页)居然淫心大动，众目睽睽之下，忽然脱了衣服，露出生殖器，当着人家丈夫的面，冲上去就要强奸这个女人。众人一看，这还了得？当下一起死死把他按住，这才没有得逞。这种死不要脸的行径，若非在酒与药的双重作用下，恐不大会出现。

　　魏晋时期，士人行为的这种荒诞，自然并不仅仅是五石散和酒的作用。这种行为更多的是一种犬儒主义与自我放纵的混合变种，五石散和酒只是将其释放的一个由头。很多人是以酒以药盖脸而已，真正驱动他们的，更是他们骚动狂放的心灵。儒家的礼教已经被搁置一边，生与死的匆匆变换又见识的太多，又有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呢？又有什么是被禁止的呢？这些士人物质上的满足可以如此轻易的得到，心灵却又处于如此广阔的空间。自我被释放了，却又无处依托，就在广袤天地间随意游荡。有人在灵魂深处为自己寻觅到家园，有人则完全迷失。

　　这是一个审美压倒了伦理的年代。这也是一个自由而迷惑的年代。 在这个背景之下，就有了各种各样特异的行为。这种行为有的时候也可以很可爱。比如阮籍，他经常和邻家酒铺的女掌柜一起喝酒，喝醉了就躺在她身边。做丈夫的开始很怀疑，观察了很久，发现阮籍确实没有任何不轨，就没有干涉。阮籍的心胸，确实不是何晏之流可以比拟。

　　但有时，这种特异行为就可以变的及其下流。就象我们的周仆射的举动。在晋朝，还有不少这样的下流坯。西晋时期，许多贵族子弟经常举办性聚会。他们在一起脱光了衣服喝酒，然后就各自和妾侍性交，互相观摩。

　　不过，那种性交party放到当时的社交大环境里看，却也是其来有自。晋朝人交往时相当随便亲昵，而对男女之防也不大看重。炼丹家葛洪性格严肃，对当时的一些习气非常气愤，发表了若干评论。他的这些评论为我们纪录了当时的社交风气。根据葛洪的说法，宾客相见，也不互道寒温。客人一进来就喊”老奴在哪儿？”，主人就马上回答：“你这老狗来了？”不这么打招呼的，大家都说他古板，不和他来往。招呼打完了，下面就是聚会。聚会上，有人当众洗脚，有人就地撒尿。这些人对男女之嫌也不顾忌，往往就直接往人家内室闯，恣意欣赏人家的妻妾，嘴里还要对她们的身段和脸蛋大加评论，全无尊重之意。有些姬妾躲起来，这些人居然公然搜索，发现了就拖出来观看。主人虽然难堪，但当时习气如此，如果加以阻挡，倒显得自己小气。性交party只是这种聚会的加强版。这些硬拉女人出来品评的男人固然下作，但确也说明当时的性观念确实宽松。

　　我们自然很难相信当时的社交礼节都是这样，但葛洪的说法肯定也不是向壁空造。这里还有一个例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时的风气。王戎有一次去到他女儿女婿家看望，(就是向他借钱，久不归还，让王戎大光其火的那一对)去的绝早，人家还在卧室里睡觉呢。他就直接往卧室里闯，把女儿女婿堵在被窝里，其用意我不是很能理解。女儿女婿看王戎守着床头，兴致盎然地看着他俩，也不尴尬。女儿从北面下床，女婿从南面下床，就地接待王戎，脸色平静无异。如此的情形，即便在现代人看来，也会觉得颇为怪异，认为这个老丈人太不正经。依此来推断，葛洪的说法想来也还可靠。

有人认为这种性交party是古代的性解放，其实这和真正的性解放运动完全不是一回事情。那些妾侍是否愿意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他们奸淫，这在他们眼里，根本就不是问题。在不平等地位下的性party，不过是一种赤裸裸的性凌辱而已。

　　主人对奴隶、姬妾有完全的支配权，那些贵族子弟自可籍此权力完全实现自己的性幻想，而不必顾忌对方的感受。石崇家里广有妾侍，他把沉香屑弄成粉末一样，厚厚地撒在床上，当成土制的体重计，然后让他宠爱的姬妾在床上走，足迹比较轻的，石崇就赏赐给真珠，足迹比较重的，石崇就下令少给她们吃的，强迫减肥。很明显，石崇喜欢比较骨感的女性，就强迫女人迎合自己的趣味。他的性审美趋向和现在人确实颇为吻合，但他的举动，完全是无视对方意愿的霸道行径。

　　所以，当我们我们拿性解放来比附贵族少年的“对弄婢妾”，拿女士减肥比附石崇的“沉香屑”的时候，我们始终要记得一点：在一个传统的等级社会里，这一切都被涂抹上屈辱与暴虐的色彩。

　　除了壮阳的药品以外，晋朝士人还可以借助房中术来提高性质量。房中术在魏晋时期大行其道，比如曹操就很肯虚心学习这门学问。他的儿子曹丕更声称当时各个阶层的人都热中此道，勤学苦练。连太监都不肯落后，身残志坚，也坚持学习。

　　但是从现在观点来看，当时房中术的理论基础实在是太奇怪了。几乎所有的房中术都认为性技巧的根本在于“还精补脑”，就是说忍精不射，就可以补脑子。根据葛洪的说法，当时的房中术的流派有十几家，“或以补救损伤，或以攻治众病，或以采阴益阳，或以增年延寿，”但是他们的主旨都是还精补脑。葛洪用动人的言辞描述了还精补脑的好处，“却走马以补脑，还阴丹以朱肠，采玉液于金池，引三五于华梁，”能让人延年益寿。但是，不管葛洪说的如何动人，大家如果真都去“还精补脑”，得前列腺炎的时间一定至少会提前十年。估计当时人也未必真都严格依此而行，多半还是暂时忍精，以延长性交时间，增强快感。

