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记忆：1976 -- 商略

毛笋都长得差不多了，山上的野笋就开始猛长。山虽是集体的山，但拔野笋是不禁止的，所以我们几乎每天山上拔笋。总是两三个人约好了，中午放学回家，就换上破衣服和破鞋子，拿了装笋的工具上山去，回来再吃饭。下午放学也一样，所以一天要拔两次笋。

有一天中午，我和小舟一起去拔笋的，回到家里，头上还冒着汗，就捧起碗吃饭。这时，我妈妈轻声说：“反动标语谁刻的，已经知道了。”

我心里格登一下。

“是阿辛。”

我心里又格登一下。头上冒出更多的汗。我想起上午老师大发雷霆的事情，他说有的人生在福中不知福，对社会主义怀恨在心，在后竹园的毛竹上刻反动标语，这个人，就在这里坐东！“东”是一个语气助词，相当于“着”，但“东”字发音长，像一枝长枪戳过来一样，异常犀利。原来，老师的长枪是戳向阿辛的。

我感到握筷子的手在微微颤抖。

妈妈看着我，说：“怎么啦？”

我摇摇头：“没什么。”

其实，我是被这个答案惊呆了。上次，阿辛说过：“刻这种反动标语，他的良心肯定是被狗吃掉了！”他竟然是自己骂自己，阶级敌人果然狡猾！他潜伏在我们身边，不知道搞了多少破坏了。

他是地主的儿子，可是我们没有怀疑他，没想到他的胆子这么大，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反党反社会主义。

那时候在农村，一个家庭的成份分为六等，地主、富农、上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雇农大概比较少，不能算一个完整的成份。

地主和富农，是专政对象。听说刚解放的时候，在二十里外有一个富人，为人特别好，所以评成份的时候，都评他为富农，可是他对照来对照去，觉得自己应该被评为地主，三番五次要求，结果真的被评为地主了。不知道他后来是怎么后悔的。富农和地主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地主有很多田地，还雇长工，和资本家一样，是真正的历史反革命，富农只是在忙的时候雇人，剥削是剥削的，性质比较轻一点。

上中农就是富裕中农，是中立分子。毛主席说，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所以，上中农是可以团结的。

下中农和贫农，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简称贫下中农。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同盟军，只觉得很光荣，填写成份的时候，写上“贫农”两个字，觉得自己根红苗壮，可以昂首挺胸，一点没想到工人阶级只是把我们当同盟军，并没有真的当自己人。而且工人阶级住在城里，有工资领，有粮票发，还有房子分配，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生病看医生，还能报销，跟我们大不一样；他们的子女也是工人阶级，根比我们红，苗比我们壮。我们年底一算账，很多家庭还欠队里钱，叫倒挂户。贫下中农是一个光荣的名词，他们在旧社会，到年底要遇到地主逼债；但倒挂户是一个可耻的名词，到年底还欠着队里的钱。

在旧社会，贫下中农的生活是很悲惨的，这个，学校的贫管组反复跟我们说过。贫管组的全称是什么，我不大清楚，大概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工作组”吧。

听说，我们村的那个地主是被枪毙的，地主的老婆我也没看见过，但有人说，这个地主婆也很凶，人家都问她借一升米，她量上一升，手掌升得手心都突起来了，从升口平平掠过。去还米的时候，她的手掌就手背突起。这大概跟老师说的“小斗出，大斗进”差不多。还有一个泥塑收租院，不知道在哪儿，一些农民被恶霸地主毒打，留下一件血衣。后来有人在杂志上说，这个泥塑收租院是假造出来的。但它当时却是提高我们觉悟的一个重要的教育基地。还有一篇课文是这样开头的，“旧社会，大雪封门的日子里”，讲的是除夕那天，地主的狗腿子上门逼债，但这个贫农家里只有八粒米（也许是十粒，记不得了），熬了一碗粥，给生病的人吃，结果也被抢走了。

总之，我们非常痛恨地主，说阿辛的妈妈曾经穿着皮鞋踢贫农。平时开批斗会，他妈妈总是要陪斗，和另外一些四类分子一起，在台下第一排，或者在台下的左侧，面对着大家站着，胸前挂着一块牌子。农闲时候，有时会休息一天，这时，四类分子就要参加义务劳动，我常看见他们在北山下的路上扫地或者挑土。

