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读革命回忆录漫谈之六:死里逃生靠什么(五) -- 孤星

2021-02-21 11:02:57孤星
读革命回忆录漫谈之六:死里逃生靠什么(五)

土地革命时期苏区的肃反扩大化是一个沉重的话题,现在也不算是研究的禁区。共产国际和苏共影响,王明掌权后中共中央推行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苏区一些当权者的左倾狂热思想、简单粗暴作风,再加上张国焘、夏曦等少数掌权者政治品质不好(人品问题),将肃反作为政治斗争工具,借机打击报复与其存在矛盾分歧、批评或反对过自己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共同导致了中央、闽西、赣东北、鄂豫皖、湘鄂西、陕北等苏区发生严重的“逼供信”和肃反扩大化问题,错杀了大批革命功臣,使革命事业遭到严重影响。

粗略估计,被错杀的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就有2万多人,其中不少都是有能力、有战斗经验的精英,包括曾中生、许继慎、段德昌等大批高级将领。陈毅的妻子萧菊英由于他未按约定时间回家,误认为他被当作AB团抓走,情急之下投井自杀。

徐向前所著《历史的回顾》一书记述:“白雀园‘大肃反’,是鄂豫皖根据地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页。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极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夏曦不顾敌情严重,在湘鄂西苏区大搞肃反,前后杀了1万多人。他还解散党、团组织和省委,在红三军和当地苏维埃、游击队中“清党”,对所有党员进行重新登记,结果搞得只剩下三个半党员,贺龙、关向应、夏曦自己,加上卢冬生(中央派的交通员)。夏曦杀人太多,以至于“左倾”的中央都看不过去了,给予其严厉批评,勒令其坚决纠正错误。

在肃反扩大化的高压之下,很多同志提心吊胆,不想入党、不想当官。一些同志看到自己熟悉的战友被打成AB团、改组派、第三党、取消派等,为其打抱不平、喊冤申诉,反而引火烧身把自己牵连进去,有的因此丢了性命。在夏曦、张国焘、陈昌浩面前,贺龙、徐向前尽己所能保护一些手下,但更多时候束手无策。

陈昌浩要抓许继镇、周维炯两位师长,徐帅事先都不知道。甚至其妻程训宣也被抓起来杀掉。到陕北之后,他就此质问周纯全,周答曰,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你说可恨不可恨?别说徐帅了,长征途中张国焘要对胡底下毒手,欧阳毅赶紧跟朱总司令报告,可总司令当时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救不了胡底,只能去看看他,送点东西,实在没办法。

建国后贺龙回忆,夏曦有两次企图对他下手。有一次,夏曦让他写申明书,说:“你在国民党里有威望,做了旅长、镇守使等大官,改组派可以利用你的声望活动。”贺龙反而让夏曦写申明书:“民国十二年,我在常德当第九混成旅旅长时,你拿着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身份的名片,来找我接头,问我要10万块钱。我请你吃饭,开了旅馆,还给你5万块钱。这虽然没有收条,但是事实。你杀了这么多人,是什么党员?你给我写申明书。”把夏曦吓了一跳。关向应赶紧出来调停。另一次,夏曦把贺、关警卫员的枪都下了,还抓了两个警卫员。

夏曦下令抓段德昌,贺龙跟他拍了桌子,没用。王炳南被处决,贺龙眼睁睁得没办法。夏曦下令抓了宋盘铭,没来得及杀就与贺龙分兵,贺龙把宋盘铭带走后,就把他放了。夏曦后来与贺龙会合,看见宋盘铭还在,就下令把他杀了。

贺龙很无奈。被处决的高级将领都是上了黑名单的夏曦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只能救一些被抓的、即将被处决的职务较低的人员。这些人跟夏曦没有冲突,目标小一些。例如,谭友林少将当警卫员时跟过的红三军九师三任政治部主任都被处决,连累他差点被杀,幸好被贺龙碰上救了一命。

1961年4月20日,贺龙接见参与红二方面军战史起草的十几名同志(包括许光达大将),讲了红二军团和二方面军的整个情况。执笔的总政干部黎白大着胆子问他:“您那时是分局委员、省军委副主席、红三军军长,如果您当时更坚决一些,像段德昌等同志,是不是有可能不被杀害?”

贺龙对此回答说,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中央代表、中央分局书记更有最后决定权。哪怕所有的人都反对,只要中央分局书记一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捕杀师、团干部,贺龙和夏曦争,从来争不赢。对基层人员,只好不征得他的同意,直接下令释放,夏曦皱着眉头不吭气,人也就放了。

贺龙讲完,十分激动,泪流满面,悲痛不已,一下子跌坐在沙发上。薛明立刻说:老总累了,今天就到这里吧!出门之后,一位领导同志批评黎白说:“你为什么向老总提这样的问题?”

