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西方的人物和组织（3）：审判基辛格（一） -- CHS1

【导读】

当巴基斯坦于1971年在孟加拉进行大屠杀时，基辛格出于通过巴基斯坦与中国接触的需要，而无视了这场大屠杀。在这场屠杀里，巴基斯坦军队蓄意采用的镇压和恐吓手段包括强奸、谋杀、肢解和杀害儿童。在前三天里就有至少10,000名平民遭到屠杀。最终的平民死亡人数估计从未低于50万，最多则高达300万。1971年4月下旬，在大屠杀进行得最激烈的时候，基辛格给叶海亚·汗将军发了一条消息，感谢他的“敏锐和机智”。

1975年12月7日，印尼入侵了东帝汶。这场入侵导致了20万帝汶人被杀害。基辛格和福特总统在东帝汶遭到入侵的前一天还在印度尼西亚。他们与印尼总统苏哈托讨论了即将对帝汶进行的侵略，一起代表美国同意了印尼侵略东帝汶。美国还向印尼政府提供了武器。如果没有美国持续提供的强力军事支持，印尼人可能不会成功。

【译文】

在安抚中国的明显需求远远超过了对其他地方的人命哪怕最微不足道的关心这一点上，塞浦路斯并不是第一个例子。1971年4月6日，位于当时的东巴基斯坦（穆斯林国家巴基斯坦中的孟加拉派，不安分的民族主义者称之为孟加拉国）的美国领事馆发出了一份抗议电报。电报的高级签署者是美国驻达卡总领事阿切尔·布拉德（Archer Blood），实际上，这份电报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被称为《血腥电报》（Blood Telegram）。它直接发往华盛顿，目的很简单，就是谴责美国政府参与了种族灭绝。其主要部分如下：

电报由二十名美国驻孟加拉国的外交官员联合签署，在它送达美国国务院后，又有九名南亚分部的高级官员签署。这是有记载以来，由国务院公务员向国务院提出的最为公开、措辞最为强硬的行动。

当时的情况完全有理由提出抗议。1970年12月，巴基斯坦军方精英批准了在该国举行十年以来的第一次公开选举。在选举中获胜的是孟加拉人民联盟的领导人谢赫·穆吉布·拉赫曼（Sheikh Mujibur Rahman），该联盟在计划的国民议会中赢得了绝大多数席位。（仅在东部就赢得了169个席位中的167个。）这意味着对西方派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霸权的挑战。国民议会原定于1971年3月3日召开。3月1日，应当即将下台的军事政权的领导人叶海亚·汗将军推迟了议会的召开，导致了东部地区的大规模抗议和公民的非暴力不服从运动。

1971年3月25日，巴基斯坦军队袭击了孟加拉人的首都达卡，逮捕并绑架了谢赫·穆吉布·拉赫曼，将他带到西巴基斯坦，随后便开始屠杀他的支持者。外国媒体已经被先一步驱逐出了这座城市，但关于当时情况的许多直接证据都是通过美国领事馆操作的一部电台提供的。阿切尔·布拉德本人直接向国务院和亨利·基辛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叙述了其中一个事件：巴基斯坦正规军队在准备好伏击之后，放火烧了大学的女生宿舍，然后用机关枪将企图逃跑的女生们击倒在地。（枪支和其他武器都是此前由美国的军事援助项目提供的。）

勇敢的记者安东尼·马斯卡雷尼亚斯（Anthony Mascarenhas）向《伦敦时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提供了其他报道，它们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并迅速传遍了为之惊骇不已的世界。军队蓄意采用的镇压和恐吓手段包括强奸、谋杀、肢解和杀害儿童。在前三天里就有至少10,000名平民遭到屠杀。最终的平民死亡人数估计从未低于50万，最多则高达300万。由于按照巴基斯坦军队沙文主义的定义，几乎所有的印度教公民都面临危险（并不是说巴基斯坦的穆斯林教友就可以幸免于难），因此数以百万计的难民——可能多达1000万——开始穿越印度边境。总而言之，当时第一，直接否定了民主选举；第二，放纵了种族灭绝政策；第三，制造了一场非常危险的国际危机。没过多久，驻新德里的美国高级外交官肯尼思·基廷（Kenneth Keating）大使就加入了反对者的行列。他告诉华盛顿，当时采取有原则的立场，反对这种侵略和暴行，是最有实际意义的。基廷曾是来自纽约的参议员，他在1971年3月29日的电报中用了一个极富启发性的短语，呼吁政府“迅速、公开、重点谴责这一暴行”。“现在最重要的是采取这些行动，”他警告说，“在可怕的真相不可避免地即将暴露之前。”

