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武则天――女皇之路（9.15更新） -- 萧让

第四章 血影*泪痕

　　不知不觉光阴如风，三年时间，大唐后宫已然风云变幻。曾是天子宠妃的萧淑妃随着武媚的二度入宫而完全失宠，对于一个嫔妃来说，这是最悲哀的一点，生死荣辱都不过系于天子的心念之间。在帝王掉头而去弃而不顾的时候，所有的风光和荣宠都随之远去，无论过往曾经多么恩爱又或为他生育了多少子女，也起不了一星半点的作用。不是没有试过反击。史籍上便记述了萧淑妃怎样和昔日情敌王皇后携手合作共同诽谤武昭仪，但高宗不听云云。妃嫔间争宠互相诋毁原是稀松平常，但历史永远是胜利者书写的，就像玄武门之变前兄弟互相攻击原本平常，但建成太子并非无能之辈一样，历史上的王皇后和萧淑妃是否就是那么愚蠢和善妒，而武昭仪是否只是笑而不顾皇帝便自动出马裁决，那大可以打个问号。我们现在完全找不到萧淑妃怎样获罪遭贬的纪录，武昭仪是如何说服皇帝对这位昔日宠爱备至、为他生儿育女的女人由冷落而厌弃，打入冷宫最后处死的，也就成了永远解不开的谜团。总之，萧淑妃已经给打倒了，现在武昭仪只需要对付王皇后一个人了。

　　这倒不是因为王皇后分薄了皇帝的宠爱，事实上这个可怜的皇后虽然一向形象良好，有“佳儿佳妇”之誉，却似乎从未得到过丈夫的青睐。但凭着家世和傲人的背景，她仍然正位中宫，母仪天下。而她的能力和地位，至少在武昭仪看来，是并不匹配的。母仪天下？她连自己的孩子都没有，如何母仪天下？在做王皇后的侍女期间，武媚曾经近距离地观察过这位皇后，待人处事的能力跟自己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难道说仅仅凭着与生具来的血统，就可以成为大唐最尊贵的女人么?智慧、能力、对男人的细心体贴，这些需要后天学习靠自己努力掌握的东西，她样样都不如自己，她甚至不能算一个完整的女人。除了天生的血统和美貌，她还有什么？何德何能，也配居皇后之位？难道说人的命运可以由出生就决定了吗？又不是种马。对于这样的想法，你可以认为是武媚野心勃勃太不安分，然而设身处地的以她的角度看问题，她的确有理由愤怒和不甘心。如果你十年寒窗苦读，吃尽无数苦头最后一门门全优地毕业，却发现由于血统这种自己完全无法控制的东西，就抹杀了你的全部努力和竞争机会，你也会感到如武媚一般的不服气。只是大多数人只会停留在口头上抱怨几句，于是他们的人生，也就在满腹牢骚中原地踏步，这种不甘只能让自己生活得更为痛苦，而武媚却不同，她会去行动，她会去挑战。

　　然而，李治虽然对她万般宠爱，却并没有废后的意思。在中古时代，人的一生的确很大程度上一出生就决定了（就算到了现在，也未必不是这样，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后天的努力只能帮助你在一定范围内升迁，却永远突破不了那一重极限。有人生来就是主人，有人生来就是奴才，人们理所当然地接受这一信念，如同太阳有太阳的位置，月亮有月亮的位置，臣子就该忠诚于君王，女人就该服从于丈夫。这些观念，构筑起了天地人世间的人伦秩序，也维护着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而在权力顶端的君王，皇后是他唯一的嫡妻，立后不仅意味着两大家族两股势力的联合，也意味着政治利益的分配，其间牵涉的非爱情因素太多太多。何况，娶一个上得了台面的女人做正妻，纳喜欢的女人做宠妾，原是当时上流社会的惯常做法。

