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彭总在西北取得的战绩，一半功劳得归功于贺龙 -- 忘情

作者：忘情

众所周知，三年解放战争中，彭总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是我军中相对最弱小的一支，西北战场也是敌我力量对比最为悬殊的地区。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彭总指挥西北野战军以弱敌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是非常不容易的。老百姓的鼎力支持，将士们勇猛顽强，彭总战场指挥得当，都是胜利的源泉。但西北野战军的赫赫战功中，有一半得归功于贺龙。

有人以为贺龙自解放战争初期短暂指挥晋绥野战军与敌对垒后，就长期脱离了指挥一线，直到1949年才重披战袍，率部翻越秦岭入川，与第二野战军一道，歼灭了国民党留在大陆上的最后一个重兵集团——胡宗南集团。这期间长达数年的时间似乎很难再听到贺龙的消息，因此误以为他对解放战争贡献不彰。但实际上，1947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了“由贺龙统一领导陕甘宁、晋绥两地区工作”的决定。要求他“解放统一后方、精减节约、地方工作三个问题”、“以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支援西北解放战争。”

小河村会议结束后，贺龙肩负着党中央交予的重任到绥德，提出了两个边区统一的3项具体措施：一是统一生产建设、金融贸易，建立独立自主的财政经济体系；二是加强支前工作的组织领导，有计划地使用人力、物力和财力。后方机关要精兵简政，要组织编余人员搞生产，为前方服务，将节约下来的物资送到前线去；三是要搞好土改，从根本上调动劳动人民生产、支前的积极性。

为了支援前线，贺龙主动将晋绥野战军第3纵队调给西北野战军，只给晋绥区留下独3旅。为掩护“昆仑纵队”，他率西北局、边区政府和联防军机关人员，冒着狂风暴雨，公开向东开进，给胡宗南造成“中共首脑机关正在向东逃窜”的假像，牵着数个旅的追兵到黄河边，有力地掩护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

1947年8月18日，贺龙等人东渡黄河，将西北局机关暂时安置在山西临县沙原村一带后，立即投入到支前工作中去。不久，毛主席发来电报：“请你们迅速分赴各县，大力动员粮食，只要7000至1万石粮食，即可保障作战计划之完成。”8月27日，中央军委又发来急电：“野战军南下，已无粮携带，着从速令绥（德）、延（安）两地区沿途筹粮。

能否保证前线粮食供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西北战局。当时，西北野战军主力和地方部队合计约6万人，党中央、陕甘宁边区、学校和游击队约2万人。这其中还不包括晋绥军区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仅供应这8万人，每月就需1.6万石粮食。然而，当时陕甘宁和晋绥我方实际控制区人口仅400万左右。这一带土地贫瘠，干旱少雨，加之胡宗南部队到处为祸，大片土地荒芜。别说供应前线，就连本地区也已有40万人缺粮。

为了筹粮，贺龙绞尽脑汁。他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选拔得力干部，组织了庞大的征粮、运粮队伍。1947年9月，贺龙通过中共中央，向晋冀鲁豫解放区要了10万石粮食，需要马上组织运力前往运粮。他和林伯渠商量，急令将西北野战军后勤供给部部长薛兰斌调来，和林伯渠一道与之商谈。

薛兰斌一听要千里运粮，顿时挠起了头皮：“老总，千里不运粮，百里不运草呀！这么多粮食要运到陕北，又没有车，路也不好走，还得过中条山、吕梁山、汾河，太困难了。”贺龙敲着手中的烟斗，说道：“任务必须完成，没价钱可讲。你知道，前方战士没粮食吃呀！只要把这批粮食很快运过黄河，就是支援了战争，支援了陕北没粮吃的老百姓。”

薛兰斌明白了运粮的意义，但又担心没人、没牲口，难以完成任务。贺龙一挥手：“这好办！我马上发电报，让晋绥派人、出牲口。”过了两天，贺龙把延安大学在晋绥的1000余名师生、员工也动员了起来，交到了薛兰斌手上：“这些人给你当运输队的骨干，依靠他们准能完成任务。缺少骡马，就人人动手背嘛！”

贺龙虽下了命令，但心里清楚，要完成这项任务将要克服极大的困难。因此，薛兰斌率队出发后，他一直让参谋与运输队保持联系，随时掌握情况。贺龙到晋南出公差时，还专程赶到运输队检查工作。当他看到沿途男女老幼齐上阵，车运肩扛，络绎不绝的壮观场面时，激动地对薛兰斌说：“你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代表西北局谢谢你们。”

为了战争的胜利，贺龙领导边区政府，动员、组织了庞大的支前队伍。从晋中、晋西和其他解放区调运了大批粮食到陕北战场。1948年5月，他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报告说：“河东的抗勤任务超过了抗日战争的总和。在榆林战役中，第1、2、6、9、10分区都动员了背粮。仅临县3个乡就动员了69万人次。其中妇女占32万人次。绥德有部分粮食还是从河南运来的。在晋南也有数万人运粮，运粮的牛车络绎不绝。”

为解决战场上的物资需要，贺龙将绥蒙军区副政委张达志调来，交给他2个骑兵团、2部电台，任命他为陕甘宁晋绥游击司令，让他率部到关中、晋南做买卖，当运输队长。张达志说：“运输用不着2部电台。”贺龙却说：“张达志，你别小看这个任务。你带的人不多，可任务却很重。你要把土特产卖掉，还得换成我们需要的各种物资，什么棉花啦，布匹啦，鞋袜什么的。还要换成钱、金子、银元什么的。你必须同我直接联系。我每天向你通报敌情，怎么不需要2部电台？”

张达志出发前，贺龙又特意交待：“你每天同我联系，要详细报告。换到的东西和钱，在路上不管碰上西北野战军哪支部队，他们要钱给钱，要东西给东西，只要打个条子就行了。记住，你们的任务不是打仗，一定要保证钱和物资万无一失！”

在兵员补充上，贺龙的办法是全力经营地方兵团。尽量压缩机关，充实连队。在老区，动员失散兵员归队。在新区，动员群众参军，并千方百计组织游击队。贺龙后来这样向毛主席汇报：“这样作，一方面可作野战军的补充兵团。另一方面，也可逐渐升级为野战兵团。”在晋西北和陕甘宁人口稀少、连年灾荒、征战不断的条件下，仅1947年，贺龙就动员了3万人补入野战军，5万人加入地方兵团。到1948年年底，陕甘宁和晋绥地区的野战部队扩大到7个纵队零2个旅。到1949年6月，西北野战军已从小河村会议时的3个纵队零2个旅，发展成2个兵团、6个军、18个师，总计22万人。

在西北战场那战火纷飞的岁月里，贺龙口袋里装着一封封毛主席、彭总向他要粮食、要弹药、要服装、要补充兵员的电报。而贺龙在抗日战争中曾被日军毒气弹伤害，复原后身体大不如从前。可以想见他为了完成支援前线的任务，要克服多少艰难困苦，要熬过多少不眠之夜。

后方的难处和贺龙的功绩，无论是毛主席还是彭总，一直以来都是非常理解、极为肯定的。毛主席在评西北大捷时指出：“此次胜利如此显著，原因甚多。前线领导同志们的坚决的、灵活的指挥，后方领导同志们和广大人民的努力协助，都是应当指出的。1954年，彭总在接见《沙家店》剧组创作人员时说：“光在粮食问题上表现贺龙是不够的。他不顾一切地支援西北解放战争，非常热情地动员新兵、搞医院、搞粮食，还亲自到部队中去进行鼓动。你们要加强描写贺龙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