　　葛洪之后的另一个道教大师陶洪景也强调了忍精的重要性，他高屋建瓴地指出：“精少就会得病，精尽就会人亡。所以，不可不忍，不可不慎。”所以一定要“闭精锁关”。至于具体做法，他提出了许多“御女术”以供大家学习。他认为，男人如果忍精不泄，就可以从女人那里吸取阴气来滋补身体。如果一次只和一个女人性交，那吸取的阴气微不足道，还不足以弥补性交中丧失的阳气，收支表远不能平衡。所以，性交过程中应该不断换人，但如果一次和十二个女人性交而不泻精，利润就很客观了，长期坚持可以青春常驻。如果一次和九十三个女人性交而不泻精，那就可寿至万年。

这简直是一个混蛋理论。它的荒唐可笑显而易见，它的卑鄙野蛮则更让人发指。这种理论把女性当作一个榨取性利润的工具，以迎合猥琐自私的男人最荒唐的幻想。没有人在乎那些被“御”之女的感受。古代的贵人有多多占有女性的本能，又希图从这种性行为中为自己牟取好处，就拿这种混蛋理论来聊以自慰。性交中不断更换身下的女性，这实在是对女性野蛮透顶的侮辱。有人居然把这种御女术当作中国古代性科学发达之征兆，其实这无非是古代性堕落之征兆而已。那些依法而行的贵人并没有寿至万年，多半倒是会落个西门庆的下场，想到这个，多少能使人得到一点欣慰之感。

　　但是在这些可耻的御女术和暴虐的性聚会之外，更多的还是健康清新的自由性爱。魏晋毕竟是一个搁置了礼教，重新返回内心寻觅自我的时代。有人寻觅到了自我的兽性，但确也有人发现了世界的美好。

　　两晋南北朝残留下大量民歌乐府，这些诗歌和王洛宾收集的西部情歌颇为仿佛，里面描画的是甜蜜的性爱，男女的欢悦以及坚贞的爱情。这些乐府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从中我们能看到那些古代的情爱。下面摘录几首：

　　晋初孙绰所做的乐府诗《情人碧玉歌》里以女子的口吻描写处女的第一次性行为，云收雨复后女子欢悦 “颠倒”的感觉：

　　碧玉破瓜时，郎为情颠倒。芙蓉陵霜荣，秋容故尚好。

　　碧玉破瓜时，相为情颠倒。感郎不羞郎，回身就郎抱。

　　又有用含蓄笔法道出的性爱：

　　开窗秋月光，灭烛解罗裙，含笑帷幌里，举体兰蕙香。

　　《读曲歌》中又描写了男女欢爱留恋，不愿从温柔乡中抽身：

　　打杀长鸣鸡，弹去乌臼鸟，愿得连冥不复曙，一年都一晓。

　　这些诗中的女子都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能在男欢女爱的好合中得到愉悦。她们不是性聚会中被当作道具使用的木偶，也不是供男人做性压榨的屈辱傀儡。她们是有着肉体快感有着爱恋情愫的女人。在这里，性爱是互动互娱的生命之歌。在没有污秽沾染它的时候，它本该就是如此。

三 让我用冰冷的身体来拥抱你

　　名士荀粲是一个特立独行之士，曾公然宣称儒家的六经典籍不过是圣人之糠秕，在当时的叛逆青年中是一个领军人物。这样一个愤青却有一颗敏感细腻的心灵。他娶了将军曹洪的女儿，婚后和她情好欢爱，琴瑟和谐。史书声称，荀粲和妻子“专房欢宴”，把感情完全倾注在妻子一人身上。后来，这位著名的美人得了重病，高烧不退。荀粲焦急之情无法抑制。他把衣服脱掉，大冬天里跑到院子里，把自己冻的浑身冰凉，然后再回去抱着妻子的身体给她降温。我们当然知道，他这样做是荒唐的，他完全有其他办法降温，但荀粲无非是想分担妻子的痛苦，这对妻子也许于事无补，但对荀粲却是一种安慰。

　　但是妻子依旧去世了。荀粲无法从悲痛中自拔，一年之后，也撒手人寰。荀粲以前曾说过：“你们所说的妇德我毫不看重，我要的只是她们的美貌”。但当他丧偶之后，看到他无法自制的悲痛，有朋友对他说：“以你的身世，以你的才华，再找一个美女又有何难？” 荀粲的回答是：“佳人难再得。” 荀粲失落的不是美女，而是爱情。那些风流自赏、放纵恣睢的古代文人涂抹了万千艳情文字，竟及不得荀粲的一个简短回答。

　　另一个叫王祥的名士也曾经在冬天挨过冻，但其旨趣与荀粲大异其径。王祥的母亲死得早，他的继母象所有古代传说里的继母一样，是个坏女人。她想尽一切办法来欺负王祥。有一年冬天，她就丧心病狂地提出要吃鲤鱼。王祥没有本领既有拿凿子去凿冰，也没有烧点开水去浇化冰面，而是脱光了衣服躺在冰面上，想把冰烘化了。然后冰就果然就自行融化，两条鲤鱼自己跳了出来，扑入王祥怀中。这当然是一个明显胡说八道的故事。传说中无条件服从恶毒继母的王祥，被视为做人的楷模，名列二十四孝图，供后人学习瞻仰。王祥赤身躺在冰上捉鲤鱼，被高度表扬；荀粲在冬天冻自己给妻子降温，在当时却遭到了嘲笑。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先人们是如何品评人们的行为的。

