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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反贪官不反皇帝通常是敌对势力和残余封建主义者恶意攻击毛和文革 -- 真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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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你说的肯定不对,因为红卫兵在6月份已经很厉害了,7月

事情也不少,8月当然是红色八月,然后是8、9、10,三个月暴力疯狂。

说8月份文革开始,不好圆,你的说法和定义,不能成立。

毛主席的我的第一份大字报就是针对老红卫兵暴力太多,蒯大富被抓的回击,当然,也有说聂元梓是开启文革的,这些都不好说。

1966年5月25日,在康生的煽动下,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联名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经毛主席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6月1日晚向全国广播了这张大字报。当天,区委召开17级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市委会议精神,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有关文件,重点学习“五一六”通知。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北大的这张大字报,并配发了《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号召群众起来彻底摧毁“黑帮”“黑组织”。 [1]

1966年6月1日,经毛泽东批准,新华社播发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攻击学校党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张大字报。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从此“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

归根结底还是516,516文件被泄露,导致文革开始比较合理。

1966年6月1日,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出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全国上下兴起了造反运动。蒯大富到一些大学看大字报,不久便要求同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负责人进行公开辩论。1966年6月由于率先提出“炮轰”压制文革的工作组,并要求夺权。工作组认为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蒯大富被打成右派学生。因绝食以示抗议,被开除团籍并关押18天。7月21日,陈伯达派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来到清华大学看望关押中的蒯大富。7月29日,工作组撤销。8月4日,陈伯达等人到清华大学参加批判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为蒯大富平反。蒯大富获得“解放”,成了著名左派。康生指示从清华大学接蒯大富参加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文革积极分子”大会。随即蒯大富参与创建清华井冈山兵团并成为第一把手(人称“蒯司令”),当上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又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副司令。

  陈毅之子、北京八中的陈小鲁回忆说:“八月份,天下大乱。红卫兵在苏联驻华大使馆前开大会、游行,把那条街改名为'反修路’。八中也有人参加,他们回来告诉我说,总理讲了:中学红卫兵是一盘散沙,不知道谁是头儿,找不着头儿,也管不起来,有些精神也传不下去。……从这个信息里,我觉得,现在太乱了,中央找不到头绪,也着急。那我们就根据《十六条》说的,'自己教育自己’嘛。红卫兵的缺点、错误,也要有人来管呀。别人不管,也管不了,但自己应该管一管自己。有人说,你成立的组织管得了别人吗?我说,咱们可以串联呀。

  我就去找四中、六中的朋友商量,提出成立'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每个学校红卫兵组织,抽出十几个优秀的人,做纠察队队员,管理好自己的学校,再组成一个联合的指挥部,来统一调度。……结果我们一拍即合,马上就召开了一个西城区各校红卫兵组织都参加的会。”(①陈小鲁口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见《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之一》)

  “西纠”成员、四中的刘宣辉文革后回忆说:“当时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有'创始红卫兵’和'红卫兵运动策源地’之称。我们只能算是第二批。但第二批对第一批却很有些看不上眼。首先就是对'红卫兵’三个字瞧不上眼,觉得这个名儿太嫩,太小儿科。再就是那一身行头,也就是后来那个著名的红卫兵式军装。不就是人家没有你们有么,显摆什么呢?还戴上袖章,红红绿绿的,盛装游行似的,觉得太张扬,这都不大合我们的心思。”“海淀区的红卫兵一直都是群龙无首,

  他们中有一些活跃分子,像卜大华、牛皖平、骆小海、彭小蒙、张承志、陶正,都是红卫兵运动的发起人。……但他们始终没有一个公认的头头。城区则表现出组织意识,八中以陈晓鲁为首,六中以董良翮为首,四中则产生了一个领导集体,为首的是孔丹,成员有秦晓、李三友、马凯、戴小明、周坚、赵胜利等等。这三个学校成为城区红卫兵的主力,但最初都不肯叫红卫兵,而是各有名堂。”“当时四、六、八三个中学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纠察队’,专门纠察红卫兵。”“西纠是我发起成立,是要纠察红卫兵的。”(②《只是当时已惘然》,口述:礼平,采访:王斌,见《记忆》第52 期(2010 年6 月30 日)。

  “西纠”成员秦晓回忆说:“借鉴当年周总理领导上海工人起义时成立的工人纠察队,我们也想成立一个红卫兵纠察队。”(③秦晓口述:《走出乌托邦》,见《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之一》)

  8月25日,也就是“西纠”成立的同一天,北京三中、女三中、四中、女四中、六中、女六中、八中红卫兵联名发表的《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①《红卫兵报》第2 期(1966 年9 月4 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主办。)文中更加直接地透露出“西纠”成立的原因:

  目前,正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汹涌澎湃之时,阶级敌人刮起了一股黑风。他们也喊“造反”,也组织“造反队”,但他们造的是无产阶级之反。他们也提“倡议”,也发“通令”,但他们发出的是形“左”实右的反革命的叫骂声。他们甚至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向我们的革命老首长、老干部。他们抄革命老首长的家,截革命老首长的车,咒骂革命老首长“生活腐化”、“养尊处优”,勒令“搬家”,“辞保姆”,打匿名电话进行威胁,等等。这是疯狂的阶级报复!这是十足的反革命!我们革命的红卫兵绝对不能容忍!绝对不能答应!! 我们最严重的警告那些地主资产阶级混蛋们: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已经成立了!你们胆敢“造反”,胆敢“翻案”,胆敢再动我们革命老前辈的一根毫毛,我们就和你们拼命!断头流血何所惧!横扫妖魔全无敌! 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 革命的红卫兵们,立即团结起来!行动起来!保卫国家机关!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前辈的安全!维护社会治安!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

  这些话语和8月25日公布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宣告成立》中的观点十分一致,又一次亮明“西纠”的思想观点和成立的目的:崇尚血统论,保护老干部,规范红卫兵的造反行动,维护造反秩序。这是“西纠”与其他造反派组织的分歧和重要区别。

  对“西纠”成立的目的,造反派红卫兵看得很清楚,他们后来批判说:

  八月下旬,成千上万红卫兵冲向社会,横扫四旧,抄家,清出社会的渣子,形式轰轰烈烈,好得很!真是大快人心。革命的呐喊吓坏了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那些躲在幕后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慌了手脚,他们视革命群众为洪水猛兽,他们眼看革命烈火烧起来了,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镇压,不许群众造反。西城纠察队就在这种形势下粉饰登台了!他以“维护秩序”为名,四处纠察,实际是到处破坏真正的革命秩序,在那里维护旧秩序,站在革命群众的对立面,抓住运动的一点缺点大做文章,就是不许群众大破旧世界!在革命群众还未站起来就想把他束缚住,打下去!他高高挂起“保卫老首长”的招牌,保这保那,不许造反派造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保”就是它的宗旨,“维护”就是它的天职。它是多么理想的一支御林军!多么合适的一支宪兵队!那些时时窥视革命的缺口,想从中以求一利的家伙们是决不会放过这一可以利用的组织,借其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其心何其毒也!西城纠察队当初真是威风不可一世,驾于一切之上,什么群众、红卫兵都得听我的。在伟大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它总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势力一边,去镇压那些处于少数但坚决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派!他跟着幕后操纵者的指挥棒转,以革命群众的“太上皇”的面目出现,成为打击群众镇压革命的宪兵队。((①《摧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堡垒——西城纠察队》,见《兵团战报》第五期(1966 年12 月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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