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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眺望迦南——马丁.路德.金三部曲之三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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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二十七,突破点:1966年2月-4月

在二月,阿拉巴马州民主委员会修改了官方党徽,从打鸣白公鸡头顶的横幅上删除了“白人至上”的字样。自从1904年以来,白公鸡一直在每张选票上标注着阿拉巴马州民主党候选人的姓名。一位官员走出伯明翰的塔特怀勒酒店,谴责这项改革是对上帝的亵渎。这位来自贝塞默的亨利.斯威特(Henry Sweet)告诉记者:“根据全能上帝的授权,白人种族在这个世界上至高无上。”斯威特在酒店大堂里看到好几位“美丽的白人女士”正在为了民权进步欢呼,此情此景令他心痛不已。他沮丧地解释道:“我们的斗争也是为了维护女性的本分。”另一位委员会成员、来自伯明翰的西德尼.斯迈尔(Sidney Smyer)谴责所有要为这项决策负责的相关方行事卑劣,只敢胆怯地举行秘密会议,通过无记录投票来隐藏他们的奸谋。包括总检察长里士满.弗劳尔斯的支持者在内的温和派努力安抚大约十万名新登记的黑人选民,同时也在尽量减少白人选民的愤怒。观察家们提出了许多理论来解释华莱士州长为什么允许在党内占主导地位的种族隔离主义者关起门来默认了这项改动。

华莱士不屑于承认弗劳尔斯能在五月的初选当中给自己造成任何政治威胁。虽然他本人不能连任州长,但是他依然自信地安排他的妻子洛琳竞选代理州长,尽管她是一个害羞的政坛新手,而且刚刚确诊了晚期子宫癌。华莱士本人已经将目光投向了1968年的总统竞选,关于他与约翰逊总统达成默契的传言不绝于耳。如果华莱士悄悄地撤下“白人至上”的旗帜,从而使全国的民主党人对阿拉巴马州更有好感,约翰逊可能会放宽对于他的忠诚要求,从而让华莱士得以打着民主党人的旗号在1968年以第三方候选人的身份参加竞选。一旦参选,华莱士很可能横扫南部各州,致使共和党提名人巴里.戈德华特在自家地盘亚利桑那州以外的南方地区拿不到一张选举人票,这必定会让使约翰逊倍感欣慰。

2月7日,一个由三名联邦法官组成的小组一致作出裁决,支持贾迪娜.怀特以及怀特诉克鲁克案中的其他朗德斯县原告。这场诉讼旨在针对全部由白人男性组成的陪审团提出异议,柳佐和丹尼尔斯谋杀案的审判已经证明了这样的陪审团多么不公正。法官命令县政府官员今后要将完成登记的黑人选民加入备选陪审员的行列。他们还宣布将各族女性排除在陪审团之外的州法律违宪,因为陪审团服务“是不论性别的所有公民都应该分享的责任与权利”。赢下这场官司的原告法律团队包括七十八岁的多萝西.凯尼恩(Dorothy Kenyon),她于1919年投身于女性选举权运动,然后转入了法律实践。她的同事查尔斯.摩根和宝莉.默里预计怀特诉克鲁克案的影响力足以将远离阿拉巴马州女性送进陪审团。默里在1987年的回忆录中写道:“这次审判宣布的原则在今天看来如此明显,以至于人们很难记住法院与以前的几十项司法判决做出了怎样的激烈突破。”

