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并不寂静的山林——记抗美援朝期间中美长白山暗战 -- 唯有天使生双翼
1952年11月29日黄昏，在南朝鲜首都汉城机场的停机坪一隅，一架草绿色的C-47运输机正在进行紧张的改装作业，和机场上其他的飞机相比，这架飞机显得异常低调而神秘，该机除了垂直尾翼上的“B-813”编号外，机身上没有任何国籍或是其他方面的标识。而且该机周围围了一圈不苟言笑的警卫，他们手里平端着子弹上了膛的冲锋枪和卡宾枪，虽然这里距离前线足有数十公里之遥，但是警卫们的表情清楚地告诉每个路过这架飞机的人，他们是真的会朝任何胆敢接近这架飞机的人开火的。
表面上这架C-47运输机是隶属于一家名为“民用航空公司”（Civil Air Transport，缩写为CAT）的航空公司，但在这个人畜无害的马甲后面，这架神秘的飞机实际是美国中情局的特种飞机。说起来，CAT与中国还是有一点关系的。1949年11月9日，国民党政府控制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全体员工4000人在香港宣布起义，并驾驶12架飞机飞回祖国大陆，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在两航起义后，已经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和其后台老板美国异常恐慌，担心当时尚在香港启德机场的另外数十架两航的飞机也会落入大陆之手。在两航起义的第二天，台湾方面就心急火燎地派人到香港，阻挠和破坏在港的两航人员将财产移交给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担心己方的力量不足以迫使港英当局让步，台湾方面又拉来了美国退役将军，前“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由他出面与港英当局交涉，并声称两航的飞机已经全部卖给了他的“民用航空公司”，陈纳德才是这些飞机的所有人。由于陈纳德根本没那么多钱买下这些飞机，中情局在背后充当了他的赞助人。最终历经2年的扯皮和官司，港英当局和台湾、美国方面沆瀣一气，拒绝承认这些飞机是中国人民共和国的资产，并且派出警察将约40架飞机扣押，这批飞机中的绝大部分被上文提到的 中情局马甲“民用航空公司”以极低的价格买走。
停放在启德机场停机坪的两航飞机
1953年1月10日，美国方面出动护航航空母舰“温丹湾”号将劫夺的两航飞机从香港运往台湾，若没有中情局出面，很难想象一家“民用”航空公司何德何能竟能调动美国海军的航母为其提供运输服务
这批飞机在落到“民用航空公司”手里后，这家1950年之前还根本不存在的公司瞬间就成为了当时亚太地区最大的航空公司之一，表面上该公司以台湾、香港、韩国、日本和东南亚地区作为其主要运营基地，承担正常的商业客货运输服务。但私下，该公司的部分飞机被改造为各型号的特种作战飞机，用于执行中情局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和入侵任务，其中也包括针对新中国的各种特务活动。
“民用航空公司”对外展示的进行正常商业飞行的的空姐与C-46飞机合影
这些吊儿郎当的飞行员代表了“民用航空公司”的另外一面，他们刚刚完成了一次秘密行动，大把奖金和津贴到手，今晚又可以潇洒一把了
这是一张“民用航空公司”的航线图
1952年正值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个年头，虽然交战双方在板门店的谈判也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一年左右，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毫无谈判诚意，动辄在谈判桌上中方和朝方代表进行武力恫吓，并数次宣布“无限期休会”，以便给己方的军事行动开绿灯。