　　严肃正经的夫妻当然也有。比如西晋的太尉何曾，他和自己老婆一年不过见三四次面。每次见面都象接见外宾一样隆重。何曾打扮整齐，何夫人也穿上凤冠霞帔，俩人面对面的坐好，互相敬酒，祝对方长寿。表达完自己美好祝愿之后，就各自退席，然后就几个月不见面。我想何曾的老婆要是发烧，何曾应该会到床前慰问：“祝夫人身体早日康复！”，然后就出门该干啥干啥去了。这样的夫妻，得到了史书的表扬，称赞何家“闺门整肃”。

　　但魏晋士族的女性，已经开始颠覆整肃的闺门了。很多女性，尤其是贵族女性，有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她们明白了爱情的美妙，明白了情爱是值得向往值得追求的。

韩寿偷香的故事就颇有意味。西晋的头号重臣贾充，有一个叫贾午的小女儿。贾充在家中宴请属下官员的时候，贾午从幕帐之后偷看，忽然发现里面有一个小帅哥，英姿飒爽，眉目俊秀，当下颇为心动。回到内室后她向丫鬟们打听那小帅哥是谁，可巧有个丫头知道那人叫韩寿，是自己以前的主人。贾午“发大感想”，做梦都梦见韩寿。这个丫鬟就前往韩寿家，做起了女说客。她对韩寿说自己的女主人如何如何艳丽动人，又如何如何对韩寿一往情深，韩寿又如何如何“潇洒帅哥，淑女好俅”。韩寿听了以后，情绪非常激动，觉得要是不采取行动，妄称了“帅哥”二字。当下这个丫鬟就来往于贾午和韩寿之间，将偷情措施安排妥当。韩寿虽然是帅哥，但也是运动健将，敏捷过人。到了晚上，韩寿就到贾府，翻墙而过，在丫鬟的指引下，到贾午卧室之内，做起情爱之事。家里上上下下，都毫无察觉，只有贾充眼光比较敏锐，发现小女儿“悦畅异于往日”，不过也猜不透其中缘故。

　　事情被察觉起源于一种外国香料。当时西域向晋朝皇帝进贡一种奇特的香料，涂在人身上，一个月香味都不会散去。皇上视为奇宝，只将它赏赐过贾充和另一个高级官员两人而已。贾午也觉得这是个好东西，只有用在自己情郎身上才不算糟蹋，就将它私下送给了韩寿。韩寿少年心性，当即把它用将起来。韩寿浑身香喷喷地上班，引起了上司贾充的警惕。贾充提鼻子一闻，觉得这是西域香料的味儿。贾充的脑筋马上高度开动，联想到家里的香料，联想到女儿“异于往日”的悦畅，联想到韩寿的那张小白脸……贾充回家后马上展开了调查，发现自己的院墙有些问题。他把贾午身边的丫鬟捉来一通恫吓拷问，发现了自己女儿的小秘密。这件事情以喜剧结尾结束：贾充安排了女儿和韩寿的婚事。

　　得到爱情的不止荀粲与韩寿。那个掉进茅坑的王戎，他的妻子就喜欢用“卿”来称呼他。“卿”在古代，是上对下表示亲近的称呼，丈夫对妻子可以用“卿”，妻子对丈夫则应该用敬语。王戎对妻子的习惯不满意，说你这么乱叫不符合礼法。王夫人做出了动人的回答：“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就是说：我亲你爱你，才叫你“卿”，我不叫你“卿”，谁还有资格叫你“卿”？王戎对这样热情似火的回答，估计早已酥倒，哪里还有反对的气力？

　　这些有有着火热情怀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熠熠生辉。那个用冰凉的身体安慰妻子的男人，那个用奇香来装点自己情郎的女人，让我们理解到：在血与火、毒品与酒、傲慢与狂乱的年代里，中国并不是一无所得。它产生了这些知道什么是爱情的男男女女。

四 晋朝的偶像巨星

　　晋朝和现代社会在某些方面确有暗合之处，读晋朝历史，有时会让人感慨现在的流行风尚，往往也是“古已有之”，决不象新新人类自以为的那样是完全割断传统，自创天地。

　　比如晋代就有超级偶像。现代的刘德华、古巨基之流帅哥走到大街上，就能聚拢一帮人围观，站在台子上，就能引起小姑娘一片尖叫。在晋朝，这样的偶像巨星也不乏其人。

　　比如西晋有名的才子潘岳他不仅能用优美文体撰写奏章辞赋，更兼生就了一副好皮囊。他容貌俊美，身姿修长，有玉树临风之态，飘逸飒爽之姿。洛阳城里的女士虽然未必会去仔细阅读他华丽文字，但看他那曼妙风姿，就毫不犹豫地将其视为偶像巨星。当潘岳手持弹弓，周游于洛阳城中的时候，周围的女士往往蜂拥而至，而且见到偶像后情绪非常激动，手拉着手把这个帅小伙围在中间，向他温柔地抛掷新鲜水果。

　　潘岳此时的神态象来和戴个墨镜被粉丝们团团围住的明星相仿：几份矜持，几份自豪，又兼有少许紧张。不要再迷信什么古代女人都为礼法所拘，洛阳城的女士们就不信邪，她们大大方方地向自己的偶像投掷水果示爱。她们的情郎、丈夫，想来和现在男人想法接近：反正这些偶像高高在上，你再粉人家也够不着，不至于有出轨之虞，激动也是瞎激动，自可大度地容忍。