尼克松和基辛格迅速行动了起来。也就是说，阿切尔·布拉德（Archer Blood）被迅速召回，基廷大使被总统带着轻蔑的口吻形容为“被印度人洗了脑”。1971年4月下旬，在大屠杀进行得最激烈的时候，基辛格给叶海亚·汗将军发了一条消息，感谢他的“敏锐和机智”。

这位将军为什么在自己——和幕后老板——犯下最严重的反人类罪行时还能受到如此宠爱，我们现在知道了其中一个原因。1971年4月，一支美国乒乓球队出人意料地接到了前往北京参赛的邀请，并接受了它，当月月底，中国政府利用巴基斯坦大使作为中间人转发了一封信，邀请尼克松派遣一名特使访华。因此，一个可耻的现实政治动机在于：尼克松和基辛格要去访问在对孟加拉人实施种族灭绝过程中扮演了帮凶的国家。

但那些喜欢用现实政治当借口的人或许应该考虑进一步的情况。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秘密通道”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它通过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的罗马尼亚传达——不是个太美妙的选择，但在那个阶段也并非绝对犯罪。对于像周恩来这样严肃的人来说，没有理由把接触方式局限在“敏锐和机智”的叶海亚·汗这样一个满身鲜血（后来也被证明是短命的）的暴君提供的狭窄通道里。换句话说，周恩来要么想要接触，要么他不想。正如这一时期的主要历史学家劳伦斯·利夫舒尔茨（Lawrence Lifschultz）所言：

其次，对这种秘密外交及其相关特权的了解显然使巴基斯坦将军摆脱了本来可能压制住他的束缚。他告诉他最亲密的助手——包括通讯部长乔杜里（G. W. Choudhury）——他与华盛顿和北京的私人关系将会保护他。乔杜里后来写道：“如果尼克松和基辛格没有给他虚假的希望，他会更现实一些。”因此，尼克松和基辛格在中国问题上与他的勾结更让他们成了大屠杀的直接帮凶。

只有借助传票的力量，重开国会调查，才能确定：除了已经由重复出现的可靠证词证明的一贯治国方略中不言自明的部分之外，在1971年的种族灭绝秘密外交与1975年的破坏稳定秘密外交之间是否存在直接联系。与此同时，否认这种联系的任务就落在了那些相信一切都是意外的人身上。

亨利•基辛格的回忆录中，有一个很小但意义重大的领域被忽略了——被完全忽略了。由于东帝汶在第三卷、暨最后一卷（《复兴岁月》）中完全没有被提及，它甚至不能像塞浦路斯那样指望在日后进行仓促校订。一言以蔽之，它已经被修饰过了。

印度尼西亚入侵这个毗邻小国的日期——1975年12月7日——非常重要。那一天，杰拉尔德·福特总统和他的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刚结束了对雅加达的正式访问，抵达了夏威夷。由于他们刚刚与印度尼西亚军政府进行了会晤，而且美国是印度尼西亚军事装备的主要供应国（北约盟国葡萄牙此时已经与印度尼西亚断绝了关系），向两位领导人询问他们是否给入侵者留下了相当于“开绿灯”的印象，似乎是个合理的问题。但总统的回答闪烁其词：

这一官方发言中字面上的不协调——和平解决使用暴力问题——或许具有其内在的一致性：希望压倒性的力量能迅速取得胜利。基辛格本人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发表了一篇更为坦率的评论，让这种怀疑进一步成为了现实。他在雅加达对新闻界表示，美国不承认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FRETILIN）宣布成立的共和国，“美国理解印度尼西亚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接下来关于大规模屠杀、强奸和蓄意饿死人的报道是如此可怕，以至于报道者已经不再惯用白描手法。几名目睹了印度尼西亚暴行的澳大利亚记者被杀害，首都帝力遭到摧毁，军事力量远远落后的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在农村地区的顽强抵抗：这一切使得东帝汶成了雅加达新秩序的尴尬，而不是宣传。基辛格一般会试图避免讨论有关他参与灭绝东帝汶人的问题——实际上是持续参与，因为正是他授权秘密运送武器给那些进行人类灭绝的人——而且在这一问题上得到了他的驻联合国大使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的有力支持，后者后来在回忆录《危险之处》（A Dangerous Place）中透露，在东帝汶问题上，最初的侵略造成的死亡“几乎相当于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伤亡比例”。莫伊尼汉继续写道：