但不争气的“联合国军”面对着中国人民志愿军顽强防御和以坑道为主的防御体系，却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随着无数次正面攻击均以惨败告终，美国打算另辟蹊径，在我军后方进行大规模的渗透和破坏，简单说就是将受训的“自由中国运动”武装特工秘密空投至中国境内，在我军后方刺探和收集情报，以查明我军部署和调动情况，在如果情况对其有利，就进一步联络当地潜伏的匪特，建立游击基地、破坏抗美援朝后勤供应、扰乱边境秩序，达到牵制我军的目的，这就是所谓的 “回归线行动”（Operation Tropic）。这里简单介绍一下“自由中国运动”，也被称为“第三势力运动”， 是当年美国对华敌视政策的下产生的一个怪胎。在解放战争后期，美国对长期扶植的国民党失去了信心，但是又死抱着对共产党敌视的态度，在1949年8月由美国国务院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中，就寄希望于既反共又反蒋的所谓民主自由主义者。干是一批流亡香港和海外的前国府政客、败将、学者纷纷寻找找上了美国人，幻想在国共之间另起炉灶，凭借美国人的援助重返大陆。
参加“回归线行动”的特工的培训工作是由2个中情局的新手负责，他们一个叫约翰•托马斯•唐奈，另外一个叫理查德•乔治•费克图。“回归线行动”也是他们在加入中情局后接手的第一个任务，年轻人干活充满了激情，有事没事几乎天天和那些特工混在一起，很快就和他们混熟了。
费克图（左）和唐奈（右）
1950年12月11日，一架CAT的C-47运输机在香港启德机场的停机坪上，港英当局实际上对CAT的秘密行动心知肚明，并且在其中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
中情局最初看上了国民党高级将领张发奎，这家伙吹牛说自己在老家广东省始兴县清化乡颇有威望，只要以他的名义振臂一呼，就立即会有数百人枪组成游击队。于是中情局就挑选了曾经在第四战区长官部做过张发奎副官的华秉钺作为第一批特工组的组长，他被派往设在塞班岛的“自由中国运动军班干部训练学校”。在那里他和另外几个精选的组员接受唐奈的空投与游击战训练，在3个月的课程结业后，1952年4月14日华秉钺和其他3人搭乘CAT的运输机从日本茅崎基地起飞，准备空投到张发奎的老家，中情局指望着他们能在刚刚解放不久的广东省搞出点“灌木林火”式的游击战。但夜暗中这4个衰人的实际着陆点是在始兴县附近的翁源县，他们在着陆后不久就陷入了当地民兵的重重包围之中，“自由中国运动粤赣边区总指挥”华秉钺等2人被俘，另外2人被击毙，在中国大陆轰轰烈烈展开的“剿匪反霸”运动的怒涛中，他们消失的无影无踪，甚至连水花都没溅起一朵。中情局的报告里沮丧地记下了“该组人员失去联系，再也没能获取任何有关他们的信息”。但初战受挫并没有让这2个中情局的年轻人气馁，东边不亮西边亮，南边不行就北边！他们很快就又挑选了一批祖籍为东三省的人员作为培训对象。
张发奎
1952年7月14日夜，代号为“文队”的5名武装特务乘坐CAT的C－47运输机，在长白山的老岭山区 (天池东北、黑瞎子沟以西) 实施了空降，这5人的队长是张载文 (化名文世杰)、副队长许广智 (化名斯学深)，队员于冠洲 (化名蒋大志)、满志辉、报务员牛松林 (化名陈崇佩)。中情局给他们的任务是在长白山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并在吉林省的安图、敦化、龙井(即延吉)三角地带进行破坏活动，同时收集情报，并建立空投场，以便接应美国飞机的空投。