　　潘岳出门，往往满载新鲜水果而归。洛阳城中的另一位才子左思看潘岳如此受女人青睐，非常羡慕。他也打点出潘岳的模样，夹了个弹弓出游。但是左思很不不幸。左思长了个猪头。他固然也很有才华，写出来的文章不比潘岳差，但对于一个丑八怪来说，文笔好实在是太小的一个优点。洛阳城中的妇女并没有贪图他的心灵美，看到这个丑八怪居然模仿潘岳，纷纷怒火中烧。更有一群坏老太太一边嘴里喊着“长的丑不是你的错！但出来吓人就是你的不对了！”，一边冲上去啐他。左思“委顿而返”。

这些偶像很能反映社会的审美趋向。比如80年代的时候中国年轻人把高仓健当成偶像，流行装酷，一个个沉默寡言，做一脸坚毅壮，大家看了都说好，帅呆了。但这样的人在晋朝是吃不开的。晋朝流行的偶像普遍女性化，容貌秀丽，按照现在的说法都比较奶油相。而且这些偶像一般都比较嘴碎，爱说话，最喜爱的娱乐就是聊天。沉默寡言的黑脸汉子在晋朝可吃不开。

　　过去评书里称赞人的相貌往往说：“眼见此人天庭饱满，地角方圆，四方阔口，豹眼圆睁，鼻如悬胆，目似朗星。端的一个好相貌！”但对一个晋朝大众偶像，这么说就不客观了。就该改成：“眼见此人肤如凝脂，唇赛点朱，面似月下白玉，腰如风中杨柳，口嘘兰麝，体溢芳香，端的一个好皮囊！”这话用在貂禅身上，固然恰当，用在魏晋男偶像身上，也无不妥。

　　我这么说绝不是胡编乱造，空穴来风。晋张翰曾做过一首《周小史》，是如此赞美一个美丽少年的：“翩翩周生，婉娈幼童。年十有五，如日在东。香肤柔泽，素质参红。团辅圆颐，菡萏芙蓉。尔形既淑，尔服亦鲜。轻车随风，飞雾流烟。转侧绮靡，顾盼便妍。和颜善笑，美口善言。” 这是一个相当女性化的形象。这个周小史本身未必存在，很有可能是张翰按照自己理想杜撰出的一个美少年。

　　如果我们看看现在的电影电视，这样“香肤柔泽，素质参红”风格的帅哥也大有人在。周小史倘若活到现在，估计也能混进娱乐圈，当个偶像明星。这充分说明一千多年俩，人们的审美眼光的变化不象我们想像那么大。

　　魏晋人士非常看重人的相貌和风度，翻翻《晋书》，凡是提到名流，很少不提两句这人的容貌风采的。按照当时的评价标准，帅哥首先要白，最好比女的还白。比如王导的皮肤非常白皙，手拿白玉柄麈尾，手和玉看上去浑然一体，大家看了都很羡慕。称赞起男人，也往往说是“玉人”，以表扬他的白皙。许多玉人或者想当玉人的男人，就坚持在脸上抹粉。前面说的何晏，就是一个典型。抹粉的风气相当流行，按照当时的说法是这些男人“胡粉饰貌，搔头弄姿”。

　　有点体香也不错。比方前面的韩寿，就拿着情人馈赠的香料猛用，周身香喷喷的，觉得很潇洒。象韩寿这样的香男子绝非少数。比如说指挥淝水之战的大将军谢玄，年轻的时候也特别喜欢香料，天天手里拿个香囊。后来还是他叔叔谢安有些看不惯，但又不想当面训斥他，怕伤了他的自尊心，就和他赌博，把香囊给赢了过来，然后一把火烧了。看来代沟问题在晋朝也已经出现，而谢安的处理办法确实也比现在一般长辈做的好，否则一通猛训，谢玄也许就此成了一个问题青年也说不定。这些长辈年轻的时候也未必没荒唐过，谢玄的从伯父谢尚，年轻时候就特别喜欢穿花裤子，招摇过市，以为自己的样子酷毙了。谢尚就象谢玄一样，也是被叔伯们一顿纠正，才放弃了自己的嗜好。看来，自古以来，一代代的年轻人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如果能再柔弱几份，那就更妙了。晋朝人觉得男子如果能慵软无力，就能凭添三分优美。“弱不胜衣” 并非为女子所独擅，它也是帅哥的美德。

卫玠就是一个这样柔弱的美男子，在他身上集中了晋代美男偶像的一切重要特征：美貌、白皙、俊雅的谈吐以及淡淡的冷漠与哀伤。卫玠又在最灿烂的年华里死去，这使他在人们心目中似乎逃脱了岁月的网罗，永远是那个清秀俊美的青年。死的凑趣实在也是一个资本，倘若卫玠两鬓斑白，偻腰躬背之时才溘然辞世，他的形象也就会打个很大的折扣。

　　卫玠被晋朝人视为偶像的极致。直到多年以后，人们称赞人秀美的时候还以他为标准。卫玠很多年后，出过另外一个小帅哥杜乂，此人也是“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是神仙中人，飘逸洒脱那是不消说了。但是评价者说：“切，他怎么配和卫玠相比？！根本不是一个档次上的！”

