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什么是金庸先生的最大缺陷？上 -- 香山居士

什么是金庸先生的最大缺陷？

　　――《学问不够是我的最大缺陷》访谈读后

　　　　　　　　　　（作者：李梦痴，网名：大好江山）　　

要点摘要

　　《南方周末》第1016期文化版刊载了金庸先生访谈《学问不够是我的最大缺

陷》一文，文中金庸先生名抑实扬的虚伪姿态，妄自菲薄的刁蛮惫懒与指手划脚

的骄横嚣张，都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而指鹿为马、窃他人之说为己见的无

耻与借势张本、以高标准的谦逊自抬身价的有心更是让我感触良多。

　　看着金庸先生声称自己与剑桥教授相比学问不够，看着金庸先生对多年来娱

乐别人对自己却没有什么好处的所谓遗憾，看着金庸先生公然把别人的见解说成

自己的见解，看着金庸先生把作为商业行为的修改和杜甫的个人创作做比较，看

着金庸先生说徐克不懂武侠，看着金庸先生用一些似乎不是很充分的理由否定

《英雄》，看着金庸先生大肆宣扬了种种个人计较之后依然坚持自己不想只在口

头上说侠义，看着金庸先生大谈权衡小说之社会功能的荒谬性，特别是看到金庸

先生弃绝“真、善”，独专于“美”，肆意攻击先生自己似乎也一知半解的“文

以载道”，用令人触目惊心的下作趋势诋毁自己的作品，抹煞自己多年来在武侠

方面的斐然成就，我又怎么能轻松起来呢？

　　两年前金庸先生同样在《南方周末》的这个位置畅谈优雅文化、死磕文字暴

力、信口歪曲传统文化的时候，正值我感于金庸先生创作实践的感召埋头写《盛

世狂澜逍遥剑》，当时极感震惊失落的我，曾经愤而烧掉了自己珍藏多年的金庸

作品，并撰文《谈古论“金”》对金庸先生对传统文化的肆意歪曲予以回应。

　　在《谈古论“金”》一文中感于金庸先生说评述贾平凹的《废都》时候的信

口雌黄，我曾提出一个尖锐的质问：“年过古稀的你对西安青年的性生活到底又

了解多少，接触多少，居然有资格断定贾平凹那些淫词滥调是对西安青年性生活

之‘实际情况’的描写？！如果你不曾接触过，那么仅凭阅读体验中通常的移情

与通感设想，你凭什么就断定那是对西安青年性生活的实际情况的描写？！”我

之所以把它说成是质问，是因为我从没想过金庸先生有能力有勇气回答这个问

题，而且这是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

关于文以载道

　　就像两年前金庸先生用“优雅文化”和“文字暴力”断送了我对先生国学信

赖的维系一样，金庸先生再一次用反对“文以载道”的妄自菲薄与信口开河，根

绝了我对先生创作的基本信赖维系。

　　金庸先生说了这样一番话：“我从来是反对‘文以载道’，文学应该是审美

的，有美的观点，并不是真或善，欧洲有些作家的作品是不是合乎上帝或者圣

经，讲究真或者善的。”