但我方对美方的动态并非一无所知，根据当时战场形势的变化和对敌斗争的需要，我东北军区早在1951年12月召开的一次作战会议上就决定以东北公安边防第84团抽调部分人员组成长白山防务指挥所，代号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001部队。指挥所下辖公安第84团1营和公安第85团1营。吉林省公安总队参谋长齐连生和公安84团团长关月浩分别担任指挥所的正副指挥员。指挥所配备电台，并且有一个汽车排作为运输和通讯使用。在指挥部成立后，立即调集人员对长白山地区的地形和民情等情况进行了全面摸排，并且调动部队把守各个地区，控制了进出长白山的通道，同时还掌握相当力量的预备队作为机动部队，可以说在敌启动“回归线行动”之前我军就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文队”的行踪很快就被我军在长白山的哨卡和当地猎人发现，一条条线索迅速上报至延边军分区和东北军区。7月18日，上级指示吉林省公安部队立即组建长白山指挥所，并派出公安84团的1个营进驻长白山地区以加强当地的反特力量。由于我军加强了对当地的布控，使得文队的特务寸步难行，别说是出山搞破坏，就是在深山老林中也得不断变换宿营地。他们很快就耗尽了所带的粮食，被迫连续在8月9日、11日和13日给中情局驻日本神奈川县茅崎基地发了三封“十万火急”的电报，称5人已积劳成疾，并且断粮，要求立即为他们空投物资。在第三封电报中，特务本着“漫天要价”的心态，开列了一份长达数页的清单，要求中情局为他们提供“标准口粮10箱、米面各百斤、牛肉罐头和猪油各40箱、军用压缩饼干200包、鱼干、蛋精、汤精、肉松、熟花生米、盐、糖、黄油、火腿、香烟、葡萄酒、雨衣、针线、手套、盘尼西林、消炎片、阿司匹林、碘酒、防蚊油、净水消毒剂、打火机、军用袜子、急救包、手摇发电机、蜡烛、干电池、手电筒、胶袋、墨水、饭锅、老虎钳、皮靴、日历、毛毯、防水手表、酱油粉、奶粉、吗啡，以及人民币五千万元，等等等等等等”。
在收到第三封电报后，中情局立即回电，说空投将安排在8月14日至16日夜间进行，时间定于凌晨0时至1时之间，同时让特务通报空投场的具体位置。8月14日凌晨0时30分，一架飞机在预定的空投场给特务空投了2大箱罐头，还有电台、冲锋枪、医疗用品、鸭绒被等物资，此外还有奖励给5个特务的5两黄金和5个金戒指。
第二天一早，我公安84团就接到群众的报告，说夜里在长白山天池以北地区的空中和地面有互相照射灯光的情况，同时在和平营子拣到有英文字的帆布，上印有USA的标记。这些情况表明，敌方再次进行了空投。我军随后再次加强了对出现异常情况地区的布控，严密的封锁、不间断的巡逻和时不时突如其来的大规模搜捕让这队特务只能躲在暗无天日的丛林密营里混吃等死。
到了8月底，这票“鹰嘴鸭子爪——能吃不能打”的特务再次耗尽了食物，于是又发电要求空投物资。8月31日，CAT的飞机为这些特务空投了食物。为了表明自己不是啥事没干，文队给中情局复电声称：“迄未暴露，已筑两处坚固营地，选好3处空投场。发展人员和打通交通线正在进行中，云云”。
中情局觉得自己的一番苦心总算没有白费，为了扩大战果，9月2日，代号为“沈队”的5名特工乘坐B17轰炸机改装的间谍飞机，空投在辽宁省靖宇县北龙湾山区，于是在9月2日，第二组5名特工乘坐由B17轰炸机改装的间谍飞机，空投在辽宁省靖宇县北龙湾山区。这5人分别是队长栾衡山(化名沈衡年)、副队长王维藩(化名李木清)、队员王金声(化名金宏明)和王东华、报务员钟殿馨(化名张治安)。随着第二批敌特的抵达，更多的线索陆续汇聚到我公安部队处：
9月5日， 几个进山挖参的农民在老岭山主峰附近遇见5个穿着中国人民志愿军服装的男子，并出高价买走了他们随身携带的粮食、豆油等生活用品；
9月8日，一凌晨个农民在老岭山上发现两个衣着与当地群众不同的可疑人，并称他放在窝棚里的一袋小米被偷走了一半；
但这些情报过于笼统和粗略，而且长白山地区山高林密，自然条件复杂恶劣，虽然公安机关数次奔袭，但是都无果而终。
有关敌情的线索虽然千头万绪，但是逐渐集中到了天池和老岭山区一带，这里的自然条件复杂恶劣，原始森林参天蔽日，有的地方终年不见阳光，而地面的杂草灌木丛生，行走极为不便，一二十米外就可能见不到人，一年的无霜期只有90天左右，我公安部队数次组织部队和民兵搜山，但是都无果而终。