　　王皇后就是当时人们眼中上得了台面的女人。在唐朝，士族的力量仍然强大，社会上仍然存在着根深蒂固的门第观念。翻翻宰相世系表就可以看到，其中很多均是出生世家大族，那些家谱可以上推几百年的士族高第，便是连李唐皇室也不放在眼里的。经过隋末的大乱，以往煊赫无比的贵姓高门虽然大多未能免于贫贱，然而他们的门第对于新进的贵族们来说依旧有着十分巨大的吸引力，娶贵姓女是时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唐传奇中那些善有善报飞黄腾达的书生，最后都会以娶世家大族如范阳卢氏女为妻作为结束，仿佛不是这样就不足以表示他是真的发迹，被上流社会完全接纳认同。这种心态，我们可以从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颇以娶了弘农扬氏女为妻而洋洋自得中看出来。然而，唐朝也是科举制正式成型的时代。以士族高第为核心的精英政治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却也为寒门庶族提供了进身之阶，对于特别优秀的人才，甚至还有意识地加以延揽和破格提用，从而给他们以参与感和归宿感。从马周白衣入仕的传奇，从太宗皇帝“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豪语，我们可以看到那种大时代新旧兼容士庶合流的变迁。而李唐皇室南北混一胡汉兼容的风格，也让他们对于传统封建伦理不甚看重，对于妇女的束缚也没有后世那么严重。在施政方针上，唐代体现出对于前朝的继承和发扬，但也明确提出应随着社会形势的不断变化而调整，“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对于各项调整和革新，完全没有后世那种“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诚惶诚恐，阻力也要小得多。新旧在更替，南北在交融，尊重传统的同时不乏创新，唐代特殊的时代氛围，是武媚的上位之路困难重重但最终仍能成功的大背景。这个宽容而博大的时代，有着沧海一般的魄力，既拥有无数的秩序维护者，以及他们的坚贞和保守，又容纳了无数的叛逆者，以及他们的破坏和革新。围绕着皇后之位展开的惊心动魄的争斗，实际上就是一场新与旧、对现有秩序的维护与突破之间的争斗。

　　在初唐仍为世所重的士族高第，以五姓七望为第一等，即“清河崔、范阳卢、赵郡李、荥阳郑、太原王”五姓， 也是太宗高宗专门下诏禁止彼此通婚以高门第的主要针对对象。王皇后即出身于太原王氏。[1] 其父母两家都与李唐皇室有姻缘关系，她与李治的婚姻，就是从祖母唐高祖之妹同安长公主牵的红线。据说太宗对这个儿媳妇很满意，临死前曾对褚遂良说过：“佳儿佳妇，悉托付汝！”她也因此有了一重护身符。舅舅柳奭当时在朝内任中书令，按照唐代三省尚书执行，中书决策，门下封驳的制度，作为中书省行政长官的中书令，已是宰相级别的高官了。柳奭跟太尉长孙无忌交情很好，权势颇盛。此外，宰相之中的老臣于志宁为皇太子忠的老师，韩瑗为长孙无忌姻亲。因此当时朝中的宰辅重臣几乎一面倒地支持王皇后，并不是因为王皇后本人，而是她所代表的“士族高第，美貌守礼”正是当时社会主流价值观所认可的对象。之后褚遂良反对废后的说辞便是：“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另一位宰相来济的谏词：“臣闻王者之立后也……必择礼教名家，幽娴淑令，富四海之望，称神祉之意。”这里不约而同提到皇后的标准，最重要的一条便是出身于名门世家。

　　因此高宗李治对于王皇后虽然没有爱意，但也存在一丝敬意，这是对于传统势力和主流价值观的尊敬，也是感性对于理性的屈服。换句话说，高宗对于王皇后的尊敬，实际上是对一手安排这场婚姻的父皇的尊敬，对于他有大恩的舅父长孙无忌的尊重，那美好的旧时代的荣光，是李治一面心不在焉地赞扬，内心深处却常常感觉窒息渴望摆脱的阴影。而他的屈服，也正是一个登基未久又缺乏自信的年轻君主，对挟顾命之威德高望重的老臣的屈服，也是君权对于相权的屈服。要扳倒王皇后，走上层路线是根本行不通的，既然如此，武昭仪便把目光投到了下层。

　　和重门第的上层人物不同，下层的宫女和宦官对于王皇后和武昭仪的评价则刚好掉了个儿。倒不是王皇后专门对下人刻薄，但像她这样的人物，一出生就是人人艳羡的名门闺秀，出阁则是太子妃，然后又升为皇后，可谓一帆风顺到极点，从未有过底层生活的经历。在她的眼里，那些宫女宦官和她完全就是两个世界的人，甚至根本不是人。唐律有云：“奴婢贱人，律比畜产”，低贱如牛马，卑微如尘土，这便是奴仆在唐人眼中的位置。象王皇后这样做惯主子的人，虽然生性善良，也不禁认为自己被人服侍是天经地义的事，对身边人有种熟视无睹的漠然，不可能去主动关心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和所思所想。[2]