“美国”和“国务院”这两个词在这里完全被这位所谓的散文大师糟蹋了，因为它们被用作了亨利·基辛格的同义词。

二十年后的1995年7月11日，基辛格面临着有关这一问题的直接提问。他当时在纽约中央公园酒店学习交流中心主办的一场活动上宣传推广他当时的新书《外交》（Diplomacy），或许并没有预料到会场上会出现来自一线的质疑（他在书里和演讲中都完全忽略了帝汶）。康斯坦西奥·平托（Constancio Pinto）曾是东帝汶抵抗运动的领导人，被捕并遭受了酷刑，之后逃到了美国，他是这样开场的：

“平托：我是帝汶人，我叫康斯坦西奥·平托。我听了你今天的演讲，非常有趣。但有件事我知道你没有提到，就是在1975年被印度尼西亚入侵的这个地方，它在东南亚。入侵导致20万帝汶人被杀害了。据我所知，基辛格博士在东帝汶遭到入侵的前一天还在印度尼西亚。在东帝汶问题上，美国实际上支持印度尼西亚。所以我想知道你当时在做什么。

基辛格：我当时在做什么？整个时间还是只是关于帝汶？……大多数跟政府打交道的人都不明白，身居高位是多么忙碌的一种经历。任何时期的问题总是比你能处理的要多。当你要处理全球政策时，作为一个大国，总是会遇到很多问题。……当时安哥拉正在进行一场战争。我们刚刚被赶出越南。我们正在中东进行谈判，而黎巴嫩内战已经爆发了。我们正要去中国。遗憾的是，或许我们从未考虑过帝汶。我来告诉你事情的真相：我们当时在印度尼西亚的原因其实非常偶然。我们原本打算去中国——我们指的是福特总统和我以及其他一些人。我们原本打算去中国访问五天，但这段时间毛泽东病得很重，中国发生了巨变。……所以我们缩短了中国之行。……

我们在印度尼西亚期间，他们从未与我们讨论过帝汶问题。我们离开机场时，印度尼西亚人告诉我们，他们要占领葡萄牙的殖民地帝汶。对我们来说，这似乎不是什么重大事件，因为印度十年前就占领了葡萄牙的殖民地果阿（Goa），在我们看来，这就是另一个去殖民化的进程。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没有人问过我们的意见。如果有人问我们的意见，我也不知道我们会说什么。……

此后，帝汶发生了可怕的人类悲剧。东帝汶的人民进行了抵抗，我不知道伤亡数字是否正确。我确实不知道，但数字确实非常大，这也毫无疑问是个巨大的悲剧。但我要告诉你的是据我们在1975年所知，这在雷达屏幕上确实不是什么大事。印度人占领果阿之后，再也没有人再听说过它了。……而对我们来说，看看地图，帝汶只是一个巨大的群岛中的一个小岛，一半人口是葡萄牙人。我们没有理由说葡萄牙人应该留在那里。……

艾伦·奈恩（Allan Nairn）：基辛格先生，我叫艾伦·奈恩，是一名美国记者。我是从1991年11月12日的东帝汶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美国人之一。在那场屠杀中，装备有美国M-16机枪的印度尼西亚军队在圣克鲁斯天主教公墓（Santa Cruz Catholic cemetery）前枪杀了至少271名东帝汶平民，当时他们正在举行和平的哀悼和抗议活动。你刚刚说过，你们在1975年12月6号下午和苏哈托会面时没有讨论过帝汶，在你们到达机场之前也没有讨论过。但是我这里有你和福特总统与印度尼西亚独裁者苏哈托将军谈话的国务院官方文字记录稿。它根据《信息自由法案》编辑过，所以文本并不全。但从已有的这一部分文本可以清楚地看出，事实上你们确实与苏哈托讨论过即将对帝汶进行的侵略，福特总统本人在我对他进行的一次采访中也证实了这一事实。福特总统告诉我，实际上是你与苏哈托讨论了即将对帝汶进行的侵略，而且你代表美国……