但情况很快就出现了转机，9月21日夜，在老岭山上空再次响起了飞机的引擎轰鸣声，这次空投下来的是一名代号“5774”的特工，他真名叫李军英，42岁，辽宁辽阳人，以前曾经担任过国民党军的副团长，在辽沈战役中被我军俘虏。他曾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解放军军官学校学习，后被正式分配到辽宁省本溪钢铁公司任食堂管理员。但他不思悔改，寻找机会潜逃出境抵达香港。在那里李军英遇到了前国民党军队中的熟人，在此人的介绍下，他加入了中情局的特务组织。他被秘密送完日本神奈川的茅崎训练营，唐奈担任了他的教官，在那里他接受了徒手格斗和夜间空降等特种训练。出师后，他被任命为巡视和联络组长，中情局要求他在长白山地区亲自看看文队和沈队的情况，并帮助他们建立联络等。
9月26日上午，化装成志愿军某部指导员的李军英在二道白河的护林防火检查站被2个值勤女民兵拦住了，他掏出了证件，并诡称要到邻县抚松去抓逃兵。但细心的民兵发现他虽然穿着志愿军军服，但是脚上穿的却不是我军制式的解放鞋，因为解放鞋有5个鞋眼，而他穿的胶鞋有6个鞋眼，加上他既没有《入山通行证》，也没有路条，李军英随后被带到护林中队，由于他难以自圆其说，最终在我派出所决定将其送交安图县公安局时，他精神崩溃了，突然向我方坦白自首，承认了自己特务的身份。
随后安图县公安局、延边地区行署公安处、延边军分区公安84团等部门立即于当晚就对其进行了三堂会审。李军英很快交待了自己的任务，并供出了中情局已经空投了文队和沈队共10名武装特务的情况。
按照上级的部署，公安机关将李军英押到沈阳进行进一步的审讯，同时吉林省公安厅立即组织公安干警和公安部队对已空投的“文队”进剿。和龙，安图，延吉，珲春等县公安局均抽调了20名精干干警组成搜捕队，由局长带队火速赶往老岭搜捕指挥部报道，干警一律便衣，佩戴手枪，考虑到敌特工装备有卡宾枪和冲锋枪，为了加强火力，每支搜捕队还配了2支冲锋枪。
此时虽然是9月底，但老岭山区的温度已经接近零度，寒风凛冽。 接连数日，搜捕队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部署兵力，全面封锁，同时图们江各边防连队和安图至神武各执勤点上的边防分队也加强了巡逻堵截。又组织边防公安部队和民兵共1000多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拉网搜山行动，重点搜索李军英供出的那些特工可能潜伏的地点。
经过艰苦的努力，10月13日我搜山部队首先咬住了立足未稳的“沈队”，经过激烈战斗，将“沈队”队长栾衡山、副队长王维藩和队员王金声、报务员钟殿馨捕获。队员王东华顽抗，被我当场击毙。 我军在捕歼战斗中牺牲1人。此战缴获丹麦产麦德森冲锋枪4支、子弹325发、美制左轮手枪3支、子弹100发、匕首、刺刀各3把、美制RR-2B型收报机2部、美制RT-3型发报机2部、美制GN-58型手摇电马达1部，美制导航仪1部，以及联络卡片、降落伞、测候器、中国分省地图、刻字工具、各种伪造证件等一批战利品。
随后我各分队加紧了在对“文队”的搜捕。11月2日晨，在设伏的杨杖子里，队员发现2名可疑人员，遂决定秘密捕捉。在朝敌迂回运动时，1名队员不小心踩翻一块石头。发出响声，惊动了对方。眼见对方要逃，搜捕队员迅即开火，当场击毙1人，活捉另外1人，缴获了全部武器、弹药、电台、密码和发报底稿。经简单审讯后，被俘的人供认他就是“文队”队长张载文，被击毙的是满志辉。他同时招供他们已在一座山上的制高点处建立了所谓安全处所，挖了战壕、地洞、地窖，藏有领航台、军用地图、一批枪支弹药和大量的过冬衣物、饼干、罐头、药品等物资。吉林省公安厅当即将张载文等人迅速押解到设在沈阳的东北公安部。
经过突击审讯。从他口中获得了两条有价值的情报：一是空投间谍尚未察觉警方的搜捕行动；二是掌握了敌特营地的位置及其活动的情况。据此，联合指挥部召开紧急作战会议，很快定下了全歼这批空投间谍的方案。