张国焘、夏曦这些人这么折腾,造成这么大损失,产生这么大危害,红四方面军、红三军也没有垮。被抓、意识到自己将要被抓的党员干部,没有拿枪起来反抗的,被抓之前照常打仗、工作,被抓之后似乎也没有跑的,都表现出坚定的信仰和坚强的党性。这种精神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无往不胜的关键所在吧。

下边讲几个相对轻松的故事(成功得救)吧。

黄克诚大将有战略视野和独立思考能力,刚正直率(与彭总相知最深,却也经常吵架),敢于直言,长期被认为是“右倾”,一生中被错误批判、降职十次。

1931年夏天,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二次肃反打AB团时,时任红三军团三师政委的黄克诚对军团政治部肃反委员会轻易捕人、杀人的做法进行抵制,被撤职,差点被处决。彭总及时出面干预,才给他保了一条命。当时,黄克诚接受了第一次大规模打AB团的教训,意识到那种逼供、杀人的作法是胡来。军团政治部肃反委员会给三师交来一份所谓AB团分子的名单,要把他们抓起来审讯。黄克诚知道凡是抓走的人就回不来了,就硬着头皮顶,坚决不肯抓人。

名单中有两个平时表现很好的连政委,黄克诚让他俩暂时上山躲起来,藏了约两个星期,黄克诚每天派人上山送饭,打仗时就把他俩叫回来带兵。他俩明知要被抓,也不逃跑,打仗时依然十分勇敢。过了不久,这事被肃反委员会发现了,他俩还是被抓走杀掉了。黄克诚也因此被怀疑有问题,或说他是AB团,或说他是托陈取消派,要被抓起来审查。幸好彭总得知情况后出面救了他,他直到1959年才知道当时是彭总救了他一命。

作为林彪的“四大金刚”之一,邱会作在文革前期风光一时。他在红一方面军长征之前,也差点被处决,被周恩来出面保了下来。

1934年6月,周恩来召见时任中央苏区军事工业局党总支书记的邱会作,交给他一项特殊任务,包括炸掉几处兵工厂、药品材料厂、仓库,埋掉大量浮财,处理库存物资等。周恩来特别叮嘱他,要在严格保密状况下执行任务,实际上怕消息泄露出去动摇军心民心。当时,还有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一个警卫班协助执行任务,按现在的说法,算政治监督吧。

长征前,国家政治保卫局控制了邱会作。因为他全面掌握红军实力情况,又知道红军撤离前的秘密,万一他“开小差”或叛变呢?完全是莫须有的搞法。邓发他们专门开会研究,最后决定把邱会作“彻底保密掉”。

邱会作命不该绝,在被押往刑场的路上,正好碰上周恩来、邓发,还有他的直接上级、红军供给部部长叶季壮。叶季壮大吃一惊,赶快问周恩来是怎么回事。周恩来事先不知道,问邓发。邓发向周恩来挤挤眼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啊。这时,邱会作死死盯着周恩来。周恩来略加思考后对邓发说:“他还是个孩子,交给叶季壮带回去吧!”就这样,邱会作捡回来一条命。

邓发后来在七大上落选中央委员。理由很简单。杀人太多,不得人心。

1931年7月,曾洪易(后叛变)被王明任命为中央代表,派往赣东北苏区(后发展为闽浙赣苏区)担任省委书记。曾洪易到任后,排斥方志敏等人的正确领导,大搞肃反,错杀赣东北苏区创始人吴先民等一批骨干。

1934年12月,方志敏的堂弟方志纯也被抓了起来。“罪状”有四条,一是怀疑中央;二是围绕如何坚持闽赣根据地对领导提不同意见(关键是与省委书记钟循仁等人意见不一致);三是主张干部家属不随军行动,不顾群众死活;四是批了一百块银元给机关、部队买盐吃,破坏苏维埃票证(票证购买力不行)。

方志纯被关起来审问,吊打了几天。最后一天晚上,审讯人员问他还有什么要说。他知道这是要被杀了,仍然坚称自己不是AB团,不是反革命,并提出要给项英和方志敏分别发一份电报告知此事。

方志纯一夜未眠。还算运气好,天亮了,保卫局的人过来把他从梁上放下来,把他放了,让他吃早饭去。原来是项英回了一封电报,担保他是个好同志。如果项英不回电,或者晚几个小时回电,方志纯就没命了。这个时候的方志敏正率红十军团北上,离兵败怀玉山的时间不远了。部队行进途中估计也没开电台吧。

以后到延安时,项英还跟方志纯说起这件事。方志纯在回忆录中感叹到:“当时关我、审讯、打我的人,都是在一个部队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的战友、同志,相互之间非常了解,怎么至于昨天是革命的,是同志;而今天就反革命,成了敌人?”

下篇讲讲徐向前救人和陕北肃反的一些故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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