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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茗谈201:海上余绪 -- 本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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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茗谈201-2

(三)

明帝国史,尤其是后半部,非常有值得挖掘的深度。徐光启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信外教/交际洋人,还能凭个人工作能力,从平民上升到副国级的技术官僚。能信任他/容忍他的大明,又是何等特出的一个皇朝。我觉得中国拿那么多电脑特效资源,去拍《流浪地球》,不如去认真拍一部借鉴《角斗士》风格的《徐光启传》。

清康熙年,帝国开始取缔天主教活动。雍正二年(1724年)全面禁洋教,直到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清廷被迫“开教禁”,这百余年间,所有洋教士被驱逐出境。上海的教众,只能在三家私人小教堂(陆、艾、施)偷偷开展活动。

陆家在近代出了海上闻人陆伯鸿(实业家),他是艾可久下传的第十一代------艾恒镇的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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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艾恒镇同族同辈------艾恒锦的贡卷,上推十一世就是艾可久

艾恒镇下传的四代孙艾祖章(也就是艾可久下传的第十五代),是徐家汇伊纳爵堂(徐家汇大教堂)本堂神父,天主教上海教区副主教,于2012年8月去世。

施家在小刀会起义中被毁,小教堂也一并消失了。

法国人史式徽(Joseph de la Serviere,1866—1937)所著《江南传教史》(1914年上海出版了法文版,国内现有中文译本)中记载,1844年上海已经是大型城市,但城内仅剩近百名天主教徒,只能不公开地在这三所小教堂集会。1842年偷渡来沪的外籍教士南格禄、艾方济、李秀芳,就藏身艾家,随后转赴佘山张扑桥------今天上海天主教区最重要最宏大的两座大教堂,就是徐家汇天主堂和佘山圣母堂。

据后人考证,在1846年恢复合法地位前,整个上海地区(包括乡间)也就只有二百余天主教教徒。

这里我们回去说说一个前辈传教士,意大利人潘国光(Frarcuis Brancati,1607~1671)。历来在中国活动的天主教神职人员,不论中外籍,其实分两部分:耶稣会会士,和正统(法国)系天主教。上海解放时的大主教龚品梅,是正统系,为人方正,教廷承认而新中国不承认;其后的金鲁贤是耶稣会系,难得是两边都承认。这一方面是中国改革开放了,落实宗教政策;另一方面就是耶稣会系在教理上比较“叛逆”,处事圆融,愿意与中国政府改善关系。

潘国光1624年入耶稣会,崇祯十年(1637年)来上海。他才30岁,会讲汉语,也尊重乡亲,深得上海本土人士欢迎,是第一个常驻上海的耶稣会传教士。崇祯十二年有1124人经他受洗;十三年有1240人。崇祯十三年,因原有教堂太小,潘国光筹划另建新堂,得到徐光启第四孙女(圣名玛尔弟)帮助,购买潘氏世春堂旧址改建“敬一堂”(所在地址,今属南市区),世称“老天主堂”,当时为上海天主教的活动中心。此中国传统风格的建筑,本属于豫园的一部分,豫园原主人是明朝四川布政使潘允端家族,后家道逐步中落,徐光启的这位“第四孙女”,就嫁入了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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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七年国事动荡,一年里有3000人经潘国光施洗入教。

清军南下后,1665年康熙禁教,潘国光曾藏身艾家,后来避居广州,到羊城不久病逝,临终惦念上海,艾家又冒险把遗骨迁回上海,葬于城南,以了却他的遗愿。某种意义上说,艾家是把潘国光视作家族一员了。

清初我们中国人里还有一位奇人,吴历(1630--1717),字渔山,号墨井道人,擅长山水画,与恽寿平、王时敏、王鉴、王翠、王原祁合称“清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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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1681年,51岁的吴历,随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到澳门,入教后随洋船游历罗马,58岁时被教廷派回上海任神父,时常住在艾宅。他是名画家,但画作留世很少,据说艾家至今还有收藏,就是他客居时所作,为艾家太夫人祝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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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吴历墓碑,可以看出他是耶稣会会士

按天主教教制,神父只能在主教座堂主持大弥撒礼。为了感谢陆、艾两家在教禁期间冒着灭族风险所作的贡献,梵蒂冈教廷特敕教区神父在重大宗教节日,可以在这两个私家教堂主持大弥撒礼。为答谢艾家,天主教江南教区特颁,震旦大学(Aurora University/Université l'Aurore)每年为艾家提供两个全额奖学金名额。

我们具体说说震旦。1903年2月27日,法国天主教会在徐家汇天文台旧址创办震旦学院,由耶稣会奖学基金提供财政支持,马相伯神父为创始校长。1905年,马相伯率众中国教员辞职,另办复旦公学(复旦大学的前身)。到1915年,震旦升格为大学,改为六年制,分设博物医学、法政文学、算术工程3科(后来的医、法、理工3个学院),教学用法语,校长由罗马耶稣会总部任命。1937年美国圣心会在蒲石路(今长乐路)创设了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现向明中学),名义上属震旦大学,但实际财政、行政、教学完全独立,教学语言则为英语。1951年2月开始,传教士退出震旦的学政管理,天主教会停止拨给震旦大学经费。1952年撤校,原震旦大学仅保留了医学院,随后接收了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的师资器材,于震旦原校址组建“上海第二医学院”(现重庆南路227号和280号,被重庆南路隔开,有两个校区),即今天的交通大学医学院。