　　坦率地讲我难以接受这样一个说法：就是金庸先生的创作除了他自认为美的

东西之外，里面既没有对真的追求，也不具备对善的召唤。即便此种说法是出自

金庸先生之口，我也难以接受，因为这不是事实，而是金庸先生出于一些额外动

机的搬弄是非与妄自菲薄。

　　金庸先生的作品力求在通俗形式中谋求一些更为深入的意义，并且尽量避免

让这些意义教条化程式化，尽量把这些意义熔铸成情节发展与人物展开的各个环

节中的鲜活灵魂，而不仅仅是高高地置于情节和人物之上枯燥概念。这一创作方

向使得金庸先生的小说有一种走出了旧侠义小说的狭窄天地走向一个新的高度的

趋势，这种不满足于娱乐性同时又不安于简单说教的创作尝试，让金庸先生成为

新武侠作者群中最有影响也最有成就的人物，成为此前新武侠创作的丰碑。换句

话说，正是金庸先生刻意赋予自己的小说与人物的那些深刻意义，使金庸先生的

小说从不登大雅的通俗读本成为登堂入室的经典之作。

　　曾几何时，虽然我对呆板单调，缺乏血肉的郭靖形象很不以为然，但是我不

能不为金先生刻意要在郭靖身上贯彻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大道深为感

动。我一直以为，那种捉襟见肘、勉为其难的道义演义，正是老一辈武侠小说作

者金庸先生对载道之文的一往情深，正是我辈武侠小说后来者应该见贤思齐足堪

师法的深切情怀。

　　看看金庸先生的著作，再看看金庸先生一些著作的后记，如果有人居然斗胆

欺天说金庸先生的作品只有娱乐性而没有“载道”，岂不是丧心病狂的诋毁中

伤？如果这番话出自金庸先生自己之口，岂不是触目惊心的妄自菲薄。

　　为了金先生书中的“道”，陈世骧先生曾经殷勤致词，严家炎教授曾经极力

呼吁，陈墨先生曾经连篇累牍，钱理群教授曾经推崇倍至。且不说才智之士曾经

抛洒精力和心血，就是泛泛言之的三亿读者，不是也为了金庸先生小说中不很扎

实的历史功底与一往情深的载道之情而梦绕魂牵吗？

　　如果抽取了那些穷尽才华刻苦演绎的“道”（也可名之曰意义和思想性），

金庸先生真的以为自己的娱乐性胜过《江湖奇侠传》和《蜀山剑侠传》？即便金

庸先生自己这样以为，难道陈世骧、严家炎、陈墨和钱理群等先生也会把金庸先

生的文学价值置于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人之上吗？

　　我想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因为各位先生都不曾满足于金先生眼下自称的娱乐

性而是更深入地追究金先生之文所载之道。而且在金先生之前乃至之后，除了史

料上的考虑外，也没有人对平江不肖生和还珠楼主等人产生过文学价值方面的兴

趣。区别所在当然不是金庸先生相比之下并不优越的单纯的娱乐性，而是金庸先

生自觉的贯道于文的创作尝试。

　　“道”无处不在，不想“载道”的金庸先生就算是呕心沥血壮烈牺牲在创作

道路上，对此也是防不胜防的。好在金庸先生所谓反对“文以载道”，纵观来看

只是他的违心之论，至少从他的创作实践中，我们得出的结论与金庸先生七十九

岁的时候的自我表白完全相左，因此金庸先生其实也没有为了反对“文以载道”

累死在创作的道路上，相反倒是经常为了如何在自己的作品中更好地“载道”煞

费苦心，殚精竭虑，时或纠缠于技穷的边缘。

　　“在作品里我只追求美的范畴，跟真、善没有关系”

　　金庸先生自称：“小说是当文学作品来看的，人家都说文学作品有真、善、

美的追求，在作品里我只追求美的范畴，跟真、善没有关系，把我所喜好的所见

的美好融到作品里面去。”这种特立独行的惊人之语倒是和一个华语世界的文化

大师身份相匹配，如果能和金庸先生自己的创作实践的事实相符合，或可成为金

庸先生对小说创作的一家之言，遗憾的是这个“自称”和金庸先生自己的创作出

入太大，因此只能算是金庸先生对小说创作的一家谎言而已。

　　“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就像大多数小说一样。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

人物，企图刻划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影射性的小说并无

多大意义，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只有刻划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熟悉

金庸先生作品的人相比对这段话一般都不会陌生，这是金庸先生《笑傲江湖》后

记中一段著名的自我表白，是理解金庸先生创作目的与方向的重要线索。

　　这段话中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其一是金庸先生自称想写人性，而不是想娱

乐读者或者给读者提供“美”等一些古怪东西；其二是金庸先生写人性是为了自

己的小说能“有较长期的价值”，而不是仅仅娱乐读者，从中我们也可见，也许

金庸先生对自己的小说评价很低，但是并不看得很淡，与访谈中金庸先生的妄自

菲薄相比，这份自重显得尤其可贵。

　　即便是在我烧掉珍藏多年的金庸先生的作品的时候，我也从没反对过金庸先

生的这一主张。人是文学作品的恒久对象，人性是文学作品的恒久主题，描写人

性是文学作品具有较长期价值的前提。这一说法虽然不像金庸先生访谈中的说法

那样标新立异、哗众取宠，却有着更坚实的基础、更强大的生命力。

　　如果说《笑傲江湖》的创作给了金庸先生所谓“我只追求美的范畴，跟真、

善没有关系”以有力驳斥；那么我们也可以说《鹿鼎记》的创作乃至后记给了金

庸先生所谓“把我所喜好的所见的美好融到作品里面去”这样的胡说八道一计响

亮的耳光。

　　在《鹿鼎记》的后记中金庸先生这样写道：“武侠小说的读者习惯于将自己

代入书中的英雄，然而韦小宝是不能代入的。在这方面，剥夺了某些读者的若干

乐趣，我感到抱歉。但小说的主角不一定是‘好人’。小说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创

造人物；好人、坏人、有缺点的好人、有优点的坏人等等，都可以写。……作者

写一个人物，用意并不一定是肯定这样的典型。……小说中的人物如果十分完

美，未免是不真实的。小说反映社会，现实社会中并没有绝对完美的人。”