　　武媚就不同了，她原本做的五品才人便是半宫妃半侍女的角色，之后更实实在在地做了一回侍女，再度进宫之初，她谨慎小心，对人人都赔笑脸，因此下人对她的印象都很好。她也深深知道，这些人虽然没有一言九鼎的力量，却是重要的消息来源，因此对于王皇后身边的人必然倾心接纳，赏赐起来毫不吝啬，配以她谦虚诚恳的态度，的确非常打动人心。她本来便是天子宠妃，出于跟红顶白的心态也是人人巴结的对象，如此很快便组建一个庞大的情报网，皇后的一举一动都能在第一时间传入她的耳中。而这一切，不谙人情世故的王皇后全然未曾察觉。这位高高在上的六宫之主，此刻已如生活在水晶鱼缸里一般，完全暴露在武昭仪的视野之中。那双美丽而冷酷的眼睛，正眨也不眨地盯着自己的猎物，只待对方一个疏忽一个破绽便将发动雷霆一击。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多年以后，尝到了甜头的武媚在感觉大臣不让自己放心的时候，同样想到了借助下层的力量，于是大开告密之风在全国范围内组建自己的情报网，然而治国毕竟不同于宫廷政争，后者只需要打倒对手即可，而她在严密监控大臣的同时又需要借助他们来治国，酷吏政治既为她整肃政敌巩固君权扫清了障碍，也造成人心疑惧无法达到君臣共治，从而导致了武周政权的最终败亡，不能全归因于她是女子所以知识分子不愿意帮她，这是后话了。

　　然而后宫情报网传来的消息一直不能让武昭仪满意。王皇后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个性，既让她显得缺乏吸引力，却也让她没有什么把柄可抓。即使从修改过多次之后的史书看来，她的最大罪过，也不过就是出于嫉妒而说了武昭仪几句坏话，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迫害举动。对于武昭仪等宠妃，以及她们所生的子女，也常来看望，维持着基本的礼仪和皇后应尽的义务。单一的人生，单一的性格，没有特殊的长处，却也没有致命的短处，正是那种典型的旧式女子，让长辈感觉柔顺放心，让丈夫感觉无话可说，也让情敌找不准要害。李治对她说不上喜欢，但也说不上厌憎，以他优柔寡断的性格，要让他为了抛弃这么一个鸡肋而跟所有当朝重臣闹翻，那一百年也未必等到机会。

　　如果是一般人，面对这样的情形可能也就死心了，反正自己现在过得还不错，何苦费那么大劲折腾？可是武媚不同，她有她的考虑。皇后的位置，带来的不仅仅是尊荣和嫡妻的保障，她的儿子就会成为嫡长子，有资格被立为太子，日后继承大统，成为大唐帝国的主人，而不会像那些可怜的皇子沦为争权夺利的牺牲品——不久前高阳公主谋反案中军功卓著的江夏王李道宗和太宗爱子吴王恪的无辜惨死，不是不让人惊心的。何况，君王的宠爱又有多可靠呢？感业寺的经历是她永远挥之不去的噩梦，萧淑妃的前车之鉴也让她看到了李治的另外一面，一旦恩爱不再可以有多冷漠决绝。她今日可以这样对付萧淑妃，明日未必不会有新宠这样对付她，如果只满足于眼下的一时风光，萧淑妃的今天很可能就是她的明天。事实证明，李治专情但不专一，他最依恋的是武媚，但身边女人从来就没有断过，不管后来是二圣并尊还是天后临朝，这一点都不曾改变。而世人眼中面首多多的武媚，至少李治在世之时还很收敛，从未找过情人，当然这未必是出于爱情了。她和李治因缘际会已近十年之久，但回顾过往经历，并不能让武媚感觉放心。贞观后期当时还是太子的李治和才人武媚暗通款曲的时候（浪漫点说叫共坠爱河^_^）， 也正是萧淑妃最受宠幸三年之中连生三胎的时候。登基之后，虽然不忘旧情一直都有去感业寺，但后宫美女也源源不断地进献。即使是她再度入宫之后，短时间内直升昭仪，风头似乎一时无两，李治也并没有停止东张西望的眼睛。这位新宠便是武昭仪自己的亲姐姐韩国夫人，皇帝对她的亲密关注，已经到了人们纷纷传说武昭仪的次子李贤其实是韩国夫人所生的地步。而武媚此时孤立无援，与王、萧的争斗还不知鹿死谁手，因此对皇帝同她姐姐的私情，不敢置啄。这也许正是史书所称‘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顺上意’的实际含义吧！风光无限下的危机，花团锦簇背后的悲凉，李治的恩宠既让她滋生了夺后的欲望，而他游移的情感又让她深深地感觉君王恩爱之脆弱易断。既然进取和保守都有风险，还不如放手一搏，杀出一片新天地，为自己争取正室的名分，为儿子争取嫡子的地位。强烈进取的进攻性人格，和内心无时或已的不安全感，终于让她下定了决心。目标既定，那便不惜一切代价去完成，没有机会，那就争取机会。神阻杀神，佛阻杀佛。蛰伏三年之后，她终于出手了！