(四)

前文所提的艾祖章副主教,是艾可久的第十五代孙。早他一辈,他的族叔,艾可久的第十四代孙艾振麟,震旦大学毕业后,于1924年赴法国巴黎(今巴黎政治大学)攻读法科博士,毕业回国后与法国律师普莱梅在法租界朱葆三路(现溪口路)26号荻百客大楼里,合伙开办律师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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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左侧为26号大楼

由于艾家在上海天主教界的人脉地位,艾振麟大律师帮本地委托人在法庭上打赢了不少重要官司,有“法租界外国大律师”的外号,就是专门打外国人的大律师。

巴黎政治大学建立于1871年,其法学院强调接地气地研究法学,根据学校档案,民国期间前来求学的有顾守熙、沈家诒、徐传保、艾振麟、王自新、方镇中等多人。

这里摘录革命前辈薛耕莘的一些回忆片段。薛老在1930年代供职于法租界巡捕房,同情革命。据他亲历,三十年代,自法国本土派到上海法租界工作的法国人中,不乏同情中国共产党的有识之士,如法捕房总监法伯迩(Fabre)、政治处处长马莱中尉(Etienne Maret)、政治处查缉班班长席能(P. Gelin)、马龙(P. Maron)等等。比如席能,他本是巴黎面包工人出身,在法国也受阶级压迫。由于法租界很多法籍人士的政治面貌比起公共租界(即英美租界)同僚要偏左,更由于有一些比较正直的法籍高级警官,所以上海市民的左翼爱国活动,在法租界要比在公共租界安全,法租界成为左派的重要阵地,如《生活》、《新生》等进步刊物,得以在法租界内出版,并在法捕房对国民党当局的敷衍周旋下而生存。作为华籍警官的薛老,则在既是法国上司、又是法国友人的庇护支持下,实实在在为左翼做了一些其他华籍和外籍警官不能做、不敢做、或不愿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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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法租界中央捕房,在今日建国中路上

1935年初,法捕房拘捕来一位女子,带着一个小女孩,该女子疑为共产党重要人物,必须转给南京当局。当时薛耕莘只知道女子姓方,毕业于北京大学,小孩名叫方小宝,时年五岁。席能班长审讯后,方女士用英语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请求,请求把方小宝暂时寄养在法捕房里。方女士向席能提出了两点顾虑:第一她绝不信任国民党方面的人员;第二她害怕丈夫来捕房领取女儿而遭不测,所以暂时不会有人来认领。

席能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出于人道主义,允予考虑,并报告上司,后指定由薛代为抚养这个小女孩。薛也笃信天主教,欣然接受了任务,把方小宝暗中寄养在上海南市天主教会办的新普育堂内,夫妇俩常去探望。一年多后,西安事变落幕,国共和解,方女士自南京被释放,来上海接走了孩子,临走席能和薛还凑了200元赠为路费。

1945年抗战结束,国民政府收回了在上海的法租界和公共租界。薛被调入军统工作,由于内部倾轧,被旧案重提,因收养孩子而引申为通共,常凯申亲笔批捕。薛被捕后,案件移送上海高等法院。辩护律师费席珍、艾振麟与刘槐商议,鼓动刘槐以中统上海负责人之一的身份,出庭为薛辩护,三人甚至伪造了一份中统档案,“证明”薛非但不通共,且于1934-1936年间,在法捕房协助中统逮捕共产党数十人。中统出来砸军统的场子,律师又一通运作,最后轻判三年,旋被保释。

艾家在南市区老城厢,有三处老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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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1884年地图中的艾家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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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嘉庆上海县志》中关于艾家弄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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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1918年地图中的艾家弄

第一处是虹桥街54弄+艾家弄22号及后续多号,占地约3亩。第二处是艾家弄66--68号,应该是清末光绪年间添建的。第三处在董家渡,赖义码头街(解放前原名“烂泥码头街”),是艾振麟大律师功成名就后从老宅迁出自建,占地颇大,解放后国家征用了一部分院子,就这么一划拉,足够盖一座纺织厂,直到1980年代末,多层厂房里还在日夜运作。现在经老城改造,整个片区已动迁拆毁,被新貌覆盖。松江艾氏的子裔,在沪港和海外,开枝散叶,生生不息。

回到帖头,徐峥拍上海咸话电影。上海人确实有一种上海人的特色。那么到底什么人是上海人,能用一个具体的人来指代吗?胡歌?OMG

就像萨拉热窝不能用一个瓦尔特来代表一样,上海也不能用任何一个人来代表,甚至不能用狭义的“阿拉上海人”来代表。展开来说,潘国光不是上海人吗?席能不是上海人吗?周恩来不是上海人吗?

他们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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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宝推:夏侯,海外俗人,燕人,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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