　　多精辟的文学观点啊？这里有三点需要着重强调一下：首先，金庸先生是敢

于剥夺某些读者的阅读乐趣的，就是说他不是以简单的娱乐读者为目的的；其

次，金庸先生并不认为韦小宝这个人物是“美”的，他也暗示塑造这个形象不意

味着他肯定这个典型；第三，金庸先生体会到人物的真实性的重要以及臆想完美

人格的荒谬，这至少说明金庸先生的创作观较之写作《射雕英雄传》的时候已经

有了长足的进步。

　　《鹿鼎记》是金庸先生文学创作的高峰，也是新武侠创作的一个遗憾。所谓

高峰，是因为金庸先生最终解脱了一味想要美化主人公的狭隘创作动机，走向了

真正现实的创作空间。所谓遗憾，是因为如果金庸先生写的是一个侠客的沉沦而

不是一个流氓的得意，也许早在《鹿鼎记》中，金庸先生就可以实现新派武侠的

突破与超越了。遗憾的是，脸谱化的人物模式，概念化的性格定位、随机性的情

节设计、保守性的价值取向最终还是压制了新武侠创作超越武侠传统模式的一次

尝试。

　　但是不管怎么说，在《鹿鼎记》中金庸先生提供给读者的绝不是他所谓的

“所喜好的所见的美好”，而且从后记中的说法看来，金庸先生对这种背离对美

的范畴的追求的创作方向有充分的自觉，这种自觉又十分坚定，甚至不惜向没有

被娱乐的读者道歉也没有丝毫动摇。凡此种种，都更加衬托出金庸先生访谈中那

个弥天大谎的荒谬与卑下。

　　金庸先生在访谈中声称：“现在有一种文学风气，……老是要从小说的内容

里寻找思想，寻找意义，这就变成‘文以载道’了，这不是文学。”言下对从小

说中寻找思想、寻找意义大不以为然，大有扣上“文以载道”的帽子一棒子打杀

的气魄。

　　但是金庸先生似乎并不反对陈世骧先生在他的《天龙八部》中寻找思想和意

义。虽然他说了很多自谦的话，但还是把陈世骧先生的信附在《天龙八部》后

面。陈世骧在信中写道：“然实一悲天悯人之作也……读《天龙八部》必须不流

读，牢记住楔子一章，就可见‘冤孽与超度’都发挥尽致。书中的人物情节，可

谓无人不冤，有情皆孽，要写到尽致非把常人常情都写成离奇不可；书中的世界

是朗朗世界到处藏着魍魉和鬼蜮，随时予以惊奇的揭发与讽刺，要供出这样一个

可怜芸芸众生的世界，如何能不教结构松散？这样的人物情节和世界，背后笼罩

着佛法的无边大超脱，时而透露出来。而在每逢动人处，我们会感到希腊悲剧理

论中所谓恐怖与怜悯，再说句更陈腐的话，所谓‘离奇与松散’，大概可叫做

‘形式与内容的统一’罢。”几乎无一句不是寻找《天龙八部》的意义与思想，

几乎无一句不是要猖獗地“诬蔑”金庸先生在“文以载道”，但是我们总不能愚

蠢地以为金庸先生把这种“公然与自己的文学宗旨”相背的“诋毁”放在书后是

金庸先生的涵养与大度吧？

　　在《神雕侠侣》的后记中金庸先生写道：“‘神雕’企图通过杨过这个角

色，抒写世间礼法习俗对人心灵和行为的拘束。”在《飞狐外传》的后记中金庸

先生写道：“我企图在本书中写一个急人之难、行侠仗义的侠士。”紧接着在后

面金庸先生还具体谈到了自己的“企图”：“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武侠人物对富贵贫贱并不放在心上，更加不

屈于威武，这大丈夫的三条标准，他们都不难做到。在本书之中，我想给胡斐增

加一些要求，要他‘不为美色所动，不为哀恳所动，不为面子所动’。”

