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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整理】读书笔记之《全球通史:从史前到二十一世纪》 -- 俺是老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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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全球分裂》之中国革命(改正错字重发)

孙中山对于辛亥革命的爆发和结局都只起到了很次要的作用,清王朝垮台主要是由于其正统性受到侵蚀。决定1911年革命最终结局的并不是在军事上毫无力量的共和派,而是确实掌握权力的两种人,即军队的领导人和各省士绅。日本战胜沙俄帝国以后,相形之下,中国的虚弱无能和屡战屡败,更加令人难以容忍。清王朝试图通过为时已晚的改革挽救自己,但是这种努力使形势变得更糟。在这个过程中激起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民众对异族的满人更加反感。1906年废除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旧式科举,中国的留日学生从1898年的18名增加到1899年的200名,1903年1000名,1904年1300名,1906年增加到13,000名,留学生们变成了革命派。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地方领袖在各省组织起私人军队,军队效忠于地方,而非效忠于中央政府。袁世凯组织起了纪律严明的北洋军,但是只是为了个人的政治目的,而不是维持满洲政权。宪政改革没有赢得士绅对王朝的支持,反而以省为中心,造就了与朝廷相抗衡的士绅的力量。1911年宣布地方铁路国有化(其背景是清王朝要创建由中央统一掌握的铁路网,但是各省士绅大量地投资建设地方铁路)时护路运动就在全国蔓延开来,其目的是维护地方统治阶级的利益,在言论和行动上都强烈的反对清王朝。

这时人们把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满人,并认为以共和制取代就能解决问题,孙中山的共和派追随者天真地相信立宪制度和西方其他体制的效率,对占中国人口压倒多数的农民的疾苦一无所知,对富有意义的改革和社会结构没有任何认真的计划,甚至没有这种意图。

中国革命党既没有同群众发生联系,也没有得到任何军事力量的支持。袁世凯很快成为大总统。1913年4月26日列强向袁贷款2,500万英镑,条件是中国只净得其中的2,100万英镑(这种在贷款额上直接折扣的方式在此前的清朝政府为了偿还赔款所借外债中普遍存在,折扣比例更加惊人,根据《中国财政史纲》平均是47%先就被外国银行拿走了),并且必须在1960年以前偿付本金和5%的利息,总共6789.3 597万英镑。

为了得到俄国对政府的承认,袁世凯同意外蒙自治。为得到英国承认,许可西藏自治。虽然日本对中国的21条从未得到中国国会批准,日本却把这个协议作为日后向大陆扩张的依据。

中国知识分子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程度,在第三世界其他地区比较罕见。清王朝覆灭后,在中国再也找不到各种民族灾难负有责任的替罪羊,不得不重新估价中国的传统文化,并几乎一致得出结论,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不适应现代世界,与现代世界格格不入。(如何定义传统文化?是哪些人在坚守什么?没有现实的惨烈教训,所谓变革依然极其艰难)其原因在于一,苏维埃模式提供了更加有战斗力的党的组织形式,提供了夺取和掌握政权的手段,提供了迅速工业化和全面现代化的战略。二,为中国屈辱和落后找到了新的替罪羊,西方帝国主义。三,马克思主义对信徒提出了纪律和生活的目标,提供了因西方帝国主义必然灭亡而产生的乐观主义和自信心,以及连接全中国以至全世界的志同道合者的同志情谊。(作者没有提到马克思主义内在的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契合之处)

中国政府在一战初期宣布中立,但并不能使它免遭外国的入侵。在日本向袁世凯提出21条后,袁世凯透露这个消息,期待某个列强能够援助他,但是没有任何列强给予帮助。中国于1917年8月参战目的是为了防止日本在山东问题上做文章,但日本同英法意大利已经达成协议,承认日本对德国在山东权益的继承。中国赴巴黎和会的代表团发现威尔逊总统的自觉原则并不适用于远东。此事引发1919年的五四运动,远比1911年的清朝垮台更有重要的意义,陈独秀对儒家社会的根基进行了挑战:“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呜呼,巴比伦人亡矣,其文明,尚有何等之效用耶?”从五四到二战的20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坚定左转向马克思主义,一向笃信西方思想的自由主义者胡适看到:“既然孔子和朱熹的信徒们日渐减少,那么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的信徒们将会取而代之。”

毛泽东曾提醒党内知识分子,“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什么好看,也没有什么神秘,他只是很有用。”为告诫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宗教宗教教条的人,他补充道:“你们的教条,实在比屎还没有用。”(科学、宗教、理论都是如此)

孙文越飞于1923年1月26日达成协议,越飞认为由于不具备合适的客观条件,苏维埃制度不能在中国推行。俄国人派出鲍罗廷前往广州,为孙中山的国民党作出了几大贡献:

1 组建有战斗力的现代军队

2在1924年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3 完善了国民党的组织机构

4把中国共产党作为团体人质交付给了国民党,即要求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遵守国民党的纪律,同时保留共产党的组织。此举符合苏联的既定政策,即使各国共产党的利益服从于苏维埃国家的利益。孙中山认为共产党人在组织工人和农民方面作用巨大,但又在人数上处于少数,便于控制。(这是后面60年代中苏论战的一个背景)

第三国际认为加强孙中山的势力可以钳制在东亚的帝国主义势力,并由此促进苏联利益。第三国际认为唯有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具有可行性,社会革命要等到资产阶级阶段完成使命后才能进行。但是在中共一大的会议上,毛泽东愤怒地质问:“这将意味着人类的2/3将继续遭受帝国主义列强整整一个世纪的残酷无情的剥削。”但中国人的反对遭到了共产国际的否决。

1925年5月30日五卅运动,使中共党员人数由1925年春的1000人激增到1926年7月的3万人和1927年春的5.8万人,中共在城市中赢得更多支持,在农村也迅速地组织起农民。这种增长引起国民党内三派关系紧张,即蒋和他手下的军官为首的保守派,他们出身于上层阶级;被迫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以及处在两者之间的包括国民党左派在内的一派。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很多希望退出国民党而恢复行动自由,但在1926年11~12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会议上,遭到斯大林的明确反对。

当时中国存在两种革命,蒋所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蒋的背后有军官、地主、商人和银行家,中共有群众力量的支持。双方实力对比并不悬殊,但斯大林的指示使蒋介石能自由行动而不必顾及其对手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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