不过当时的分析家们普遍不看好这起判决的影响。《纽约时报》解释说,民权律师们之所以要挑战阿拉巴马州禁止女性陪审员的法规,主要是出于战术考虑——为得是让怀特诉克鲁克案迅速进入联邦法院——他们的主要攻击目标其实是基于任意专断而非明文法律将黑人排斥在陪审团之外的做法。法律记者弗雷德.格雷厄姆(Fred Graham)写道,怀特诉克鲁克案为女性们带来了“来自民权运动的另一笔意外收获”。他回顾道,1964年民权法案在国会闯关的时候就有人搭车提出了禁止就业性别歧视的修正案。一开始这项修正案“在国会山得到了礼貌但并不认真的接受”,直到不顾一切地想要阻止民权法案的南方议员们突然发扬起了骑士精神,非要将这条修正案与民权法案绑定一体共同进退,这才让禁止就业性别歧视成为正式立法。格雷厄姆告诉《时代周刊》的读者们,新的陪审团标准将会废除南卡罗来纳州和密西西比州完全禁止女性成为陪审员的法律,还可能迫使其他二十六个州放弃对于女性陪审员的较宽松限制。在蒙哥马利——怀特诉克鲁克案的宣判地点——一份报纸调查发现当地女性领袖一时间不知应该如何应对突然出现的女性陪审员。一位妇女选民联盟主席坦言,“我听说这个裁决的第一反应是想笑。”她的分会一直在推动其他目标。一位共和党妇女俱乐部的负责人赌气地反映,虽然“女性有时会有些情绪化,但是她们总归可以学会在陪审团服务”。地区检察官担心“法庭上的一些语言可能相当粗暴”。《蒙哥马利广告报》想知道阿拉巴马州是否可以采用其他地方实行的限制:“孕妇可以免于担任陪审员吗?学校教师可以被免除责任吗?护士又怎么样?”

对于非学委的实地工作者们来说,眼下还远远轮不着他们操这份心。他们并不指望跨种族陪审团或者改革口号能够影响到最近的几场民权官司。不管怎么说,法官们已经推迟了陪审团改革命令的生效日期。而且民权运动的老兵们完全预计到,就算法院当真将黑人塞进了备选陪审员名单,满腹心机的种族隔离主义者也肯定会设法把他们剔除出实际的陪审团。丝毫不出所料的是,一个全白人陪审团将会在十个月之后宣判马文.塞格雷特谋杀萨米.扬格的罪名不成立,这一结果将会在塔斯基吉引发学生骚乱。塞尔玛游行的保护者以及怀特诉克鲁克案的专家组成员弗兰克.约翰逊法官在2月11日发布了一则强有力的裁定——“命令朗德斯学校结束一切种族隔离”——但是由此带来的困难比好处更明显。二十七所破旧的黑人学校当中的二十四所遭到了立即关闭,在这些学校就读的家庭不得不重新安置子女;另一方面,自由择校式种族融合对于几乎所有人来说仍然太过艰巨。同样在二月,约翰逊法官还驳回了司法部关于迫害佃农的诉讼,因为缺乏足够证据表明白人地主驱逐黑人佃农的动机专门是为了惩戒选民登记。约翰逊裁定,现有证据表明卡托.李的地主驱逐他是因为他表示希望把孩子送到白人学校。

饱受苦痛的经历让年轻的运动老兵们很怀疑民主规范能否触及朗德斯县。为了保持白人当局对于局面的控制,当地官员不惜公然操纵选举程序。他们在二月份将参选申请费提高了十倍——在五月初选当中以民主党人的身份竞选治安官所需缴纳的申请费从五十美元上涨到了五百美元——这一招对于任何有志参选的黑人来说都是沉重的打击。他们还把广大地区的投票站减少到八个,迫使没有汽车的选民望而却步。更有甚者,除了法院站点以外,其他七个投票站都位于白人店铺或者住宅内部。朗德斯县民权运动的组织者与盟友们并不指望州政府或者联邦政府出手维护公平。他们甚至对于《投票权法案》巩固民权根基的贡献也越发不以为然起来。非学委研究主任杰克.明尼斯在《与林登一起生活在伟大社会》的最后一期中写道,《投票权法案》无非是“林登团伙经营其帝国的欺诈欺骗行径的一部分”。动荡不休的1965年是民权运动的顶峰年份,经历了这一年来相互交织的痛苦与成就之后,明尼斯的每周通讯的基调也变得越发刻薄起来。一开始他的文章还侧重于质疑讽刺林登.约翰逊过于膨胀的个性,现在他的笔下就只剩下了阴郁惨淡、受到越战腐蚀的敌意。非学委领导人对于国家政治的乐观态度几乎已经完全耗尽,如今他们拒绝在总统身上继续耗费宝贵的油印纸。