　　卫玠出身于名门世家。祖父卫瓘乃是西晋权臣，还因为曾斩杀邓艾，在《三国演义》里亮过相。卫玠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出落的秀美动人。这个小少爷坐着敞棚车到洛阳市区闲逛的时候，看见他的人都感叹这孩子真是“玉人”，都招呼亲朋好友来夹道观摩，据《晋史》说：“观之者倾都。” 成人以后，更是饱受夸奖，有人说他象玉一样圆润，又有人说跟他走在一起，仿佛身边有一颗明珠，把自己映衬得象个猪头。

　　光是俊美，还不足以构成一个偶像性巨星。现在小帅哥要想成为大众偶像，总要会唱两嗓子才好，晋朝人不象现代人那样贪图流行歌曲，他们更喜欢凑一起聊天。所以晋朝的偶像一定要会夸夸而谈。卫玠就很会谈天，能说得非常动听。而且似乎有和别人畅谈人生哲理的瘾。但他身体非常虚弱，是古代病才子的典型，说话说多了都能病倒。他母亲为他的身体担忧，不许他和人随便聊天。碰到特别隆重的日子，大家凑在一起，恭请他破例发言，他俯顺众情，当当一通说，听众无不欢喜赞叹，歌迷们听刘德华现场演唱《忘情水》，其喜悦之情也无以逾之。名士琅邪王澄，也是个谈玄说道的高手，他听到卫玠一通通侃侃而谈，就当场“叹息绝倒”。

　　但卫玠命运却也充满坎坷，小小年纪就感受过生死变幻。祖父卫瓘由于卷入宫廷纠纷，被楚王带军杀入府中，男子被尽数诛戮。卫玠和他的一个哥哥当时凑巧住在医生家，才幸免于难。两天后楚王又被杀。卫瓘一家又被平反。但这已经挽回不了卫玠父兄的生命。卫玠喜怒不形于色，这也许就源于一夜之间与亲人阴阳永隔的经历，那是一种落落寡合的孤傲。

　　后来西晋沦亡，中原大地成了尸山血海。卫玠和母亲避难南下。经过一番展转，来到了建康城。这一下建康称可轰动了。这还了得？卫阶来了！就是那个帅的没法说，说起话来勾人魂的卫玠啊！建康城的粉丝集体出动，把卫阶围了个水泄不通。卫玠就在那里不断地给大家挥挥手，讲两句。场景酷似现在偶像举办的演唱会，大家都知道，一场演唱会下来，歌星的体力消耗很大，所以在举办演唱会之前，歌星往往要提前好几礼拜做体能训练，怕到时候吃不消。如今卫玠这个女林黛玉平日就病歪歪的，连谈天都得扣着，不敢敞开了谈，又如何架得住这众多粉丝的围堵追捧？想当即一病不起，撒手人寰。当时人都说卫玠是被粉丝们活活看死的，芳龄只有二十八岁。

晋朝人的审美观在我们看来可能有些太过文弱萎靡。但是如果我们反观自己的时代，会发现在现代，审美的中性化也无处不存。美国粗犷的“牛仔”形象，在中国一向不大吃香。有人说这是中国“尚文轻武”的结果。也许是这样。但这种审美的中性化并非一无足取。如果我们不断强调男子的强壮有力，女子的温柔娇美，本身就是对男女的一种僵化的社会定位，不但对人自由天性是一种束缚，而且容易将女性置于一种从属的地位。

　　《第二性》里有一句名言：女性是被创造出来的。传统男女形象的定位创造出了被置于从属地位的女性。从这一点看，对晋朝人的审美倾向，不能一棍子打死。但是晋朝的审美情调也许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就是将审美的中性化向极端推进，由中性化变成女性化，又进一步变成了病态化。一个带有几分感性的男人也许是动人的，一个刚强果断的女人也许是动人的，但是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弱不胜衣都是病态的，毫无动人可言。我想医生也都会赞同我的看法。

　　如此审美趋向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一种性取向：同性恋。晋朝确实是一个同性恋盛行的时代。

五 还有不少同性恋

　　公元370年，符坚的前秦一举摧毁了慕容家族的前燕帝国，前燕的疆土和财富尽数落入符坚的掌握之中。庞大的战利品中，有一对皇族姐弟：十四岁的清河公主和十二岁的慕容冲。慕容家族是鲜卑人，皮肤非常白皙，被敌人称为“白奴”，鲜卑女人在当时是非常抢手的美人，贵族家里多半都有鲜卑族的姬妾。鲜卑族的男子的相貌也自不差。金庸在《天龙八部》里把慕容复写成一个非常俊美的男子，这是很有历史依据的。

　　清河公主和慕容冲姐弟长的非常秀美，符坚自己长的相当丑陋，上身长下身短，还有一个硕大的脑袋，但他很会欣赏美丽。这一男一女，他照单全收，全弄到自己的床上。从这里看，符坚是个典型的双姓恋。放到现在，应该治他个“强奸幼童”之罪，但作为前秦皇帝，霸占两个孩子算的了什么呢？他从俘虏里吸收自己的性伴侣，也不是头一次了。比方他对前燕的将军慕容垂非常照顾，大加重用，但这一点也不妨碍他把慕容垂的夫人叫到后宫“宠幸”，慕容垂对此不敢有丝毫怨言，没有在家门口挂匾庆祝，只能说明慕容垂比较谦虚。