基辛格：谁？我还是他？

奈恩：你和福特总统一起代表美国同意侵略东帝汶。这儿还有一份国务院的内部备忘录……这是1975年12月18日在国务院举行的一次会议的备忘录，就是在你那次出访后即刻举行的会议，你斥责工作人员把国务院法律顾问雷（Leigh）先生的调查结果付诸文件，他的调查表明，印尼对东帝汶的侵略是违法的，它不仅违反了国际法，而且因为使用美国武器而违反了与美国的条约，从这份文字记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我欢迎听众中的任何人仔细阅读它——你对他们生气，首先是因为你害怕备忘录会泄露，其次是因为你支持印尼侵略东帝汶。……看看公开行动吧，在你结束与苏哈托的会谈16个小时后，印尼军队开始在东帝汶首都帝力上空跳伞。他们降落后立即开始大屠杀，最终导致了三分之一的东帝汶人口[被杀害]。而你当时宣布立即加倍提供美国对印尼的军事援助。……

基辛格：听着，我想我们都明白了……

奈恩：我的问题，基辛格先生，我的问题，基辛格博士，有两个方面：首先，你是否愿意根据《隐私法案》弃权，以支持对这份备忘录的完全解密，这样我们就能看到你和福特总统对苏哈托说了什么？第二，你是否支持就东帝汶问题召开一个由联合国监督的国际战争罪行法庭，你是否同意遵守法庭对你本人行为的裁决？

基辛格：我的意思是，呃，真的，这种评论就是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外交政策几乎无法实施的原因之一。这个家伙有个执念……他收集了一堆文件，但你不知道这些文件里写了什么……

奈恩：我欢迎你的读者来读它们。”

我们注意到了基辛格通常高效到机械的语法在最后的回答中变得语无伦次，这非常有趣。同样有趣的是，我们有一次看到他的否认机制的运作。如果说基辛格和他的老板尼克松有什么核心信仰的话，那就是美国永远不应该——甚至不应该显得像一个“可怜又无助的巨人”。基辛格自己的著作和演讲里充斥着关于“可信性”的修辞，以及需要用美国的决断精神给敌友留下深刻印象云云。但在回应任何可能牵涉他的犯罪和惨败的质询时，他都会慌不择路地羞辱祖国和她的职业公务员，暗示他们知之甚少，漠不关心，信息贫乏，并且很容易被事件的发展速度搞得手足无措。他还会诉诸孤立主义以蛊惑人心。这无异于宣称美国会臣服于任何有雄心壮志或追求民族统一的小国。

这种几近脱口而出的颠倒修辞也导致了歇斯底里和即兴撒谎。（回想一下他对中国人宣称是苏联煽动了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的说法。）认为印度尼西亚吞并帝汶可以与印度占领果阿相提并论的想法太过荒谬，在此前或此后的任何辩解中都没有提到过。在这一比较中，基辛格喜欢的似乎是果阿被遗忘的速度如此之快。但他忽略的是，它之所以被遗忘，是因为，第一，没有发生像帝汶那样规模的大屠杀，第二，它完成了印度的去殖民化。而帝汶象征着印度尼西亚殖民的巩固。非常清楚：在基辛格离开雅加达机场的停机坪几小时后，印度尼西亚的侵略就开始了，这显然是事先计划好的，而且在他抵达几天前就已经准备好了。这样的计划会被任何一个大使馆武官所获悉，自然也会被任何来访的国务卿所获悉。事实上，我们有前中央情报局驻印度尼西亚行动官员菲利普·利奇提（C. Philip Liechty）的证词：

如果我们宅心仁厚，那么企图显得作壁上观的态度或许部分源自这个事实：即便印度尼西亚的外交部长亚当·马利克（Adam Malik）也公开承认，在印尼征服战争的前十八个月里，帝汶平民的死亡人数在5万到8万之间。换句话说，这正是在基辛格目睹之下，用他歪曲美国法律以提供给凶手的武器制造的杀戮。现在，印度尼西亚已经恢复了某种形式的民主，而它在后独裁统治时期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宣布放弃吞并东帝汶，并从该领土撤军——在其帮凶进行了最后一次血腥屠杀之后，因此我们现在或许能够更加准确地了解当时准种族灭绝的程度。

基辛格在1975年的傲慢并没有解决两个合法性的问题，而它们都属于国务院的管辖范围。第一个是印度尼西亚违反国际法的问题，这一案件的管辖权显然属于葡萄牙和北约政府，而基辛格并不赞成它们（部分由于其对“去殖民化”的支持）。第二是违反美国法律的问题，法律规定向印度尼西亚提供的武器只能用于自卫。而国务院的公务员同样受法律约束，只能得出结论：必须切断美国给雅加达将军们的援助。他们在备忘录中总结了这一案件，引发了如下的巨大内部争论，现摘录如下：