在亚特兰大,明尼斯支持阿拉巴马州的员工们在白天拉票时间过后进行广泛的研究。鲍勃.摩西结束了非洲之行回到伯明翰,为新奥尔良的非正式“寻根”会议分发了研究材料,旨在加强员工们对于黑人遗产的认识。在会议上,蒂娜.哈里斯(Tina Harris)发表了一篇关于《圣经》和人类学家路易斯.利基的论文。(“所以无论你相信人是猿猴的后代还是相信上帝造人,事实是亚当都出生在非洲。”)斯托克利.卡迈克尔与哈里斯和鲍勃.曼茨一起分析了当年由威廉.T.谢尔曼将军下达的第15号战地命令。这条命运多舛的命令的主题是土地分配,源自谢尔曼穿过佐治亚州向海岸进军期间的内战新闻丑闻。当时有一位下属联邦指挥官想要摆脱成群结队跟在队伍后方的逃亡黑奴,于是在渡过以便以谢河之后就收起了河上的浮桥,致使这批逃奴要么淹死在河里,要么被追击的邦联骑兵重新奴役。上级指示谢尔曼做出补偿,于是他在1865年1月12日的萨凡纳很不耐烦地咨询了二十位黑奴传教士。根据战争部的“座谈会”记录,有一位加里森.弗雷泽牧师(Garrison Frazier)建议“我们照顾自己的最好方式就是拥有土地并且凭借我们的劳动自行耕种。”谢尔曼随后颁布特别命令,为每个新的自由民家庭分配了一头骡子和四十英亩土地。但是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在林肯遇刺后不久就撤销了这一命令,从而将没收与遗弃的种植园归还给曾经的南方邦联所有者。

对于卡迈克尔来说,第15号战地命令的“深远步骤”尽管只是昙花一现,但是的确暂时匹配了国家的补偿意愿与被压迫者的技能,这项命令的迅速逆转则奠定了日后黑人反复遭受希望破灭的模式。尽管如此,卡迈克尔还是申请了一笔“自助住房补助金”,从而在朗德斯县成立一个“穷人土地公司”。华盛顿新成立的经济机会办公室扶贫机构承诺会向他提供“三A级优先”的关照。卡迈克尔在关于谢尔曼的研究报告中认为这一举措可能晚了一个世纪。黑土带的农业经济如此严酷,如今在这里推行土地分配政策无异于打开潘多拉盒子。“但是无论如何,”卡迈克尔接着写道:“都必须停住从种植园到贫民窟的跑步机。”

朗德斯县民权运动阵营将更大的希望投向的当地,以求改变当地的政治与商业面貌。根据阿拉巴马州的法律,新成立的县级党组织在参加选举时最低可以彻底免除申请费,这项立法的初衷自然是吸引白人候选人在重建时期积极参政。虽然眼下还没有哪位黑人政党的成员同意参加竞选——甚至连无畏的约翰.胡莱特也不同意——但是每到星期天晚上,朗德斯县都会宣传独立“黑豹党”的参选名单,并且吸引数百名群众。在威尔考克斯、萨姆特或者格林,类似的集会能吸引二十来人就不错了。2月19日,非学委的詹姆斯.福曼为了从远方的捐助者那里筹集资金来到朗德斯县寻找故事。他录制了一段采访,讲述了当地民权项目如何挺过了朗德斯县臭名昭著的恐怖氛围。卡迈克尔在采访当中将项目的火种追溯到了维奥拉.柳佐刚刚遭到谋杀之后,当时非学委员工以近乎寻死一般的决心来到黑人高中门外开展工作,以此彰显他们对于暴力的蔑视:“每当我们去拉票时,人们总是会说,‘你们就是那些有胆量骂警察的民权斗士吗?’”非学委员工乔治.格林说,艰苦的条件要求他们在坚忍不拔和敢于冒险之间不断做出选择。他告诉福曼,现在整个阿拉巴马州农村只有四辆非学委员工的汽车:“我在帐篷里度过了几个晚上,我发现这样的经历非常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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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星期三,金在亚特兰大早早地起床参加了一场特别选举。这场选举的目的是填补他家所在选区目前在佐治亚州众议院的空缺席位。他在投票站碰到了领先的候选人朱利安.邦德,并且保证说:“我肯定会把票投给你。”他与邦德一起把自己的选票隆重地投进投票箱,但是在此之前金始终调皮地拒绝出示自己在选票上究竟勾勒了谁的名字。邦德第二次赢得了选举,拿到了选区里的几乎全部选票,仅仅丢了十三张。他告诉记者:“如果他们再次禁止我进入州议会,我就再去告他们。”州议会规则委员会很快就一致决定再次禁止邦德履职。州长桑德斯下令进行第三次投票,同时最高法院也在考虑这个僵局。