11月13日，我搜捕部队将“文队”剩下3名特工捕获，“文队”报务员牛松林表示愿意戴罪立功，并且供认在当晚12时55分有空投。果然一架飞机投下了7个降落伞，其中6个装着罐头，另外1个则是武器和谍报设施。
1952年1月，CAT公司购入编号为B-813、B-815和B-817的3架C-47运输机作为执行秘密任务的特种飞机，这时B-815号刚刚购入时的涂装，仍然是一副人畜无害的民航机外观，并且在尾翼上有海峡对岸的标志
到了1952年4月，B-815的外观就完全变了，改为全草绿色涂装，全机所有的标识就只剩下垂直尾翼上的数字编号
虽然我军已经歼灭了入境的2组特务，但这对中情局来说，他们无疑只是一批炮灰罢了。 为了给中情局一个永生难忘的教训，我方指挥员鉴于李军英，张载文和牛松林等人的积极表现，逐渐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就是利用已经被我控制的电台，将美机诱骗入我国境内加以歼灭。于是我方派出精干的小分队开始在长白山区爬山越岭，四出勘察，选择合适的伏击地点。在综合了各方面因素经过反复挑选，和认真筛选。最后选定了一个山谷。 地点是三道沟南沟，这里海拔高度约700米，地势平缓开阔，山谷长约2000多米，两侧分别是20-30米高的峭壁，在山谷的尽头则有一座高山挡住。这个地形既适合飞机观察和低空飞行进行空取。又便我方在两侧布置交叉火力，以射击飞机。 指挥部同意他们选择的场地，并命令其向对方发报，告诉中情局地点的经纬度和坐标以及空取场地的识别标志，识别标志是成品字形的3堆篝火。 中情局回电：“于本月29日零时，派机前来空取李军英。并空投物资。” 东北公安部决定，并报请中央公安部同意，敌机前来时予以击落。
为了选择合适的伏击地点，我方派出多支小分队在长白山区进行勘察，最后敲定在三道沟南沟设伏，这里地势平坦而开阔，山沟长约2000米，沟两边是二三十米高的悬崖峭壁，这个地形很适合飞机低空飞行进行空取，也便于我军在山沟的两侧布置隐蔽的高射火力点以组成交叉火力。 随后我方命令被俘的报务员向中情局发报，通报了空取地点的坐标以及空取场的地面识别标志是成品字形的3堆篝火。 中情局回电通知将在11月29日零时，派机前来空取李军英，并空投物资。
美国画家Dru Blair的画作《满洲上空的伏击》（Ambush in Manchuria），描绘了中情局C47“信天翁”号（Gooney Bird）运输机在长白山被我军击落的情景
在得到确切情报后，我军立即调动了鞍山驻军的一个高机营，吉林省公安总队和公安第84团的部队秘密进入三道沟。从11月26日开始，我军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在三道沟设立了前进指挥所，并为各部队铺设了电话线路，到11月29日下午，参战部队400多人已经全部就位，共为美机准备了三道火力网，第一道有6挺重机枪和7挺轻机枪，第二、三道火线有18挺大口径高射机枪和6挺轻机枪。11月26日夜指挥部再次靠前指挥，转移到了南沟阵地，保持各部队无线电联络。同时在28日，电台、通讯器材的安装架设，报务员的工作安排完毕，还紧急修通了长白山防务指挥所至老狼部、老安图、联合指挥部的电话线。29日下午，参战部队、公安、民兵等400余人全部进入临战状态。
11月29日深夜，长白山区的温度下降到零下20度以下，但天气异常晴好，能见度极佳。空取场上的公安人员架好了空取架，装好空取架上的指示灯，三堆用于发信号的柴堆也已备好。随后我方人员操纵PPN2导航器，监听飞机飞来的信号。5名伪装成敌特工的民警则围坐在篝火旁，装扮成李军英的一名侦察员，则坐在已割断绳子的空取器上，其余人员全部隐蔽在篝火旁的密林中，武器和人员全部进行了精心的伪装。