　　永徽五年六月，王皇后舅舅柳奭迫于压力自请罢相，强大的外朝势力由此出现缺口。永徽六年六月，王皇后以厌胜事发，母亲柳氏被禁止入宫，柳奭被贬外放，此时的王皇后已经完全成了待宰羔羊。同年九月，直言进谏反对废后的顾命老臣褚遂良被贬出京。十月，下诏废王皇后萧淑妃为庶人，立武氏为后。这年年底，王、萧二人被处死，亲戚并流岭外。次年正月，武皇后之子李弘被立为太子。短短一两年间，一连串的举措疾如闪电惊雷，不仅整个后宫彻底改观，也震动了大唐朝廷。出手稳、准、狠，对手未及反应便已人头落地，大唐未来五十年的走向，也在这一连串宫廷政争中初现端倪。而这一切的导火索，便是千载以来仍众说纷纭的安定公主暴卒事件。

　　据说武昭仪的长女安定公主刚出生不久，便在王皇后探望之后离奇暴毙，武昭仪的盈盈泪水，让愤怒的高宗不假思索地认定王皇后便是杀婴的凶手，事情虽无由证明，王皇后却也无法自解，最后不了了之。但高宗对王皇后的印象从此一落千丈，不久柳奭便在皇帝凌厉的目光下窘迫难安地自请罢相了。然而在局外人的眼中，此事殊不合理，作为一国之母的王皇后有什么理由去杀一个宠妃的女儿呢？就算真的是妒火攻心，那对象也应该是皇子弘。因此，长期流传的一个说法，就是真正凶手实际上正是小公主的亲身母亲武昭仪，因为没有这样嫁祸于人的举动，她很难向皇后的位置再迈进一步。但《旧唐书》并未记载此事，加之虎毒不食子，故近人颇有不相信者，认为当时婴儿死亡率很高，小公主是正常死亡，只是被武昭仪所利用而已。不过，最为劲爆的说法还是近来才有的——这位小公主根本不存在，完全是司马光编出来的！论者认为，武氏长子弘出生于永徽五年(654年)初，次子贤生于永徽五年年尾，而小公主是中间出生的，那么一年之中怎么生得出三个孩子来呢?

　　李弘的生年原本没有多少疑问，《唐大诏令》中的《孝敬皇帝哀册文》中起笔便已述明：“维上元二年(675年)夏四月己亥，皇太子宏薨於合璧宫之绮云殿，年二十四，五月戊申，诏追号谥为孝敬皇帝。八月庚寅，转迁葬於恭陵。”据此算来当生于永徽三年，新旧唐书均与之相符。通鉴则有显庆元年（656年）“立皇后子代王弘为皇太子，生四年矣。”似可推为永徽四年，然通鉴这里只是笼统而言，比之官方讣文准确性自然不足。永徽三年七月李忠被立为皇太子，李弘生于这之后，这一点确定无疑，因而后人即使有所争议，也是集中在永徽三年末至永徽四年初之间。而近有学者宁志新独持异议，认为小公主纯属子虚乌有，他引用《全唐文》里高宗为李弘所做悼词有“年才一岁，立为代王”之句，认为这是高宗亲笔所写，必定最为可靠。这倒也罢了，李弘封为代王的时间，《旧唐书*孝敬皇帝传》和《唐会要》均作永徽四年，与李弘生于永徽三年说相符。而宁志新先生独取两唐书《高宗本纪》中的说法，为永徽六年正月，认为本纪来自于实录，比列传更为可靠。于是，李弘生于永徽五年论堂皇出场，唐代官方为李弘去世专门发布的正式讣告可以无视，而武则天的长女安定公主也就变成了司马光头脑中的幻想产物了。