金离开投票站之后立刻回到了芝加哥。当天下午,他在哈姆林大道的公寓里换上一身工作服,带领两百人的队伍冒着严寒来到一栋六户联排的出租屋门前。他在台阶上宣布,芝加哥自由运动正在代表那些乞求帮助的租户对这栋楼进行“接管”。这些房间没有暖气,不适合居住,每月四百美元的总租金将被用于重大维修。金声称自己此举凭借得是“高于法律”的权威,他宣称:“道德问题比法律问题重要得多。”然后他带着一队志愿者进入室内,着手清理壁炉里的灰烬。干完这项工作之后,他又换了一套礼服,当天晚上来到詹纳学校的教育集会上发表讲话,再然后来到芝加哥南部以利亚.穆罕默德的家中赴约。伊斯兰国度的最高领袖多年来一直试图通过中间人与金搭上关系,眼下金来到芝加哥常驻,以利亚更是不遗余力地想要与金见一面,哪怕必须跨越宗教习俗与公共争端的尴尬鸿沟。柯瑞塔陪同金一起登门,却被要求与穆斯林妇女一起呆在会面房间的隔壁。金与以利亚很快就找到了共同话题,比如两人都是佐治亚州布道人的后代。曾经的以利亚.普尔在他的家乡科迪尔长成了一个“响当当的”浸信会教徒,后来历尽艰苦才转向了伊斯兰教。金欣然表示非暴力的斗争“并不总是很容易”,但是他更感兴趣的是以利亚的教派教义,即所有白人生来都是魔鬼。不过尽管金费尽口舌软磨硬泡,但是老迈的以利亚却丝毫不肯透露自己在宣讲台上妖魔化白人的话术,只是一味僵硬地责备艾尔.拉比不该娶一个白人女性当老婆。金表示他很怀疑自己与以利亚能否达成有效谅解,以利亚这才笑着回应道:“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喝杯咖啡。”这一周赶上了伊斯兰国度一年一度的救世主日大会,伊斯兰国度的内部机构大肆宣扬教主与金的会面,将其作为他们敬仰的伊斯兰教神圣使徒施行的另一场象征性奇迹。

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种族与房地产这两大问题的冲突上,金觐见穆斯林领袖的消息在黑人媒体之外并没有多少人注意。2月24日的《纽约时报》宣布“金博士抢占贫民窟建筑”,第二天又跟进报道了冲突升级:“金博士因贫民窟策略受到攻击”。身在纽约的斯坦利.利维森在遭到窃听的电话线批评安德鲁.杨不该让金在芝加哥知法犯法,拱手让出法律制高点。但是安德鲁.杨表示法律诉讼迁延日久,将会导致公众关注冷淡下来,他们担待不起这样的后果。杨在贫民窟里看到了许多令他难以忘怀的景象,例如一个全身裹着报纸的婴儿冻得瑟瑟发抖。他告诉利维森:“我们就是想要在法律之外采取行动。我们就是想在数九寒天为那些养活孩子的人们提供温暖与健康必需品并且因此被送进监狱。”利维森承认他勇气可嘉,但是不赞同他所追求的结果。一位著名黑人联邦法官谴责此次接管无异于盗窃。戴利市长一方面谴责芝加哥自由运动使用“非法方式”改善贫民窟,同时又拒绝起诉或者监禁金,反而指控房东们违反法规,并且宣布了一项紧急市政计划,打算检查西区一万五千栋建筑的居住条件。被金接管的这批贫民窟房产的业主名叫约翰.本德(John Bender),此人并不是什么油光水滑的暴发户,而是一位八十一岁的残疾老者。本德向记者们表示:“我认为金是对的。”他愿意将他的房产转交给任何有能力替他缴纳按揭贷款的人。

