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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儒家和中国思想 -- 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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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朱学和王学的政治取向

这是余英时《从政治生态看朱熹学与王阳明学之间的异同》一文的读书笔记

理学(或道学)是宋朝复兴儒学的成果,包含了创造性的新发展。理学所讲的是以心、性、理、气等为中心观念的形而上学,被人称为“内圣之学”。但是内圣是儒学一半,另一半是外王,且两者是连续体,不能彼此孤立而隔绝。内圣之学仍然是为了外王的实现,北宋理学家开拓内圣之学,便是为外王的实现寻求更坚实、更可靠的形而上的根据。

“儒家的整体规划”是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但儒家自开始就另有一个预设:政治秩序是“天下有道”的起点。在政治上“行道”必须“得君”也是传统儒家共识。

宋明两代的政治生态差异影响了朱熹和王阳明的理学结构。政治生态是指王朝取向和皇权性质。宋朝因为黄袍加身导致对武人的防范,以文治取向,皇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如宋神宗在王安石变法期间,接受皇帝与士大夫“共定国是”(当代的两会一般是用“共商国是”)。“同治天下”取得制度性基础,士在宋代就不仅是文化主体,也具有高度政治主体(所谓主体自然是不依附,用皇权辩护士的称呼确实是委屈了士们)

宋代理学家朱陆张吕四宗师以政治主体自居,“得君行道”,以道学和政术合一作为秩序重建的起点。程朱的“求理于事物”目的在于“得君行道”。但是皇帝如何才能听儒生的话呢?那么就要让皇帝以为,他所学到的理并不是儒生讲出来的理,而是天之理,“不异乎上帝之降衷也”(《皇极辨》),也就是强调天理的不可违抗。那么皇帝如何做得穷理呢?朱熹说:“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就需要解释,但是解释权在谁手里?朱熹老骗子玩得好!不过为了骗皇帝,也把天下人骗得把读书放到第一位,也确实是千年罪人了。

朱熹理想中的人君只要用好人作相、有一好台谏就足够了(什么叫好人?如何确定?谁来确定?好人是不会变化的吗?皇帝只要有相国就好,当皇帝是傻子?)。

明代则缺少这些机缘,明朝开国集团与儒生文士所代表的上层文化存在隔阂,虽然为了治理国家征集刘基、宋濂、章溢和叶琛,但是明太祖并无“共定国是”“共治天下”的心态,士在明代既可杀也可辱。

明初理学家曹端、薛瑄、吴与弼等更多从个人成圣成贤出发,对于外王保持沉默。到王阳明出世,民间社会士商互动,社会环境已经不同,因此王阳明语录中常出现“须做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满街都是圣人”、“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等。即将“道”的重任从“士”的身上转到“四民”共同承担。“知行合一”破除朱熹以知行为二及“知先行后”的观点,同时“合一”既是“知行的本体”则“行道”观念也失去独立存在的依据。“知行之本体”即是后来所说的良知,“致良知”不必寄望于皇帝和士人,可以径自从社会和平民下手。王阳明的目光从人君移向一般人民,最终目的是在“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即“觉民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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