　　其实，本纪出错之事并不少见，史官日后整理记事，怎么也不可能有当时的官方诏令来得准确。何况各类史籍无论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都有关于小公主的大量记载，单是直言武后杀女的便还有欧阳修所著的《新唐书》，难道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有同样的幻觉？不要说宋人，唐人苏冕所著《唐会要》里也记载了小公主暴亡之事，不知道宁先生作何解释？[3]最为可笑的是，就连他认为的“最可靠”的高宗本纪，下文也白纸黑字地记述了怎么为小公主追封，怎么迁葬，宁先生怎么就选择性失明了？翻案文章做到这个地步，也算登峰造极了。依据一己所好随意剪裁史料，官方专门发布的讣告不如他东拉西扯的推论可靠，大笔一挥，整个人便凭空从历史上消失了，如此做法，岂是治史者应有的行为？

　　大量史实证明，武昭仪确有一女暴卒，并导致了高宗的情感天平倾斜。综合各种史籍来看，弘当生于永徽三年末，贤的出生日期则明确记载为永徽五年十二月，武昭仪随高宗谒昭陵途中突然小产，因其未足月而生，对这个儿子又特别冷酷，因此有人认为李贤为韩国夫人所生的传言是真的。小公主出生于二者之间，具体年月不详，约为永徽四年末至五年初，出生后不久便暴亡，高宗疑心为王皇后所杀，时间应在永徽五年（654年）六月前，因为年纪尚小，还没有来得及封号。十年之后，当时已被尊为“二圣”的武后想起了早夭的长女，追封她为安定公主，谥曰思，于德业寺隆重迁葬于崇敬寺，所用礼仪尊贵如亲王之制。（《旧唐书*高宗本纪》）不知是否天意，也就是在这一年里，她生下了次女太平公主，视如掌上明珠，成为她最疼爱的子女。

　　小公主暴亡一事旧唐书并未专门纪录，仅在《则天本纪》之后的史臣评论中略提了一笔，“武后夺嫡之谋也，振喉绝襁褓之兒”，引为她的罪状之一。

　　《唐会要》的记录简略平实：“昭仪所生女暴卒。又奏王皇后杀之。上遂有废立之意。”

　　较为详细的是《新唐书》，记述如下：

　　昭仪生女，后就顾弄，去，昭仪潜毙儿衾下，伺帝至，阳为欢言，发衾视儿，死矣。又惊问左右，皆曰：「后适来。」昭仪即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杀吾女，往与妃相谗媢，今又尔邪！」由是昭仪得入其訾，后无以自解，而帝愈信爱，始有废后意。

　　而通鉴的记载最为详细，但也因细节过于栩栩如生，难免启人疑窦，不知这等隐秘之事史臣何以察觉？

　　后宠虽衰，然上未有意废也。会昭仪生女，后怜而弄之，后出，昭仪潜扼杀之，覆之以被。上至，昭仪阳欢笑，发被观之，女已死矣，即惊啼。问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适来此。”上大怒曰：“后杀吾女！”昭仪因泣诉其罪。后无以自明，上由是有废立之志。