当天晚上金举行了一场引人注目的弥撒大会,但是会场局势差点失控,全靠各位员工的努力才挽救回来。这次大会的举办地点是芝加哥运动的全市总部,位于东加菲尔德的沃伦大道公理会教堂。金邀请了两位在贫民窟投资的房产数量更胜于本德的业主出席这场大会,让这两人一左一右分列自己身边,在自己的保护下登台面对广大租户们的不满。一个接一个租户犹豫不决地站了出来,围绕着自己的居住环境做出了教会风格的“陈词”,描述了满地乱窜的老鼠与腐朽的木质地板。当晚的讲坛女主人不断劝说租户们:“有什么说什么,不要害怕。你的房东都不害怕到这里来。”租户们的控诉告一段落之后,房东约翰.坎德(John Condor)得到了回应的机会。他介绍说自己和合伙人卢.科斯塔利斯(Lou Costalis)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大规模白人搬迁之前以及之后都是这个社区的居民。他宣布:“我们和你们都是自己人,不管你们信不信。”

“你们瞎说什么呢!”一个声音喊道。台下的人群普遍一言不发,偶尔才会传出一声叫喊。白人房东辩称他们其实也很无助,都怪市中心商业圈的“大佬们”利用“红线”银行政策禁锢了贫民窟。所谓的红线政策就是针对成片区域内的全体居民加大申请住房按揭贷款的难度,无论他们个人信用条件如何。因此出身于这些地区的居民更容易栖身在集中公共住房以及位于社会边缘的贫民窟里面。“就算你们要打仗也别挑错了对手啊,”坎德恳求道。

金在诉苦环节结束时感谢房东为复杂的不公正现象披上了一层人性的外衣,然后宣讲起了熟悉的主题,将人群从不安与失落情绪当中解脱了出来。金喊道:“我们之所以理应得到尊重,是因为我们全都是上帝的孩子。”——台下长椅上的听众们纷纷应和道:“没错!”——“你们不需要恨任何人,”因为暴力只会遇到更强大的抵制,但是非暴力可以渗入反对者和旁观者的心中。他劝说人们在芝加哥各地挨家挨户登门宣传,将更多的人们组织起来。“我们要改造整条耶利哥路!”金最后放声呼吁,这一下就连白人房东们也加入了掌声。