　　符坚对这小姐弟非常宠爱，当时长安城中有歌谣“一雌复一雄，双飞入紫宫。”但是这一雌一雄是否愿意充当符坚的性童呢？

　　慕容冲小字叫凤凰，想来这个小名也和他的秀丽有关。但无论慕容冲如何俊美，他都并非同性恋者。史书上没有记载过他主动追求过任何男人。慕容冲出身皇族，养尊处优，如今一下子变成了符坚的孪童，不得已地和符坚发生性关系，其愤懑之情可想而知。更让人屈辱的是，他要和姐姐同时被一个男人占有。从其后的事态判断，对这个丑陋的男子，慕容冲没有任何爱情，有的只是仇恨。

　　报复的机会终于到来，13年之后，符坚兵败淝水。各族人借此机会纷纷反叛前秦帝国。慕容冲此时25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他身为前燕皇族，很容易地纠集了一支强大军队，进攻符坚。慕容冲的军队包围住了长安城。如今这个白皙秀丽的青年要为那段屈辱的生涯算个总帐了。符坚在城上大骂慕容冲：“你们这些奴才只配放牛牧羊，怎么敢来送死？”慕容冲回答说：“我受够了做奴才的痛苦，如今再也不愿做了。我要取代你。”符坚派人送给他一袭锦袍，也许是他们以前共同用过的，希望慕容冲能记住那段“恋情”。慕容冲的回答是：“你投降，我可以不杀你。”这些对答是对那段经历的总结。符坚依旧自以为是地以为他们之间的是一场恋情。而慕容冲记得的只是痛苦。

　　符坚穷急无聊，最后弃城逃亡。慕容冲攻入长安城后，命手下大肆杀掠，血洗长安。慕容冲郁集了十几年的仇恨之火终于有了机会爆发，但是他的光辉岁月只维持了很短的一个时期。他在阿旁登上帝位，但不久就死于军事政变。多年的屈辱，一旦的爆发，然后就是永久的毁灭。慕容冲就是这样一个悲剧性人物。

　　慕容冲被卷入了他本不该卷入的同性爱之中，但象他这样的娈童在当时绝非少数。晋朝是个男风炽盛的时代。

考察晋朝的同性恋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了解一下关于同性恋的基本理论。

　　同性恋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有各种不同的说法，美国近年来的一个数据是百分之十左右的男性是同性恋或者双姓恋。一般说的数字没那么高，比较接近中值的是4%，女性稍微低一些。这个数字也很可观了。这意味着差不多每二十个男的里面就有一个。　　

　　这些同性恋是怎么产生的呢？有人说是先天的，有人说是后天的。先天理论里提出了好多证据，最有说服力的一个证据是有人发现，同性恋者脑子里有个地方跟大家不大一样。人脑子里有一块地方跟人的性取向相关，叫INAH3。同性恋者的那个地方特别发达，比一般人大了一两倍。不过也有人反对，说大的确是大了，但到底是因为大了所以同性恋呢，还是因为同性恋所以大了呢？在科学里，要证明两个事件是因果比证明他们有关难多了，所以这个事情也没有定论。

　　后天说多主张同性恋跟人的社会环境、心理因素、后天性格等等有关。就是说一个人成为同性恋，是跟他后天境遇有关的，而不是先天注定的。这个说法有很多流派，但所有的流派都坚决认为：一个人之所以是同性恋，并不是因为他/她脑子里有个东西比别人大了一号。

　　同性恋者有许多种类型。其中有偶然同性恋，就是有过同性恋经历，但却没有成为其性生活的一个永久成分。这种人的比例相当高。还有境遇同性恋，比如在某些特定环境里，因为没有异性，所以才用同性恋来填补。或者在一个推崇同性恋的社会里，也有人为追逐时尚来搞一搞，就象有人故意敲掉牙镶个金疙瘩，并不是贪图咬东西方便，而是为了在人前的灿然一笑。 　　

　　再有就是人格化同性恋。对这种人来说，同性恋已经成了他牢不可破的生活方式。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容纳他，他就会成为秘密的同性恋者。这些人，是同性恋社会的骨干分子。

晋朝上流社会大规模流行同性恋，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当时审美观为什么会出现强烈的女性化。那些腮若桃红，肤如凝脂的帅哥很可能就是男风盛行的一个副产物。把卫玠活活“看杀”的粉丝群里，不知道有多少以他为性偶像的男人呢。

　　按照《晋书》的说法，当时男色大盛，比美女更受男人欢迎。士大夫无不追逐这个风尚，男色风靡天下，因此不少女人闹离婚，或者在家里受活寡。即便西方在同性恋最鼎盛的时期，也很难弄成这么大一摊子。

　　这些士大夫里，同性恋者的比例应该大大超过4%这个正常数字，你要说这些人脑子里的INAH3比正常人都大了一号，我想总有些勉强，对此的唯一解释就是这些人大多是境遇性双性恋。

　　有不少同性恋本身需要一个被唤起的过程，他可能有这种潜在的性取向而不自知。他的同性恋取向一旦被刺激出来，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持久的境遇性或人格化的同性恋者。

　　比如明朝的《万历野获编》里记载过这么一个故事：当时有个叫周用斋的士人，年轻的时候相当纯厚，“幼无二色”，从不沾花惹草。此人文章写的甚是来的，当时也算是才子。这个才子曾到湖州一个姓董，别号龙山的一个人家里教书。教了一阵子，忽然不想干了，编了些理由，非要回家。主人知道他说的理由都站不住脚，真正的理由是他一人独处，甚是寂寞，熬不住。但主人又不敢勉强留他，就跟他暗示说找个娈童可不赖，能解决大问题。周用斋听以后，勃然变色，做大义凛然状，说同性恋是禽兽所为！主人被他高大形象所震撼，一时哑口无言。但这个叫龙山的人很狡猾，他晚上安排了一个孪童摸到了周用斋的卧室里。“乘醉纳其茎”，周用斋迷迷糊糊地惊醒，觉得这确实不赖，确实能解决大问题，不象自己想的那样糟糕，就顺坡下驴。同性恋的世界一下子向他洞开。他脑子里有信息爆炸之感，一时无所适从，就在床上就地高呼：“龙山是圣人！龙山是圣人！龙山是……”高呼十几声之多。后来他一发不可收拾，全身心地投入到同性恋事业中去，表现出了极大的博爱精神，不论小帅哥，还是老糟头，“必求通体”。