　　那么武昭仪是否有杀女夺嫡呢？我们来看看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吧！

　　认为武氏并未杀女的多是近现代学者，按他们的看法，旧唐书并未记载此事经过，因此指为一大疑点。 且按照旧史的记载，武昭仪便必须比任何人都更早发现皇后来访一事，并且立即做好相应安排，神不知鬼不觉地在皇后走后杀害小公主，然后溜出去做出不知情刚从外面回来的样子，这一系列行动很难保证不被宫女发觉，而武媚一向行事谨慎，如此冒险与她向来的作风不符。日人原百代因此推测，当时婴儿死亡率偏高，可能奶妈把木炭烧得太足，导致小公主一氧化碳中毒而死（即碳气中毒），或者王皇后没有带过孩子，不小心把棉被盖在小公主的脸上离开，无意中把小公主给闷死了。

　　这些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以次来反驳旧史上的记载个人以为仍嫌不足。旧唐书因成书仓促，前期史料常有照抄唐朝实录和国史，几可视为唐代官方喉舌的代表，这一点已为历代治史者所公认。而高宗实录，曾有被武后亲自出面监修的纪录，后虽经反复，但为尊者讳的现象仍不少见，如不载太宗纳弟妇事，不载杨玉环原为玄宗儿媳等，而这些新唐书和通鉴均秉笔直书，因作者为宋人不必再为前朝避讳之缘故，故不能以旧唐书未详载经过而否认其事。且旧唐书虽然不曾在正文中专门记录，但史臣评传中仍有“武后夺嫡之谋也，振喉绝襁褓之兒，菹醢碎椒涂之骨，其不道也甚矣，亦奸人妒妇之恆态也。”表明了五代人对此事的看法。

　　那么武昭仪有没有可能比其他人更早知道皇后来访并做出安排呢？皇后来访并非邻居串门，以当时武昭仪在后宫遍布的眼线提前侦知并非难事，而整件事发生在武昭仪自己的寝宫，她要安排宫女们守在哪里不可走动那是轻而易举的事。甚至可以说，如果她在自己地盘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她也不可能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帝了。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参考日后的上官仪事件。高宗密召上官仪起草废后诏书，如此机要隐秘之事，也逃不过武媚编织严密的情报网，立刻在第一时间内得知，并且立即做出了最为明智的决定，没有浪费一丝一毫的时间去联络外朝官员如何在事发后进谏阻止诏书生效，而是马上赶到现场，说服高宗改变心意，从而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武昭仪的信息掌控程度和应变能力无可怀疑是极其高效的，这还完全是突发事件的紧急应变，如果小公主之死是她处心积虑已久的策划（皇后显然不是第一次来探望小公主），要做到这些那就更不成问题了。

　　武昭仪作风稳健是不错，但并不等于说她不敢冒险。早在太宗病重之际敢于与太子私通，足可证明她有在人生陷入瓶颈之际,为寻求出路不惜放手一搏的决心和勇气。而彼时她面临的风险甚至更大，能掌握的东西更少，任何一点不慎都足以让她粉身碎骨，但她依然做了，只为了多年之后她可能会有一个渺茫的机会。这种性格，我们还可以从她父亲武士彟身上找到。武士彟向来是以敦厚谦恭的长者著称，曾经因为顾忌自己名望不够而坚辞工部尚书的职位，可见其为人的谨慎小心，然而在隋末风云之际，他同样可以冒着毁家灭族的风险，将万贯家财和一家人的身家性命全都投入一场凶险莫测的政治投机中。作为武士彟的女儿，武媚无疑继承了他这一特点，并且走得更远。

　　因此，无论是从动机、性格、还是作案条件和能力，认定武昭仪是小公主之死的最大疑凶，并不过分。诚如胡戟先生所言：“许多人怀疑武则天手杀女儿的可信程度，一个母亲如何下得去手杀死自己的亲生女儿？如果对武则天可以象常人一样论理，那么她就不成其为武则天了。 当时的情势之下，武则天除非施展宫廷阴谋，脚踩自己女儿幼小的尸体，否则是很难朝皇后位置进一步的。……既然没有退路，她决不安分守己听天由命。于是下毒手嫁祸于人的做法，也就是在最不合情理的情理之中了。”学者勾利军更从她对太平公主的溺爱和对萧妃二女的迫害分析（我的女儿死了，你的女儿也别想有好日子过），认为这是出自爱与恨之双向移情，走了两个极端，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病态的心理宣泄。从小公主的追封与迁葬来看，“追封安定公主，谥曰思，其卤簿鼓吹及供葬所须，并如亲王之制”，谥曰思，从字面上看，当指她一直对早夭的长女念念不忘，而根据谥法，“追悔前过曰思”（《唐会要*谥法》），也让人联想寄托追悔之情的究竟是谁。安定公主的迁葬明显逾制，以平阳公主的赫赫战功，葬礼动用鼓吹也引起了一番争辩，这个出生不久即夭亡的小公主能得如此厚葬，让人看到生为母亲的武昭仪内心的哀伤和悲凉。后来武后临朝称制，大杀李唐宗室，唯有唐高祖之女千金公主为武后“献药”薛怀义得到赏识，被武后收为义女，改封安定公主，证明她对长女的思念，从来就没有一刻停止过。