在大约600多公里外的南朝鲜汉城机场上，中情局特工唐奈和费克图在出示了自己的证件后，通过了戒备森严的警卫，登上了本文开头描述的这架C-47飞机，执行此次任务的飞行员名叫诺曼.施瓦茨，领航员是罗伯特.斯诺迪。飞机于当地汉城时间21时40分（北京时间20时40分）起飞。按照原定的计划，这将是一次长达3个多小时的夜间飞行任务，机舱里的费克图和唐奈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打发这漫漫长夜，费克图发现救生袋里的手枪居然没有装子弹，于是两个人就拿着这个梗开起了玩笑，说笑完后，费克图的脑海中回想起了刚才中情局主管对他们说的一番话：“如果飞机被击落，千万不要说你们是中情局的，说你是干什么都可以。”费克图心想他说的倒容易，难道说我们是为国家地理协会工作的？
飞行员施瓦茨
领航员斯诺迪
此时正在三道沟焦急等待着钓鱼的侦察员突然从PPN2收到了C47运输机的信号，他们判断敌机已进入北朝鲜，并且飞过了平壤。半小时后可能飞抵空取场上空。一声令下，干部、战士仅几分钟就全部进入了空取场周围的伏击圈，严阵以待。在PPN2导航下，22时45分左右，C47果然飞来了，飞到南沟上空时开始盘旋，观察地形和地面情况。地上人员立即点燃三个信号火堆，并打开了空取场架上的指示灯光。诺曼驾驶飞机盘旋观察一阵后，用降落伞投下一个包裹，除物资外，还附来一张便笺，内称：“空取将分两次进行，第一次试飞路线和高度，第二次返回正式空取。”我方当机立断，决定第一次试飞时，如在我最佳射击范围内。就坚决地打，以免错过时机，如不在最佳范围内。就等待飞机正式空取时再打。结果“信天翁”第一次试飞时，是从伏击圈外左侧飞过。不是最佳射击角度，我军没有贸然开枪，以免打不中要害。前功尽弃。C-47飞机在空取场上空周围盘旋观察后才飞去。
PPN2导航器
约20分钟后飞行员诺曼驾机返回，正式进行“空取”，唐奈看了一下时间，此时是汉城时间0时15分，北京时间23时15分，飞机正对准空取架低空低速飞来，时速已经降到约111公里/小时，机身距离地面只有20米，就在机上放下来的挂钩要搭上空取架的一瞬间，一颗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顿时地面高射火力齐射，猛烈的交叉火力形成的火网顿时罩住了飞机，飞机立即被击中起火，诺曼拼命地拉起机头试图脱离火网，但在机头拉起的瞬间，我地面火力开始集中射击机首的驾驶舱和发动机，随后飞机的左发动机被击中起火，丧失动力的飞机失速坠落，在坠落过程中，一个机翼撞到树上，导致机身断成两段，随后栽在雪地中坠毁了。这里距离飞机被击中的位置也就100米左右。
我军部队迅速冲上山坡包围了正在熊熊燃烧的飞机，有人看到在火光中，驾驶舱里的2个美国飞行员已经死亡，一个趴在操纵杆上，另一个趴在机舱里。战士们想上去把尸体搬下来，但机身火势越来越大，根本无法靠前。
唐奈和费克图非常幸运，他们所处的位置在靠后的机舱门附近，因此避开了密集的交叉高射火力，只有几发子弹穿透了机体射入舱内，其中有一发子弹从唐奈的脸颊边擦了过去，在随后的坠机中，由于他们穿着厚实的防寒服，而且被安全带固定在机舱内，虽然猛烈的惯性一下子使得他们失控摔倒，但是只受了一点擦伤，并无大碍。他们随后立即从破口处逃出，拼命向着黑黝黝的深山老林方向逃去。
战斗结束后我参战部队部分指战员和飞机残骸合影
正当地面的部队欢呼庆祝胜利之际，一名带队的干部乔庄突然发现雪地里有2个黑影没有和其他人一起行动，只是埋头撒丫子向着密林深处狂奔，并且呼之不应。他立即带人追上去查看，手电筒的光束中，我公安人员很快就追上了身穿美式空军服装的费克图和唐奈，最先追上费克图的战士狠狠地给了他的头部一拳把他打翻在雪地里，自认为精通格斗术的唐奈还转身试图反击，但随后他们就被追上来的公安战士包围了，在无数黑洞洞的枪口和雪亮的刺刀面前，他们毕竟不是美式神话中内裤外穿的“超级英雄”，只得乖乖束手就擒。
唐奈（右）和费克图（左）被俘时的情景，在他们身后还能看见坠毁的C-47运输机燃起的熊熊大火
在随后的审讯中，最初唐奈和费克图两人都狡辩自己是CAT的人员，此次飞行任务是去北朝鲜领回一个失事的飞行员，误入中国境内才被击落的。但这个苍白的谎言在被他们训练出来的被俘特工的指证面前，如同肥皂泡一样地破灭了，最后他俩不得不先后承认自己是中情局的特工人员。