　　这个事情说明同性恋现象比我们想像的要复杂的多。社会潮流、和外界引导都会使同性恋人群出现扩大。晋朝同性恋的流行，似乎可以由此来得到解释，而不必追寻他们脑子里的INAH3。

可以肯定的是，晋朝的同性恋者中，大多数都是双姓恋者。比方符坚。符坚究竟是一个境遇性的还是人格化的双姓恋者，已经很难查考。但是象符坚这样身为帝王的双姓恋者，在全球史上确实上不乏其人。比如说罗马的恺撒，就是一个男女通吃的性活动爱好者，一生勤于猎艳勇于播种。有人这么评价这位罗马人的领袖：“恺撒是一切男人的女人和一切女人的男人。”而西方的另一个著名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在拥有无数妻妾的同时，也有自己挚爱的男情人。

　　这些搞同性恋的帝王基本都是双姓恋者。东晋的一个皇帝海西公(他后来被桓温废掉，给了个海西公的头衔)却是个异数。据说他是一个坚定的单性恋者。他对女人不感兴趣到了阳痿的程度。但是他有男相好，还不至一个，在这一点上，他远不如汉哀帝用情专一。海西公自己没有生育能力，就让这些男情人和后宫里的女人睡觉，睡出来的孩子算自己的。桓温废帝的时候，就以此为口实。但宫闱深密，这种说法出于诬枉，也未可知。

　　同性恋之间可以产生持久强烈的爱情。这种爱情可以象异性之爱那样美好。晋朝的阮藉有一首《咏怀诗》，里面深情的赞颂了同性之间的爱情。 　　

　　昔日繁华子，安陵与龙阳，天天桃李花，灼灼有辉光，悦 怿若九春，馨折似秋霜，流盼发姿媚，言笑吐芬芳，携手等 欢爱，夙昔同衾裳，愿为双飞 鸟，比翼共翱翔，丹青著名 誓，永世不相忘。

　　这确实是美好的感情。

　　这种同性之间的爱情是在两情相悦的基础上发生的。但晋朝的同性恋并非都是如此，成千上万娈童未必都愿意和自己主人发生关系。他们不是同性恋者，他们只是性奴隶。比如说，王恺与石崇斗富的时候，也经常用娈童或者姬妾做赌注，据说赌注甚至高达上百人。这时再说任何“同性爱”都是荒唐的。爱情不会产生在强迫与奴役之中，不管是在异性之间，还是在同性之间。

　　权力和暴力不仅玷污了男女欢爱，它同样也玷污了同性爱。慕容冲的形象在那段同性恋史上占据一个醒目的位置，他用自己的怒火宣告了一个事实：被权力污染的性爱，带给人们只有屈辱与痛苦。

吃药年代

魏晋名士们把“五石散”当作珍馐的时候，他们的时代便呈现出了飘逸。清淡和空虚的幻象。然而名士们肥大的袍子却遮蔽不了他们生理上的痛楚，每天的“行散”让他们自虐的心态逐步演变为一个时代的症候。

晚清人吸食鸦片的时候，他们的内心也开始空荡，伴随生理虚弱而来的是心理的虚弱。他们是些游手好闲者，游走在城市、乡村的每个角落。没有人收编他们。他们是孤魂野鬼。他们嗷嗷叫着，打喷嚏，抽鼻子，流眼泪，哈欠连天。他们感冒了。他们发烧了。他们得爱滋病了。他们死了。

千百年后，想起两个著名的吃药年代，著名的迟老师哭了：又一个吃药年代到来了，我们快变成“药渣”了。说起这个“药渣”，还有一个著名的笑话：传说某个朝代的后宫里，宫女们一个个都无精打采，像被霜打过的茄子。皇帝同志看了心里很是难受，他就让御医前来会诊。御医开了一张方子，曰：壮汉若干名。皇帝不解：要他们做什么？御医道：做药人。一个月后，宫女们个个容光焕发，美艳夺人。皇帝同志十分高兴。某天，他巡视后宫，突然发现几个人不人鬼不鬼瘦骨嶙峋的东西，他就问宫女：那是什么？宫女们嗫嚅半晌，道：药渣。这个笑话的最佳传播者当属鲁迅先生，他在讲述这个笑话的时候，魏晋名士们的“药渣”形象，也就树立起来了。

我们的时代距离“药渣”时代的远近，因为“某个朝代”的不确定性而不可考，然而同样作为吃药时代，两者之间必然有各自成为“药渣”时代或“吃药时代”的内在关联。或者因为某种药物的流行一时，或者因为某种彼时的现代观念诱导，或者因为岁月施与生命的无情压力。总之，人们吃药了，而且吃得天昏地暗，豪气冲天。