日期：1975年12月18日

主题：国务院政策

国务卿（基辛格）：我想就我不在时国务院的行为提出一点见鬼的意见。直到上星期，我还以为我们有一个纪律严明的小组，结果现在我们已经完全分崩离析了。请看这条关于帝汶的电报。你们知道我的态度，任何像你们一样了解我的立场的人都知道我是不会同意这么做的。这么做唯一的结果就是导致把自己记录在案。这样对待国务卿是一种耻辱。……

对此有什么可能的解释？我告诉过你们要悄悄停下来的。菲尔，在你的地盘怎么会让这种事发生？这让人无法理解。……

哈比布：我们的评估是，如果会有麻烦，那么在你回来之前就会出现。他们告诉我，他们决定最好继续发这份电报。

国务卿：胡说。我说的是这样做几个星期，然后再重新开始。

哈比布：电报不会被泄露的。

国务卿：不，它会，也会提交给国会，然后我们会就此事举行听证会。

哈比布：我当时不在。是电报告诉我这件事已经发生了。

国务卿：那就是说有两份电报！这意味着已经有二十个人看过它了。

哈比布：不会，我是从秘密渠道收到的——只是一段含糊其辞的话，还加了密，但我知道它说的是什么。我得知雷认为有法律要求这样做。

雷：不，我说的是可以通过行政手段解决。在法律上这样做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西斯科：我们被告知，你决定我们必须停下来。

国务卿：等一下，等一下。你们都知道我对此的看法。……没有人抱怨过这是侵略行为。

雷：印尼人违反了和我们的协议。

国务卿：以色列人进入黎巴嫩时——我们上次抗议这事是什么时候？

雷：那情况不同。

莫：那是自卫。

国务卿：我们不能把印尼中部的共产党政府行为解释为自卫吗？

雷：呃……

国务卿：那你是说那些武器不能用于自卫？

哈比布：不，它们可以用于印度尼西亚的自卫。

国务卿：现在来看一下安哥拉问题的基本主题。这些傻逼把这些东西都泄露给[《纽约时报》记者]莱斯·吉尔伯（Les Gelb）了。

西斯科：我可以告诉你是谁泄露的。

国务卿：谁？

西斯科：[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威廉·海兰德（William Hyland）告诉他的。

国务卿：等一下……海兰德说……

西斯科：他说他给吉尔伯做了简报。

国务卿：我想让这些人知道，我们在安哥拉的利益不是经济财富或者海军基地，而是关乎苏联在离家8000英里的地方行动，而周围的国家都在寻求我们的帮助。这会影响到欧洲、苏联和中国。

至于帝汶岛的事，三个月之后就会泄露出去，人们会发现基辛格否决了他那些淳朴的官员的意见，违反了法律。（在法律顾问办公室）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

雷：三个。

哈比布：我办公室至少有两个。

国务卿：加上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所以你说的是不少于15或20人。

你们有责任认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瞬息万变的环境里，落在纸面上的一切都会被用来对付我。

哈比布：我们一直有这种认识，一直会考虑到这一点。……

国务卿：国务院里每天都会有几个傻逼在谈论安哥拉，但没有人捍卫安哥拉。请给我在吉尔伯的文章里找一句捍卫我们的安哥拉政策的话。

哈比布：我认为泄密和异议是你必须承担的重担。……

国务卿：……这不是什么小联盟的问题。我们会输得很惨。总统告诉中国人，我们在安哥拉问题上立场坚定，两周后就会撤出安哥拉。我去参加一个北约会议的同时，国务院透露说我们担心某个海军基地，还说这是基辛格的夸大或歪曲。我不在乎石油或者海军基地，但是我确实在乎非洲看到苏联成功了而我们什么也没做时的反应。……中国人会说，我们这个国家在印度支那半岛被5万人赶了出去，现在在安哥拉又被不到5千万美元赶了出去。……

国务卿：我们与印度尼西亚的协议不可能说这些武器只是用于国内目的的。我认为你们会发现它说的是它们可以合法地用于自卫。

有两个问题。一是你们有责任向我提出这个案子的是非曲直。二是如何把这些给我。但是在明知这栋楼里的电报是怎么处理的情况下，还在我即将回来前30个小时把它写在电报里，这就确保了这会是一场全国性的灾难，超越了[副法律顾问]乔治·奥尔德里奇（George Aldrich）狂热的头脑中能想到的一切。

