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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向守卫人民政权牺牲的解放军致敬!共和国卫士永垂不朽! -- 桌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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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这场政治风波中工人的存在几乎被人为淡化了。

吉汉的一篇讲述这场政治风波中工人作用的文章大意是这么论述的,个人印象深刻(免责声明:这篇文章出处找不到了,如果有河友能有文章出处可以贴一下链接,凭记忆写了大意,错漏之处还请见谅):

关于这场政治风波的历史叙事,比较常见的是两种版本。

其中最常见主流的版本就是把它放在“民主对抗威权“的框架下来理解。这里的“民主”一般指的是自由主义意义上的民主。1980年代,开启了“告别革命”的大门,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开始在大陆青年与知识分子中流行。自由主义意义上的民主价值的实现也成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期望所在。但当时的自由化政治改革的进展远远滞后于市场化经济改革,而且几次出现倒退——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1986年对以“放开民主选举“为主要诉求的一波高校学潮导致了胡代宗下台。在这一叙事中,这些受西方自由主义影响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们,逐渐累积的不满终于在1989年胡代宗逝世后彻底爆发,他们走上街头,希望能够让自由化政治改革加速前进,邓天尊事后还说“这次什么口号都喊出来了,就是没有打倒改革的口号”。

而另一种非主流叙事则是将这场政治风波放在“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框架下来理解。在这一叙事中,1980年代的一系列市场化改革将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带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变革过程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贫富差距的急速扩大,也造成了大量腐败问题,降低了城市人口的生活水平。和前一种叙事不同,该叙事认为学生、工人、市民不满的真正原因是市场化改革所造成的经济乱象,所以最先喊出的口号是“反官倒”、“反腐败”。

在第一种叙事中主角几乎是学生和知识分子,严重忽略了同样踊跃参与运动、在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工人和市民。事实上,不管是从6月3日晚、6月4日凌晨清场的死伤状况看,还是从风波过后的镇压力度看,工人、市民所付出的代价都要远远大于知识分子和学生,这一局面和1980年韩国光州运动有点相似。

魏德昂和龚小夏在1993年的研究中说“新华门事件”后少数工人决定成立一个组织,这就是“工自联”的前身,也就是说“工自联”的成立时间比“高自联”要早上那么几天,只不过一直到5月13日前都基本没有公开活动。

但5月13日学生们开始绝食之后,学生的参与度其实已经在下降了,工人和市民开始参与了进来。到5月20日戒严令颁布后,工人和市民自发在城市外围的各个地方阻拦军队进城。他们排成人墙、堆起路障,阻止军队进一步前进。他们还给士兵们提供食物和补给,和士兵建立友谊和信任,聊天唠嗑,劝说士兵们放下武器。换句话说,在戒严开始、局势的危险程度大大增加之际,敢于和最为强力的国家暴力机关正面对抗和交涉的,不是学生,而是工人。而工人们也确实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军队进城的步伐被阻拦了。

吴仁华有个专访说

“在八九民主运动中,最具有道德勇气、牺牲最惨重的不是学生,更不是知识界人士,而是北京市的工人弟兄和市民。为了保卫天安门广场,保护天安门广场上和平请愿的学生,他们一直在用血肉之躯阻挡着武装到牙齿的解放军戒严部队,浴血奋战,奋不顾身。

用罗莎·卢森堡的说过“工人阶级的斗争意识是在斗争过程中不断培养起来的”。在阻挡军队进城的过程中,工人们逐渐意识到他们自发的组织和行动当中所蕴含的巨大能量。一大波“自我组织”的浪潮开始了。根据魏昂德和龚小夏的研究,从5月中旬开始,“”工自联的成员人数开始暴增,到6月上旬已经多达2万人。与此同时,其他各式各样的工人组织也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他们开始组织了各种“纠察队”、“敢死队“等等带有自我武装性质的类民兵组织,以便及时观察、传递军方的动向,还维持了城市治安、不给军方镇压提供借口。

同时,工人们开始在更多的街道上筑起堡垒和工事。不少工厂的工人们开始有组织地发起罢工和磨洋工。鲍彤之子鲍朴整理的《李鹏日记》中说,到5月底,已经传出消息说首钢的10万工人正在筹备罢工,这才是令高层震动的原因所在。首钢是当时北京规模最大、最具标志性的工业企业之一,一旦首钢工人罢工,很可能在整座城市掀起大规模的罢工潮。而且当时“工自联”已经明确提出“筹备发起总罢工”的口号,不少工人着力在各个工厂之间建立联系,在为总罢工做准备。

从“工自联”传单的分析来看,工人们首先关注的当然是与切身生计相关的经济议题:通货膨胀、贫富差距。这些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当然使得城市工人对市场化改革态度极为负面

在“工自联”看来,之所以出现通货膨胀,是因为控制生产定价和进口环节的官僚们故意把商品价格定高、从而在中间赚取利益。因此,解决通货膨胀和贫富差距问题的根本出路,是推翻官僚制、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过程控制在工人自己手上。这种以反官僚为基础的民主论述的相似感,不免让人回忆起1966-1967年文革初期中的工人造反派。

