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180师遭遇严重挫折，怎能怪解放战士比例高？ -- 忘情

作者：忘情

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第三阶段，志愿军180师在一些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遭遇了空前挫折。令人惊奇的是，该师负责人郑其贵作出放弃指挥，全师分散突围错误决策的出发点之一，竟然是“害怕俘虏兵打黑枪”。在一些人的事后总结中，180师中“俘虏兵”成份过多，竟然也成了战败因素之一，这不仅站不住脚，而且也对广大解放战士颇不公平。

在解放战争中，辖区内地瘠民贫，人口稀少的西北野战军，早在1947年初，其补充兵员来源就从战争之初的动员翻身农民参战，变成了动员俘虏成为解放战士为主了。1947年8月，贺龙在绥德分区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称：“现在俘虏兵占了百分之80”。当年11月，彭德怀、张宗逊在发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称：“部队补入俘虏有些已超过百分之80，有些百分之60，平均当在百分之70左右。”

到了1949年2月，彭德怀在发给中央军委中的电报中，称西北野战军“现有九万五千人……俘虏兵约占全军百分之80。连队中比例更大，班长绝大多数是俘虏兵，排长副排长亦近半数，连长指导员各军中均有个别。”

在人烟稠密的华东战场上， 1947年7月，陈毅、粟裕、谭震林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称：“去年俘虏44万中，参加野战军最低估计10万，与自愿参军数相等或超过，野战军俘虏兵比例百分之40到80。”

1947年年底，陈毅在《华东一年来自卫战争的初步总结》中说：“我们补兵员十分之三是翻身农民，十分之七是解放战士。”淮海战役开始时，华野全军共编15个步兵纵队和1个特种兵纵队，总兵力约36.9万人。在这场空前惨烈的南线大决战中，华野共计伤亡10.5万人，但战役结束时华野兵力不降反升，达到55.1万人。这其中除了补充了几个地方团共计数千人之外，其他都是在战役过程中吸收的解放战士。栗裕曾说过，第一阶段打黄百韬兵团时俘获的解放战争，因为他们有技术，有战斗经验，因此到总攻杜聿明集团时，他们中的大部分已经升至班长，少数为排长，个别的甚至升为连级干部了。

中原野战军自千里跃进大别山之后，因为在新区扩军困难，所以在1947年底，由第二批向大别山跃进的10纵、12纵带来2万从根据地动员的新兵后，此后兵员补充主要靠解放战士。淮海战役结束后，中野改称二野时，其部队中解放战士的成份达到60%。渡江后二野攻略新区，部队扩充很快。到1949年7月，即打响大西南战役前，二野中解放战士比例已升至80%。

东北野战军因为兵源来源不愁，因此在辽沈战役前，部队中解放战士比例只占10%左右，为各大野战军中比例最低的。但在辽沈战役结束后，从入关打响平津战役，到南下湖广，扬威衡宝、席卷广西，一年时间内部队里解放战士比例急剧升高。

华北野战军在战争初期，战绩和兄弟部队相比略显逊色，因此部队中解放战士比例只占20%左右。但随着他们奔袭清风店，攻打石家庄，逐渐走出了低谷，部队中解放战士比例也随之水涨船高。到华北全境解放时，该部新补入部队的翻身农民和解放战士比例，大体保持在4：3的比例。

由此可见，到解放战争后期，我军各大野战军中，解放战士的比例已经相当高了。1950年6月，也就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周恩来在全军精减整编会议上曾指出，“目前部队中，解放战士占到了百分之70至80。”

伟人曾指出：“蒋的兵其实是很好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出身于贫困阶层，只要加以教育，提高其政治觉悟，他们就能迅速转变成为人民而战的勇敢战士”。这其中，让这些解放战士从“当兵吃粮”、“长官叫打谁就打谁”的麻木盲从状态，转变为自觉为人民利益而战的关键，在于必须对其进行教育改造。

关于改造解放战士，各大野战军在实践中都摸索、总结出不少方法。最终大家殊途同归，总结出“诉苦运动”加“三查三整”的最佳思想改造方法。

所谓诉苦，就是让解放战士们当众诉说自己当兵前，所受的旧社会的苦。当兵后，在蒋军里所受的官长欺凌之苦。这种诉苦方式，往往刚开始由解放战争中的积极份子带头，但一旦讲开了，就会在全体解放战士中引发强烈共鸣。这时候再加以引导，就会初步激发起解放战士们对旧社会的仇，对反动军队的恨，让他们很快转变立场。

当然，诉苦只是思想改造的初级阶段。各部队在整训期间，会在诉苦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进行“三查三整”。其主要内容是“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通过深入开展“三查三整”，不仅解放战士的思想觉悟会上一个大台阶，对部队老战士和以翻身农民为主的新战士，同样也是一场心灵洗礼，整个部队的政治素质都会有个飞跃。顺带着，还能清查出隐瞒身份，混迹于解放战士中的极少数蒋军反动骨干、党团分子和潜伏特务，进一步纯洁革命队伍。

在政治上，我党我军对解放战士从无岐视。哪怕是俘虏兵执意不肯参加我军，我军也会悉心治疗其伤病，待其康复后发给路费和路条，遣其回家。各地土改时也一视同仁，对这些归家的俘虏兵一样分地。我军10位元帅大多有曾在蒋军中当军官的经历。在面对诸多解放战士时，他们在不同场合，曾不止一次地自己为“老解放”，并以自身经历，来勉励大家放下思想包袱，为人民立功。

数以百万计解放战士中，后来有不少人成为我军高级将领。如果说开国中将谭甫仁早年是广东北江农军小战士，后潜伏敌营在井冈山下被俘算是归队的话。那么开国中将王铮是1931年第一次反“围剿”被俘后才加入革命阵营的解放战士，是不争的事实。在上甘岭一战成名的志愿军第15军45师师长崔建功，则是1935年直罗镇战役后加入红军的解放战士。而1948年10月底沈阳解放时，时任东野2纵6师16团尖刀连连长的黄达宣，将一个名叫徐惠兹的解放战士带到了革命阵营中。到上世纪80年代初，黄达宣升至39军副军长。而军长却是他曾经的俘虏徐惠滋。徐惠兹后来官至副总参谋长，仍念念不忘老连长黄达宣当初的“引路之恩”。俩人的经历遂成一段佳话。由此也可看出，我党我军对解放战士从无政治岐视，只要表现好，一概大胆任用。

回到文章开头，到抗美援朝战争中，入朝参战的志愿军部队，又有哪一支不是解放战士占绝大多数？同样是被隔绝敌后，怎么27军、12军91团负责人压根就不担心“俘虏兵打黑枪”？

解放大西南之战于1949年年底基本结束，到1950年3月份开始集结入朝，180师有一年多的时间来教育解放战争末期大量吸收到队伍中的解放战士，甄别出混在其中的坏份子。和淮海战役中的华东野战军相比，时间充裕得很。如果说在第五次战役第三阶段，180师指战员中，确有潜藏的反动骨干借机兴风作浪的话，那板子也不能打解放战士这个群体身上。要怪，就该怪该师的思想教育和坏分子甄别、剔除工作没做到位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