　　看看金庸先生的这些“企图”，何曾有一点儿关心过娱乐读者？何曾有一点

儿想到只把“美”提供给读者而不准备和真善扯上一点儿关系？何曾有一点儿讳

言过自己要在作品中体现一定的思想和意义？金庸先生垂老之年，每天十几个小

时修改自己已经出版的作品，可见没有丝毫老年痴呆症之类的失忆症状，修改自

己的作品的时候，金庸先生真的忘了自己当年曾经煞费苦心地要在小说中载道的

艰辛了吗？金庸先生真的忘了自己当年写作这些小说时候的种种“企图”了吗？

金庸真的忘了自己写出“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并不是为了娱乐别人而是为了在

道德上予以“更大的肯定”（语出《笑傲江湖》后记）吗？金庸先生真的忘了自

己连篇累牍地大谈隐者之道，不但载道，而且不厌其烦地在后记中帮助读者在书

中寻找思想与意义吗？当然不会，那么金庸先生何以要瞒天过海，欺心作论，撒

下这个弥天大谎呢？

　　　　　　　　　有载道之心乏载道之力

　　金庸先生在作品中努力载道，总的看来其实载得并不是很成功。金庸先生想

要写人性，但是从人物塑造和情节设计上没能超越旧小说的束缚，就是我在前面

说到的脸谱化的人物模式，概念化的性格定位、随机性的情节设计、保守性的价

值取向。

　　人物的脸谱化和性格的概念化在《射雕英雄传》中表现的相当明显。在那

里，我们充分领略了金庸先生为了载道的苦心孤诣与呕心沥血，似乎真正应了王

朔对金庸先生的批评：金庸先生塑造了从来不曾有过的中国人形象。金庸先生差

不多完全放弃了作品的所有真实性前提，塑造了抽象的郭靖来演绎自己理解的圣

人之道，设计了所有的风波冲突都来自外界因素的恋爱过程来演绎自己心目中理

想的男女之情。为了突出黄蓉的聪明，金庸先生甚至不惜将一代枭雄欧阳锋的智

力降到很低的水平上来让黄蓉尽情愚弄，造成一种小聪明可以横行天下无往不利

的幻像。金庸先生的创作在这里似乎的确和“真”没什么关系，但是并非仅仅为

了表现“美”，而是为了突出金庸先生理解的“善”。

　　而情节设计的随机性，我想更多地应该源于金庸先生创作时候的草率。那些

众所周知的情节错误绝不是可以用连载创作仓促等理由轻轻揭过去的，更不是可

以用突出娱乐性等理由轻易开脱的。谈到娱乐性，其实金庸先生与已故相声大师

侯宝林相比应该是有一定差距的，但侯宝林大师每个段子的台型动作、举手投足

都是丝毫不差，拿金庸先生的创作态度来比较这种严谨作风，其差距似乎比娱乐

性之间的差距还要大得多吧？

　　多年来，有很多人找金庸先生的情节错误，还有更多的人为金庸先生的情节

错误开脱，寻找也罢，开脱也罢，大家总是回避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这些情节错

误本身表现出的一个人的创作状态的混乱无序。侯宝林大师的事迹表明，一个人

即便在娱乐别人的时候，也不能草率随意，因为娱乐别人本身也是一种工作甚至

一种事业，它不同于嬉戏玩笑，更不是小打小闹，它同样需要严肃认真的态度。

　　至于价值取向的保守性，严格说来关系到金庸先生的最大缺陷问题，绝不仅

仅是一个简单的创作论的问题，在此我只想强调一点。虽然金庸先生创作中力求

重侠不重武，虽然金庸先生在访谈结尾的时候说了“我喜欢那些英雄，不仅仅在

口头上讲侠义，而且在遇到困难的危险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而不是遇到危险就

往后跑，我自己正是这样努力去做的”这样的漂亮话，但是金庸先生其人实在和

侠没有什么关系，而且在根本人生方向上和侠简直是南辕北辙。

　　试图描写深刻的人性却总是被简单的善恶好坏之类的价值判断困扰，试图在

创作中有根有据甚至连大雕都要有所凭依却总是不免杜撰出一些“师徒不能结

婚”的冒牌礼教将主要情节蒙混过关，凡此种种，相信也是金庸先生创作中的无

奈与苦衷。

　　对“载道”有心而乏力，又惮于后学步“载道”的后尘有所成就，转而置多

年“载道”的实践于不顾，干脆与“文以载道”反目成仇，从心理上讲，与两年

前金庸先生感于被王朔攻击转而信口胡扯文字暴力、优雅文化有着逻辑上与情理

上的一致性。总是要借题发挥，指桑骂槐，很少正面应付一些局面，也是所谓

“优雅”文化传统的一个主要特征。（关于优雅文化传统的论述详见拙文《谈古

论“金”》）想必这一次金庸先生又是有所感而发，却故作泛论以欺维护自己的

“优雅”作风吧？只不过这一次金庸先生又是感于什么，却也不是我们这些外人

可以妄相揣度的了。

　　只不过在时下文风轻浮，叫喊之声迭起的文坛，像金庸先生这样身份的人公

然颠倒黑白，置自己的创作实践于不顾，与文学不能没有思想与意义这样的主张

反目成仇，其危害之大，是难以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