我接手了管理问题，命令卡莱尔[·莫]不得再进行任何新的销售。

六个星期后情况会如何好转？

哈比布：他们到时候可能就清理干净了。

国务卿：国务院正在分崩离析，已经到了不服从明确命令的地步。

哈比布：我们发电报是因为我们认为它是必要的，我们认为它需要你的关注。这是十天前的事了。

国务卿：胡说。我什么时候收到电报的，杰里？

布雷默：不是在周末前。我想可能在星期天吧。

国务卿：你们肯定清楚我对此的看法。过去两年和我一起工作的人都不可能不知道我对帝汶的看法。

哈比布：好吧，我们看看——和雷谈谈。还有一些法律要求。我不懂，既然法律上没有要求，为什么还要把它发出去。

国务卿：印尼人要是听到这个消息就要完蛋了，我这样假设是不是错了？

哈比布：呃，比全面断供要好，可以降低供货数。

国务卿：在国会重开之前，我们还有四个星期。时间足够了。

雷：解决行政管理截止点的的方法是“我们正在研究情况”。

国务卿：36小时会是个大问题吗？

雷：我们之前在西斯科的办公室开了个会，决定发这条消息。

国务卿：我知道法律是什么，但是我们要是放弃安哥拉，公然打击印尼人的话，怎么可能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呢？一旦落到纸面上，就会有很多自我感觉良好的外交官在开放论坛上对此大写特写，哪怕最后证明我是正确的。

哈比布：电报泄漏的第二个问题是不同的。

国务卿：不，这是个经验事实。

伊格尔伯格：菲尔，这是事实。你不能说任何NODIS[“不可分发（No Distribution）”：最高限制级别]电报都会泄漏，但你不能指望三到六个月后国会就有人要它。如果它是书面记录的一部分，早晚会被拖出来的。

国务卿：你们有义务维护国家利益。我不在乎我们是不是把设备卖给了印度尼西亚。我从中什么也得不到。我没有拿任何回扣。但你们有义务弄清楚如何为你的国家服务。外交服务不是为自己服务，“服务”代表着为美国服务，而不是为外交部服务。

哈比布：我理解这封电报就是这么用的。

国务卿：你一把它输入系统，就不可能在不被人发现的情况下解决它。

雷：只有一个问题。有人问我们的话，我们要对国会说什么？

国务卿：我们在研究时把它切断了，打算在一月份重新开始。【原注：在经过一小段如他们所说的误导国会的时间之后，确实在一月份恢复了重型武器运输，这些武器被用于民用目标。】

必须指出的是，没有人能彻底从这次会议中全身而退；国务卿的公务员们绝不“淳朴”。但我们还是可以注意到，与基辛格的公开声明完全不同的是，他（1）尽一切可能避免提及果阿；（2）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个问题长期持有的观点，斥责下属如此愚蠢，连这也不知道；（3）对东帝汶事件毫不吃惊；（4）承认他违反了法律；（5）认为有必要否认他本人可以从武器运输中获利，而并没有人要求他否认这一点。

一份记录基辛格本人、苏哈托将军和福特总统在1975年7月5日举行的戴维营会议的NODIS备忘录表明，基辛格明白葡萄牙在东帝汶继续享有法律主权。经过官方编辑，备忘录的几乎每一行都遭到了删除，除了美国政府急于向印尼军政府提供陆海空三军装备之外，大部分的讨论都不说明什么问题，但有一处，就在基辛格即将露面之前，福特总统问他的客人：“葡萄牙人是否已经确定了允许帝汶人民做出选择的日期？”整个回答都被删掉了，但我们永远不能说基辛格的国务院不知道葡萄牙有权——实际上是得到了授权——来为东帝汶人举行自由选举。苏哈托在被删除的回答中不太可能向主人们保证在这样的公开选举中，支持被印尼吞并的候选人将会获胜。

1979 年11月9日，杰克·安德森（Jack Anderson）的辛迪加专栏发表了一篇对前总统福特有关东帝汶问题的采访，同时发表的还有几份与1975年侵略有关的美国机密情报文件。其中一份文件描述了印度尼西亚的将军们如何迫使苏哈托“授权直接进行军事干预”，另一份文件则告知福特和基辛格，苏哈托将在他们1975年12月的会谈中提出东帝汶问题，并会“企图诱出同情态度”。相对坦白的福特很高兴地告诉安德森，美国的国家利益“必须站在印尼一边”。这样的话，基辛格在这个问题上对他所说的一切都是谎言——这一点福特或许意识到了，或许没有。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