　　这么一对比，感觉正方的论据的确比反方更有说服力。然而勾先生后面的分析，个人以为画蛇添足之嫌。因武媚向有迁怒于人的习惯，如她不喜欢常乐公主，便将其女周王李显之妃（也就是她的儿媳）活活饿死，难道这也跟安定公主的早亡有关么？因长女早逝而特别珍爱次女，似乎也是人之常情。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密室杀人，如无旁证，何以证实？

　　新唐书和通鉴的相关描写应该是出自唐人笔记，以弥补正史中缺少的这一环了。以野史入史作为正史的补充原也是常见的做法，但放在这里就显得太戏剧化，应是史官根据民间流言加上自己的推断而作，而不会真有人亲眼见到那一幕。也就是说，虽然种种矛头都指向武昭仪杀女夺嫡，但并没有目击证人亲眼看见。那么，有没有可能小公主的确是自然死亡呢？应该说，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只是微乎其微而已。

　　如原百代所说，当时婴儿死亡率很高，小公主会否被奶妈或者王皇后不小心闷死？当然，既然没人亲眼见到，那就发生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但要说是很可能，那就大有疑问。诚然当时婴儿死亡率很高，但那是由于医疗卫生条件不好，随便一个伤风感冒就可能不治而亡。但一个健康的婴儿被一氧化碳毒死（原百代所说的碳气中毒）或者不小心闷死的死亡率高不高，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单就此事而言，个人以为说小公主睡得太香，不小心被口水呛死，其可能性是和以上两种死法的几率差不多的。此外，小公主的出生和死亡时间都是个谜，不知原氏据何而言认为此事必然发生在冬天需要生木炭取暖。而事情竟然发生得如此之巧，正好在武昭仪苦寻机会不得的时候，王皇后就遇到这样说不清的事情，也不能不让人怀疑。如果你相信世间有奇迹，或者就是这类事了吧！而我个人是认为，武昭仪确有杀女夺嫡，有机会能充分利用到尽，那不过是汉武帝之母王夫人的档次，没有机会自己能创造机会，这才是武则天的手段，也是她能成为空前绝后的一代女皇的原因。

　　事情以高宗李治对于王皇后的印象彻底破裂而终结，从此之后，冷淡变成了厌憎，李治的心底，这个发妻再也没有丝毫的位置。他虽然不能处罚她，但冷漠而凌厉的目光，却令得王皇后的舅舅柳奭坐立不安，不得已在永徽五年六月自请罢相。[4]丧失了外戚援助又被丈夫彻底遗弃的王皇后，此时已如生活在冰窟般奇寒彻骨。武昭仪的苦肉计终于达到了目的，亲生女儿的死亡为她带来了一个上位的机会。仅仅是机会。

　　一个卑微者想要走向高贵需要付出多少？商人的女儿，先帝的侍妾，随便哪一样，都是她无从弥补的致命的缺陷。然而她仍然成功了，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她这一生似乎都在创造奇迹，最后她自己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以女子之身而在男权之上的中古社会中登基称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而她所付出的代价，世间有几个人付得起？“杀敌一万，自损三千。”血肉相搏的战场，没有人可以全身而退。而铲除敌手的第一刀，她是望自己身上刺下的。这一刀，也刺破了世间一切规则和定理。士庶的界限，伦理的约束，都在这样不惜伤亡不计代价惨烈到近乎偏执的决心面前，灰飞烟灭。她终于突破了宿命的限定。