所以，我们对阿辛也怀有一些敌意，虽然平时一起玩，但他必须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他能做的，其实就是想办法讨好我们，可是一不留神说了什么不中听的话，我们就说他地主的儿子，他就脸色灰白。甚至他的父母，也总是讨好我们。

那时候，我们经常吃粥，因为米总是不够。有时候还吃番薯，吃麦稀饭。有一次，我们家烧了一锅番薯，还没烧熟，天已黑了，却听到打门声，原来是客人来了，我妈妈手忙脚乱地盛出番薯，重新烧饭。不过贫管组说，有粥吃，有麦稀饭吃，有番薯吃，已经很幸福了，过去，他们还吃过乌糯呢。乌糯是狼箕的块根，要从山上挖来，吃了不易消化。

我们吃粥虽然吃得多，也没有阿辛家吃得多，他们家几乎每天吃粥，但爸爸有胃病，每餐得吃米饭。有一次，我在他家里玩，一个眼睛差不多半瞎的老人，在他们家里吃饭，阿辛很小心地将鱼刺从他的碗里挑出来，我看着心里有点怪怪的。

长大以后，我才明白，阿辛是我们中最可怜的一个。

但他身处嫌疑之地，为什么竟然还要刻反动标语，向党和国家发出挑衅？我们当时的解释，就是阶级仇恨，就是他希望我们贫下中农，吃二遍苦，遭二遍罪。

既然查出来了，就要开批斗会。

阿辛没有被判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而是“有现行反革命行为的”，听说是因为他的年纪还不到十六岁。这两个罪名之间有多大区别，我也不大明白。不过老师说，现行反革命，比历史反革命要严重得多。老师还说，阿辛的妈妈是历史反革命，阿辛是现行反革命。

批斗会先是在我们学校里开，每个人都写了一篇批斗文章，然后老师定下来，哪几个人发言。我没有发言，我的任务是领呼口号。

那天所有学生都挤在一间教室里，还来了很多大人，可能是公社里的，也可能是中学里的，贫管组的人大概也来了，都有一副严肃的面孔。不过惯常陪斗的那些人，一个都没有来。民兵也没有来。

我当时心情紧张，拿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满了各种口号，从“打倒‘四人帮’”到“批判有现行反革命行为的阿辛”都有。我怕出错，每句话都在心里过上几遍，才敢喊出来，万一喊错了，只怕接下来就要批判我了。

有好多人上台发言。一个人发言结束，我就站起来，举起右手，挑几条口号喊。我喊一句，别人也举起右手跟着喊一句，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气势，把阿辛的反革命气焰完全打下去了。

这个小规模的批斗会开过后，还要开一个万人大会，召集全公社所有的人，在我们村的大会堂里开。

上次在大会堂里开过毛主席追悼会以后，还开过一次重要的会议，主要是传达粉碎“四人帮”的文件，开完会，还举行了游行，在民兵连长阿民的带领下，零零落落的，一边游行，一边有人回家，还没走一半路，就只剩下十多个人了，在我当时看来，也认为这样的游行很不正常，没有一点严肃性。

这次，那些四类分子什么的都来陪斗了，他们站在台下，阿辛站在台上，都挂了牌子。

领呼口号的是两个大人，一男一女，听上去喊得很专业，声音尖利响亮，有穿透力，比我好多了。很多人在台上发言揭批，都是我不认识的人。我们学校发言的代表，比我高一级，声音也很宏亮，上了台一点不胆怯。我爸爸说，那个学生的发言发得很好，只读错了一个字，把“树欲静而风不止”，读成了“树要静而风不止”。我当时不但区别不出这两个字，而且也不大明白“树”和“风”有什么关系，更不明白树和风与阿辛的反革命行为有什么关系。

我坐在台下，看见民兵连长阿民忙忙碌碌的，一会儿走过去，抓住陪斗的四类分子的后脑勺，狠狠地按下去。我心里想，幸亏是阿民做这个事，要是我，长得不够高，只怕踮起脚尖也按不着他们的后脑勺。

开完了会，也没有人提起要游行示威，大家都走散了。阿辛和那些陪斗的四类分子，都挂着牌，低着头，站在大会堂门口。我们经过他们身边，看看牌子，有好多字不认识。

我经过阿辛的家，看见阿辛的姐姐一动不动地坐在家门口，怀里抱着还没上学的妹妹，脸色木呆。我想，她的弟弟被批斗了，她的妈妈在陪斗。这样想着，突然有些凄凉，又有些害怕，连忙加快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