在汉城焦急等待飞机返航的中情局地面人员一直到30日凌晨也没有见到C-47返航，感觉大事不妙。于是中情局立即编造了一个假消息：唐奈和费克图是美国陆军部的文职人员，他们搭乘的CAT民航飞机在日本海西部上空不幸失事坠海。中情局负责人还假惺惺地给两人的家人发了慰问电。
至此我方同美国中央情报局历时半年左右的尖锐复杂的暗战，终于达到了目的。中共中央东北局、中央公安部对参战部队和人员都给予表扬。此战共缴获电台7部，手摇发电机6部，新旧密码18本，领航机1部，气候测象器1部，空取器1套，无线步话机2部，轻机枪3挺，自动步枪13支，卡宾枪4支，丹麦折叠式冲锋枪4支，左轮手枪7支，手榴弹53枚，各种子弹15192发，军用地图36张，人民币1亿8313万7000元（旧币，1万元折合现在的人民币1元），黄金46两及日用品若干。
美方空取的“天钩”（Skyhook）系统示意图，空取飞机低速低空飞过，从舱门伸出的一根套着绳索（图中弯曲的是绳索）的金属杆（图中直的是金属杆），在绳子的末端有一个金属钩，飞机上的空取器有一个电力操纵的绞盘，绳子的一端固定在绞盘上。在空取时，地面人员坐在空取袋中，空取袋上的绳索挂在两根杆子之间，以便飞机上垂下的绳子上的钩子钩住。飞机在飞行当中降低速度和高度，设法用绳索末端的钩子去钩两根杆子间的绳架，一旦钩住，飞机的绳子就和金属杆脱离，钩子就把地面人员的绳索钩住，于是绞盘开始旋转，把地面人员吊上来。
空取过程示意图
美方的空取架被公开展出
在中情局宣布唐奈和费克图不幸“遇难”的2年之后，1954年11月24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上，以大字标题发表了中央公安部《关于在长白山地区歼灭美帝空投特务的公报》的消息，同时在第3版发表了一条这样的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于11月23日对美国间谍唐奈、费克图等人做出刑事判决：“依法判处被告人约翰•托马斯•唐奈无期徒刑；判处被告人理查德•乔治•费克图有期徒刑20年。判处被告人许广智、于冠洲、王维藩、王金声等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被告人张载文、栾衡山、钟殿馨、李军英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被告人牛松林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依法对此案所缴获的武器、弹药、电台、地图、降落伞及空降器材全部予以没收……”……” 至此世人才知道这2个中情局特工尚在人间。
由于谎言被戳穿而感到大失面子的美国官方并没有因为心虚而偃旗息鼓，反而立即气势汹汹地来了个“贼喊捉贼”，美国政府发言人称唐奈和费克图实际身份不是间谍，而是美国陆军部在日本雇佣的“文职人员”，美方一直以为他们在1952年11月从南朝鲜飞往日本的一次飞行中死亡了，“他们如何落入中共手中，美国政府对此一无所知……” 随后美国务院指令美驻日内瓦总领事戈温约见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沈平，提出了口头“抗议”。当时美方一直坚持不与中国政府直接接触，但这次他们不得不破例约见中方外交人员。于此同时，美国也请英国出面斡旋。11月27日，英国驻华代办杜威廉将美国政府的抗议照会转到中国外交部。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立即将其退回并回信予以驳斥：“我国政府判处美国间谍案，罪证确凿。你来函所附美国政府文件，碍难接受，特予退还。”美国国防部、海军部、远东空军司令部也纷纷发表声明，一致否认曾派飞机侵入中国领空。