　　一直觉得，武则天一生中的真正转折点，不是由感业寺二度入宫，而正是以安定公主之死为开端的皇后争夺战。如果没有这次事件，以她的出身和背景，很可能一直和后位无缘，甚至入不了两唐书的《后妃传》。那么她在历史上的记载，很可能就是《高宗诸子传》中短短的一句话：“武昭仪生弘、贤、显、旦”。由于官方史书为尊者讳的传统，我们可能根本不会知道她原来还做过太宗的才人，更不用提感业寺那段往事，那么她传奇的前半生也就永远湮灭在苍茫的时空中了。她其实并不是没有选择。长期受母仪天下需要贤惠不妒洗脑教育的王皇后，本身又没有什么手段和能力，并不见得会拿她怎么样。李治去世后，因为育有子嗣，依据大唐律令她大概也会随着外放到某地做刺史的儿子到封地，如同她的表姐燕德妃一样，以太妃的身份，度过平静而寂寞的下半生。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依靠丈夫的宠爱，儿子的孝顺，多少女人这样度过了一生。而舍弃这样的安宁，断然出击，将自己的夺嫡之谋暴露于人前，无疑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将已经拥有的一切投入到一场只能胜不能败的豪赌中。只因忍功了得的皇后们或者可以容忍君王的心被别的女人占据，却没有人能容忍一个妄图侵占夺取自己地位的人活下来。人彘的惨案不是因为戚妃的专宠，而是因为她的夺嫡了。同时，对后位的挑战也就等于对拥护王皇后的元老集团的挑战，生活将会变成一场接着一场永无休止的战争，从此之后，她将注定只能在刀尖上跳舞，休想再有一刻的安稳。

　　胜则正位中宫，败则粉身碎骨。作为凡夫俗子的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完全理解她何以做出这样的选择。要有怎样强烈的自信，怎样旺盛的企图心，怎样冷静到冷酷的决绝，才有胆量拥抱这样的人生！这是……疯狂。“所以我们成不了伟人，因为我们都不够疯狂。”平凡如我辈，可以这样心安理得地安慰自己，一面默念着平平淡淡才是真，一面怀着复杂的心情，议论着、艳羡着、鄙夷着、唾骂着，看着那个一千多年前的女子，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何等傲慢地转身，弃绝一切尘世间平凡的温暖和快乐，头也不回地走向高处不胜寒的荣耀与凄清。属于燕子的道路有一千条，属于鹰的道路却只有一条，于是，注定了我们只能是看客，而她却是主角。

　　在这样的情况下，再来谈论她是否事后有过后悔有否痛哭过长夜，似乎显得有点多余而矫情。人心肉造，她当然会痛苦，但不会因此而改变决定，不会因此而停下脚步，她的意志强大到足以战胜她的情感，这也是超人与凡人的分界吧。我们只能从日后史书上的零星记载中，约略窥知这位女皇的内心世界：——深宫里那抹淡淡的血痕，原来从未随时光而消逝。金庸认为，中国成功的政治领袖，第一个条件就是“忍”，包括克制自己之忍、容人之忍、以及对付政敌的残忍。第二个条件是“决断明快”。第三是极强的权力欲。随着安定公主之死，成为政治家的武则天，终于修练到功德圆满。

　　精密的计算，准而狠的出手，就算老辣的政坛高手也难于抵挡，何况未经风浪的王皇后？永徽五年六月，随着王皇后舅父柳奭迫于压力自请罢相，武昭仪感到时机已至，遂在争取到李治的支持之后，向皇后宝座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势，终于在永徽六年十月得以正位中宫，而有唐一代的历史，也随之而改变。

　　注：[1] 当时有以“娶四姓女”为时尚，即“崔范郑王”，一说为“崔范郑李”。

　　[2]通鉴：“后不能曲事上左右，母魏国夫人柳氏及舅中书令柳奭入见六宫，又不为礼。武昭仪伺后所不敬者，必倾心与相结，所得赏赐分与之。由是后及淑妃动静，昭仪必知之，皆以闻于上。”

　　[3] 唐德宗时，苏冕撰成《会要》40卷，记唐初至代宗时故事。宣宗时，崔铉等人撰《续会要》40卷，记德宗至武宗时故事。宋人王溥合并二书，并采择唐宣宗以后故事加以续补，撰成《唐会要》。

　　[4] 通鉴永徽三年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