美国的“伟哥”同志不远万里匹马单枪来中国闯荡江湖本身就是一件值得钦佩的事情，更何况他又做得如此漂亮：仿佛每一个中国人都阳痿了一样。某年某月某日的《南方都市报》报道：羊城一七旬老汉，黑市上购得“伟哥”三粒，耐不住诱惑，一口吞下。遂欲火中烧，饥渴难耐，便去发廊嫖娼。奈何岁月不饶人，老汉呼啸两下便晕厥过去。一时传为巷闾笑谈。今年3月我在山西省一个贫穷而偏僻的小县城采访时发现，这个县城里居然至少有5家药店声称有“伟哥”出售。然而我们的农民伯伯，只爱泥巴、玉米、老婆和崽儿。他们对于俊俏的“伟哥”实在没有什么兴趣，更何况他们没有精神的压力，身体棒棒，用不上。中国的“伟哥”看清楚了这一点，所以它走遍城市，不再把自己的触角向各个长满庄稼、希望和野性的乡村角落延伸。比起美国“伟哥”，中国“伟哥”更市侩，更狡猾，更了解中国国情，更洞悉中国人内心的隐秘部分。

还有红桃K。在我去过的9个省，至少在我踏足的地方，有人烟，便有红桃K。无论这个地方多么贫困，红桃K的逗点照样能够逗遍每一面墙壁。大幅大幅的广告给人的感觉是，中国人体质弱要补血。而且，不但国人要补血，中国的足球也要补血，于是“甲A劲旅”武汉队也被红桃K给逗上了。然而红桃K的语言能力也忒差劲，它分不清句读，断错了句子，武汉队的血越补越少，正在大踏步往“甲B劲旅”奔跑。在1999赛季“甲A联赛”赛程过半的时候，红桃K的逗点变成了没有悬念的“……”。与此同时，没补血的中国人民的脾脏和心脏依然安全运行无事故，看看抗议北约轰炸我驻南使馆的万众一心就知道，红色的血液依然充满激情，充盈着整个民族。之前，还有一个“太阳神”……

与红桃K一样覆盖着中国城镇和乡村各个角落的还有“三株”。我在福建采访时邂逅了它当年的一个代理商。他告诉我，他当代理商时，每个月要印发400万份宣传广告，真可谓“有人的地方就有‘三株’，有‘三株’就有票子”。400万份广告带给公司的是无穷尽的利润，带给个人的是房子、车子……这位哥儿们现在每天还喝几杯“三株”，持之以恒。他开玩笑地说：“有钱是为了吃药，吃药是为了赚钱，赚钱是为了有钱，有钱……”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个笑话，它原来的主题是“弹弓”，我将它的异文的主题变换为“药”：精神病院里住进了一位乱吃药、嗜药如命的病人。院长安排对他进行治疗。过了一段时间，病人找到院长，说自己已经康复了，要求出院。院长想考查一下，就问：你出院后准备干什么？病人回答说：买一大堆药，吃。于是他只好继续治疗。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找院长要求出院。院长又考查他：你出院后准备干什么？病人说：找份工作。院长觉得他有些正常了，就接着问：找工作做什么？病人回答：赚钱。院长问：赚钱干什么？病人回答：娶媳妇。院长问：娶媳妇干什么？病人回答：生儿子。院长对治疗效果感到很满意，他问了最后一个问题：生儿子干什么？病人回答：买一大堆药，给他吃。于是病人再也没有出院。

中国人大抵有吃药的传统，古老的帝国时代，有炼丹被杀的方士，有服药毙命的皇帝。丹药更是深入到了宫廷的权力争斗，所以唐朝的太监们药死了好几个小皇帝，明朝的后宫制造了“明宫三大案”之一的“红丸案”。而民间，更多求药的徐福和炼丹的葛洪成仙的传说。中国人喜欢吃药，现在想来，只有一个原因：对死亡恐惧，渴望永生。现代人也大抵如此。不同的是，现代人放纵自己，渴望长寿，也渴望快乐。“伟哥”的到来是一种暗示，遍地的“汇仁肾宝”、“金匮肾气丸”、“六味地黄丸”、“健脑补肾丸”都隐喻着现代人某些生理环节的虚弱。然而，这只是“小儿科”，覆盖巷闾的“金枪不倒油”之类才是人们内心欲念的真正展示。

或许，吃药是现代观念全方位之一部分。农业文明下的人类，注定不会将健康作为社会价值的整体组成元素。所以他们的吃药，仅仅是因为需要，不愿意自己从此与美好的世俗生活告别，与美妻娇儿“生死两茫茫”。他们没有现代人对死亡了解得深刻。这恰恰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他们吃药充满希望的人才干的事情，绝望的人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耗尽他们的一生，他们不会为了承担该承担的付出该付出的而珍惜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当然，也有人吸“白粉”，也有人吃“摇头丸”，这样的“药”却不属于我们的“吃药年代”。

与工具一样，被工具左右的人不是真正的正常的人，同样的道理，被“药”把持的人也不是真正的正常的人，而是“药人”、“药渣”。青霉素、红霉素、土霉素、小诺酶素的出现源自对生命的尊重，甚至“金枪不倒油”的出现都是对个人自由、权利的尊重。更无论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感冒药、花露水、风油精、皮炎平、脚气膏、鼻炎康、三黄片……

俄罗斯人最近研制的一种治疗爱滋病的新药使整个世界感动，尽管它不能够彻底根治爱滋病。然而它泄露的信息就是热爱生命、尊重生命。有生命的医生和无生命的药物一样，他们首先关注的应该（并且就）是人。倘若有人研制出能够彻底根治爱滋病、癌症的药物，我想除了无数的荣誉和桂冠笼罩在他的头顶，一定还有万千人对他的景仰、热爱和称颂。

这是“吃药年代”里，我从“药”中明白的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