由于“抗议”和威胁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美方又想通过联合国对中国施压。他们将这起间谍案与朝鲜战争的战俘问题扯到一起，声称“扣留他们的做法显然违反朝鲜停战协定的”。随后美国代表提出议案，要求联合国“采取决定性行动，使被拘留的联合国军被俘人员获得释放”。在美国操纵下，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以47票赞成、5票反对、7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美国的提案。美国以此让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出面斡旋，企图利用他的影响力，迫使中国政府释放在押的美国间谍，同时使问题国际化，借此缓解国内压力。
1955年1月5日，哈马舍尔德一行抵达北京。当天下午，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会见了他。双方前后举行了4次会谈。周总理在会谈中重申了中国在处理间谍案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中国政府对此案的处理完全是合理合法，联合国关于这个问题的所谓“决议案”，中国决不能接受。最终双方的会谈无果而终，但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表示允许2人的家属来中国探视。此后唐奈和费克图的家属曾数次来华探视他们。家属们对2人受到的良好待遇感到满意，并对中方表示了感激之情，费克图的妻子在返回美国后，面对媒体询问她丈夫的真实身份时，她直言不讳地对媒体说：“他们（指中共）没有撒谎。”
随着中美关系在70年代走向缓和，他们的命运也迎来的转机，在基辛格国务卿1971年7月秘密访华后，费克图于5个月后，12月12日在深圳被释放，随后他穿过了罗湖桥，自己找到了美国驻香港的领馆。接待人员给他的第一件东西就是一支香烟和一瓶啤酒。后来，他经由菲律宾回到美国。
在费克图获释后，尼克松总统在美国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承认唐奈是美国中情局的间谍，并要求中方予以释放。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并再次提及唐奈一事。1973年初，唐奈母亲重病。尼克松要求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呼吁中国政府对唐奈宽大处理。中国政府作出了积极反应，于1973年3月12日将唐奈提前释放，至此这起轰动一时的“中情局间谍飞机折翼事件”告一段落。唐奈费克图聊以自慰的是，中情局还算是“讲义气”，回国后他们从被俘时的G7级（年薪约4000美元）提升到了G14级（年薪22000美元），被俘期间的工资也得到了补发。 其中唐奈一次性收到了17万多美元，费克图是14万美元。
而作为此事的另外一个角色，也就是中情局的马甲“民用航空公司”，在无法无天地横行了20多年后，也在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后，由于美国在东南亚进行的反共战略的全面惨败而草草关门，公司名下的飞机和财产，或被移交给亲美的台湾当局和东南亚的国家、或被转卖。
1957年，长春电影制品厂参考了此事和另外几件案件，拍摄了一部惊险的反特电影《寂静的山林》
回顾那段往事，再联系今天的情况，由于美国方面一再地在中国周边地区制造紧张局势，妄图挑起新的冷战，这种无视两国人民福祉、肆意践踏国际法的恶劣行径，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加倍警惕。
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后，1973年3月12日唐奈也获释，他身边的是港英当局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