在公开挑战芝加哥政治机器的正面战线背后,人员招募工作也已经润物无声地开展了起来。金向利维森透露,他在一次演讲当中提到了听命于戴利市长的黑人市议员发给自己的礼节性电报,台下听众纷纷报以嘘声。他还猜测艾尔.拉比或许有机会推翻芝加哥黑人政治家当中的一把手威廉.道森众议员(William Dawson)。然而金更担心党派政治会让民权运动陷入目光短浅的误区并且因此而蒙羞。他在芝加哥培养了一系列联系人,从而让运动的影响辐射得更广泛,这其中包括天主教大主教约翰.科迪(John Cody)。*由中产阶级黑人组成的侦察队四散步入白人城郊社区试图买房,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房屋中介的回绝。很多民权运动的同情者都受制于生猛的地方政治,他们的处境很脆弱,立场也很纠结。金接受了这些为难盟友的局限性。比方说已故密歇根州州长兼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阿德莱.史蒂文森的儿子史蒂文森三世就痛苦地舍弃了一场私人招待会的主办方身份,因为他打算参加即将举行的伊利诺伊州司库竞选,而戴利市长有权将他的名字剔除出民主党参选人名单。一位克雷.埃文斯牧师(Clay Evans)召集了领导大会就业种族融合计划的当地分会——该分会名叫“面包篮行动”——作为黑人神职人员的缓冲出口,因为不少黑人教士都因为害怕遭到报复而不敢参加金的公开集会。埃文斯本人就曾经遭受过打击报复,当初他打算兴建一所传教浸信会教堂,但是施工许可证却突然遭到吊销,教堂屋顶的钢梁暴露在外整整七年,遍体生锈。埃文斯招募了一位干劲十足的神学院辍学生加入面包篮子项目,此人正是杰西.杰克逊。一年前埃文斯在领取慈善食品篮的漫长队列里发现了杰克逊,当时杰克逊刚刚成家不久,只顾得养家糊口。一旦被埃文斯收入麾下,杰克逊就爆发出了流星般的能量,很快就成了传教浸信会的助理牧师,还成为了金与詹姆斯.贝弗尔的志愿司机,创建了海德公园附近的肯伍德.奥克兰组织(芝加哥抗议联盟当中最新的邻里互助团体),最后还成为了面包篮子计划的当地员工主管。二月份的《黑玉》杂志将二十四岁的杰克逊称作芝加哥运动中的最新“明星”。

*【胡佛曾经派遣探员警告科迪,金“受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大主教向探员保证,他也认为金这人惯于“花言巧语”。科迪曾经主持过新奥尔良教会学校的种族融合工作,他这套说辞可能是为了安抚胡佛而专门设计的。在芝加哥运动期间他始终保持着谨慎但友好的立场。】

在亚特兰大的紧急会议上,斯坦利.利维森迫切建议领导大会避免两线作战,要么削减芝加哥运动的规模,要么控制南方运动的声势,因为眼下领导大会背负的债务正在与日俱增,硬要两线作战无异于火上浇油。但是令他倍感郁闷的是,自己的献策在会上很不受欢迎,金本人尤其将这条建议“当成了拖地墩布”。金决定必须两手抓两手硬。为了应对这一战略必将带来的财政压力,他决心在南方与芝加哥之间的每周巡回之余加大筹款活动力度。为了吸引芝加哥的潜在捐助者,领导大会员工可谓挖空了心思。3月10日,戴利市长在谢尔曼酒店举行了一场峰会,旨在宣布1966年秋天国会中期选举的民主党参选人名单。早在峰会之前,领导大会员工就精心安排了一场紧跟在峰会之后相差两天的宣传晚会。3月11日,金在纽约停留。以色列金融家梅修姆.里克利斯(Meshulem Riklis)邀请他来自己家共进晚餐并且发表演讲。里克利斯的律师、也就是金的顾问哈里.瓦赫特尔预计,包括指挥家伦纳德.伯恩斯坦*和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在内的受邀宾客将为领导大会“至少拿下”两万五千美元。第二天晚上,也就是3月12日星期六,哈里.贝拉方特欢迎一万两千名观众参加在芝加哥国际露天剧场举行的自由节义演。金在晚会上将芝加哥描述成了移民黑人社区的巨人,这尊巨人的身躯从沃茨与底特律的布莱克波特姆一直延伸到哈莱姆与波士顿的罗克斯伯里。金指出,北方贫民区锁死了居民们的身体与希望,“甚至到了第三第四代依然无法摆脱拘束”。芝加哥有六万名黑人长期失业,假如在白人社会出现同样的现象,肯定会被称为“惊人的萧条”。金的声音就像密封良好的柴火炉里劈啪作响的燃烧声音一样传递着痛苦的希望。他劝说他的听众为了传播从南方迸发的“新民主”而斗争,并且在斗争当中“更深入地投入非暴力哲学”。

*【联邦调查局针对利维森的电话窃听——他并未受邀参加里克利斯的晚宴——后来接收到了瓦赫特尔流传出来的小道消息:伯恩斯坦承诺要为柯瑞塔组织一场个人演唱会,歌剧名角玛丽亚.卡拉斯还在席间与金调笑了一番。】