参与运动的工人当然是在为民主奋斗,但工人眼中的“民主“首先是工作场所的民主、是劳动权益的民主。“工自联”对民主的论述,从始至终交织着对官方工会系统的批评,认为它无法真正代表工人,希望工人有组织独立工会、监督企业管理者、集体谈判的权利。

所以工人们所定义的“民主”,是推翻官僚制、用工人阶级的自我管理取而代之,而实现这个目的的第一步,就是争取工作场所的民主、建立工人的自我组织。

很显然这个构想带有鲜明的阶级性,它建立在工人阶级的主体性之上。即“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构想,和学生、知识分子对民主的认知有很大不同。在后者的论述当中,“民主”是由一系列普世的自由价值构成的。

在工人眼中,民主和市场化改革是截然对立的。市场化改革让本就掌握巨大权力的官僚们更加肆无忌惮,市场化改革和官僚独裁两者相辅相成,因此必须同时推翻;而在学生眼中,民主和市场化改革是相伴相生的,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腐败、官倒等问题,是市场化改革不完善的结果,更是民主化改革没能跟上市场化改革的写照。因此学生要求让让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并行。事实上,在被称为“八九学潮预演“的1986年学生运动浪潮中,“继续推进经济自由化“就已经被学生们列为抗议的核心诉求之一。

工人所要的民主是建立在阶级话语基础上的民主,学生所要的民主是去阶级化的民主;工人们所追求的是社会主义民主,而学生们所追求的是自由主义民主。

但学生对工人参与运动是很排斥的。学生们认为这场运动应该是完全属于学生自己的,并竭力保持运动的“纯洁性”。在5月底之前,学生们一直排斥工人组织进驻天安门广场。学生们甚至不愿和工人组织沟通,尤其是不待见建筑工人的组织(当时的建筑工人主要都是北京周边郊区的农民)。迈斯纳的研究也表明,在学生组织的几次大游行中,学生们手挽着手、在道路两侧搭起人墙纠察线,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市民“混入”游行队伍当中。也有亲历者表示,学生们在调配香港和海外捐赠的补给物资时,特别注意不让这些物资落入工人手中。

运动中的学生领导者多次表明要用自己的行动“唤醒”民众,但从上述种种表现看,他们对那些根本没有在睡觉、不仅醒了而且还积极参与运动的民众爱答不理。这种精英主义的自我优越感,一方面来自于精英高校学生的“天之骄子”心态,另一方面还透露出古典的中国士大夫情怀:将自身看作是社会的道德担当,是整个国家的良心所在,肩负着为民请命的重担。这便是学者赵鼎新曾经指出的关键事实:

在运动中,学生使用的话语是西方自由主义话语和中国传统道德主义话语的混合体。

在学生的排斥之下,不少工人也开始对学生失去信任。在工人看来,学生们自我感觉过于优越、不尊重工人,只会空谈大词而不解决实际问题。最让工人警惕的是,他们所憎恨的官僚制精英做派,开始在学生身上出现。学生的组织中充斥着各种“主席”、“总指挥”的名头,而且内部权力斗争不断。相反,以“工自联”为代表的工人组织,内部结构往往扁平化,不突出个人的领导地位。

更让工人接受不了的,是运动中的学生领袖享受特权。据说当时在工人当中就有传言说柴玲和封从德的帐篷里铺着一张席梦思床垫。这种传言的真实性无从考证,但从中可以看出:任何与等级制、官僚化有关的迹象,都深深切中工人的痛点。

所以这场政治风波平息之后,学生和知识分子们是蜻蜓点水地“小惩大诫”,工人则被严酷镇压。

1990年代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加速,为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那一批受过精英教育的大学毕业生们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机会。许多参与过这场学运的自由主义知识精英,在市场化浪潮中,摇身一变成了新兴的城市中产阶级,变成了拥护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

所以有人说“某种程度上,市场化改革因此可以被看作是中共当局对那一代学生参与者的吸纳和收买”。有不少1980年代末在北京名校就读的大学生,他们几乎全都参与过那次政治风波,但今天作为光鲜体面的中产阶级,信奉“稳定至上”。回忆起来都认为自己当时参与运动是天真、幼稚、不成熟的表现,是“受人操纵“的。

19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在“收买“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体的同时,对城市工人阶级造成了毁灭性打击。随着大量的国有企业改制、裁员、私有化,无数城市工人被迫下岗或买断工龄,失去了工作机会和基本的劳动保障。

一般认为驱动开启国企改制的主要是经济方面的考虑,但回看这场政治风波的轨迹,也许可以猜测——即便这种猜测还缺乏足够的证据,但或许可以去思考和讨论——政治动机——在当局的决策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当局也许正是因为忌惮城市工人阶级在运动中表现出的组织力与激进性,才决心在整体上摧毁这一阶级”。

知识分子群体和城市工人阶级在1990年代的迥异命运,构成了后天安门时代断裂的社会格局,一直延续到现在。这种将不同阶级“分而治之”的策略,成为了这个党威权体制得以维持的关键因素。

不过,随着阶级跃迁幻想破灭变成阶级固化、阶级滑落之时,这种“分而治之”的策略是否还有效呢?

到那时,真正的改变命运得途径只有一条,就是改变整个无产阶级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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