“在民权运动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况,”金在芝加哥的舞台上宣布,“一场运动的开端从未如此辉煌。” 这次活动筹措了八万美元。斯坦利.利维森给家里打电话宣布他周末的访问“非常令人激动”。尽管他此前对于在北方开展民权运动抱有疑虑,但是现在他依然欣喜地指出:“这里的观众都很有精神,也很有斗志。”金的贫民窟公寓一天到晚访客络绎不绝,以至于他不得不躲到外面去。利维森预言道:“等到春天来临,他们将会开始大规模行动,那才是每个人都会关注这里的时候。”

戴利市长也不甘示弱,抛出了一连串更大的数字将金比了下去。他在市政厅宣布,他的进展小组已经访问了96761个贫困家庭,并在贫困社区消灭了1675941只老鼠。他制定了一个公开目标,即在1967年12月31日之前消除整个芝加哥的贫民窟,然后在1968年3月17日盛大的圣帕特里克游行中带领七万名游行者接受五十万名观众的检阅。他还邀请金在第二天登门造访。

金婉拒了戴利的邀请,但是没有透露原因:约翰逊总统打算召见他,前提是他必须严格承诺保密。本次得到总统接见的全国性民权领袖总共有十一位,全都同意事先绝不宣扬本次会面,以免遭受总统的怒火。对于金来说,身披华盛顿衣钵的机会仍然不可抗拒,既诱人又重要。自从公交车抵制运动以来,他一直在颂扬国家政治和非暴力运动之间的联盟。这一联盟的基础是“深深扎根于”民主遗产的爱国主义梦想,这一联盟的成果则是从伯明翰到塞尔玛的一系列历史突破。如果这种模式成立,芝加哥运动的最大胜算同样取决于在更广大舞台上获得国家政治的支持,让约翰逊总统参与进来——要是国会与法院也能下场更是好上加好。民权阵营即将与戴利市长开展竞争性对话,很需要国家政治的代表们出面澄清对话的关键原则。

九个月之前,约翰逊总统在霍华德大学宣布了全国性的社会改革目标,宣称要对抗贫困循环与种族隔离的遗留问题,以此实现机会平等。从那一天直到眼下,一切似乎都变了,一切又似乎全都没变。第二天早上,金还没来得及见到约翰逊总统就面临了联邦调查局汽车盗窃案调查的另一个爆发点。《亚特兰大宪法报》头版报道称,司法部已经从当地的美国检察官手中夺取了控制权,从而将何西阿.威廉姆斯排除在新近宣布的敲诈勒索起诉之外。这篇报道披露了一个令人羞愧的细节,即金老爹自己交出了一辆从领导大会车队偷来的汽车。此外报道还引用了佐治亚州副州长的指控,即司法部对于威廉姆斯的偏袒证明了“‘伟大社会’的明显虚伪”。联邦调查局截获了金在3月18日与顾问们的紧急电话会议。安德鲁.杨认为应该谴责这次泄密是公然的政治行径;其他人则担心这次泄密可能促使约翰逊政府与佐治亚州政府站到一起。电话会议结束后,金匆匆离开酒店前往白宫,足足迟到了二十分钟,只得硬着头皮溜进内阁会议室。他听到了约翰逊关于进一步民权立法的一部分低调预告——据说通过保护民权义工立法的机会不大。卡岑巴赫指出住房歧视问题就算并非完全不可能解决,至少也是“特别困难”。然后金又在众目睽睽之下提前四十五分钟离开了白宫,借口是他必须赶飞机。严格来说他并没撒谎,但是他首先赶回了酒店客房继续举行电话会议,并且批准了一份低调的声明,主张领导大会从来只会从“我们认为可信的”正规销售人员那里购买汽车,“而且我们收到了车辆过户文件。”接下来白宫发布了一份关于本次民权形势简报的简略新闻稿,解除了金的保密义务。金随即与《黑玉》记者开起了玩笑,表示约翰逊要求他沿着“不规则路线”接近白宫,前往僻静的南门。他笑着说没想到自己必须从后门溜进白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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