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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读《文言文到底脱胎于一种什么汉语》附记 -- 杨微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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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读《文言文到底脱胎于一种什么汉语》附记

文言文到底脱胎于一种什么汉语

林怀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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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是我疑惑很久的一个问题。

从我看了各种宋代话本之后(《水浒传》等的前身),那满篇的「俺」「俺们」「我们」「咱」「了」「着」就让我惊讶于宋朝人讲话已经和现代人如此之像。而他们的口语,跟课本上的文言文真的已经差了十万八千里。

所以从那之后我就很不相信古人讲话是「像文言文那样」了,最起码,唐朝的时候,汉语算是宋朝汉语前身,然而宋朝白话的整个特征,唐朝那么多的文学作品却仅仅只有敦煌的某些「佛经变文」提供了一些线索,比如变文里出现了「我每」(我们)

真的就是如胡适所说,中国人在很长的时间里,除了民间诗歌以外,写东西都要先翻译一遍。

确定了中国有长期的「言文分离」历史,就会面临一个新问题:文体本身是脱胎于语言的,文言文有自己一套完整的文法,他肯定也脱胎于某个时期的汉语,那么,文言文脱胎于什么时期的汉语?什么时期的汉语会是文言文这个样子?

基本上对于标准的文言文有一个共识,就是他是以四书五经,尤其是四书为典范的,后期《史记》《汉书》完善了这个文体。所以大致上似乎可以说,文言文的断代,是可以上推至先秦的,具体来说就是战国时期。

所以我很长一段时间,以为战国时期人们讲话就是文言文那个样子。

这个设想再度遭到质疑、推翻,是在了解了日本的「伪中国语」(变体汉文)之后。这个「伪中国语」就是把日语所有的虚词省略,只留下实词的一种呈现,比如「貴方は明日何処に行きます」省略成「貴方明日何処行」,经过这种省略,充满了浓浓的「文言风味」,所以我开始在想,是不是先秦的文言文,也是来自于这样的省略。

这种质疑是很有道理的,从「分析-综合」的这个类型角度来说,文言文的分析化程度太高,虚词占比过低,在世界上没有任何真实的语言是这么怪异的。这种分析化程度,甚至让不少人误以为古汉语曾经在达到了分析程度的顶峰之后,分析程度又开始降低了,增添了一大堆「把、将、被、着、了、过」等助词介词。

文言文分析化程度过高,是很容易看出来的。因为汉语所有的方言分析程度都差不多,而且离文言文都差别很远。不说汉语,东亚跟汉语一个类型的语言,如白语、苗语、壮语、泰语、越南语,跟汉语方言都是同样的情况,没有文言文那样的真实语言存在,甚至可以肯定的说,历史上应该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所以似乎可以认为,文言文确实是省掉了一大部分的助词介词,我当时为这种「省略」找了个不错的理由:因为华夏辽阔,省掉虚词容易让更多人看懂。但文言文其实仍有一批助词介词没有删掉,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只是觉得大概这有某种取舍。

最近看了这个答案:把汉藏同源词用汉字写出,藏语文章会是什么样子? - 汉语 - 知乎,我突然就明白了,文言文如此简洁,不是因为对分析语的虚词进行了取舍,而是因为当时的汉语本就是一种词缀繁多的屈折语,文言文所做的,只不过是把所有的词根全部写出来。

文言文当中最简洁、虚词最少的,是最古老、最古奥难懂的《尚书》。所以这个问题出在哪就很明显了(商代已有毛笔、朱砂,不存在刻字费劲、故意简省的问题)。

一个字在文言文里有那么多用法,真相其实是,用表音文来写就全都是各种变形。文言文的语序经常出现变化,因为他在现实中是有词缀的,所以没关系。这也是屈折语的一大特征,屈折越发达,语序就越不定,拉丁语、俄语就是这样的。

这个其实 英语-德语 是一对现存的活例,德语很多用词缀表达的功能,在英语里换成了一堆介词、助词、固定句型。这就是屈折体系逐渐崩溃、走向分析化的一般过程。从汉藏语系来看,跟汉语关系密切的古老语言,如古藏语、嘉绒语、北羌语,都有着无比发达的词缀系统。

汉语很显然也经历了屈折体系的崩溃,但整个过程完全没有任何的记录。汉代之后,精英阶层继承了战国时期的文体,并将其完善,被历朝历代的中国精英持续传承,成为了中国古代最为主流的文体。

由于汉语屈折体系的崩溃缺乏记录,我们只能去寻找线索了。目前我的2个想法是,

1、汉代开始全面流行五言诗歌,并长盛不衰,应该是屈折体系崩溃的一个标志。因为词缀崩溃、转化为「虚词」,地位上升,在诗歌中也要开始挤占字位,四言很显然就不够用了,只好让位给五言。

2、上古汉语的 -s、-ʔ 承担大量语法功能,由于这俩刚好是去声、上声的来源,所以-s、-ʔ的崩溃和声调的确立应该是同步的,都是汉语屈折体系全面崩溃的重要一环。这个通过各种对音,是可以断代的,基本上不会晚于后汉三国。

汉字还真的是,从一开始就完全忽略词形变化,一点想要表现他的意思都没有。这个特性造成了,越是上古,词缀性越强,字越少(如《尚书》有大量3-4个字的句子)。战国时代比起商代,句子已经加长了,虚词增加,分析性在逐渐增加,词缀性在逐渐减弱。

如果不是《切韵》记载了那么多的多音字,现代人根本「对上古汉语的强大变形一无所知」。切韵时代都6世纪了,而且屈折体系已经崩溃很久,传到6世纪的「变形」,我估计10%都不到。进一步到今天,应该1%都不到了,今天的多音字还有一大部分是文白异读。

表音文和表意文就是这样,表音文能够忠实反映词形变化,但汉字能让人看懂2000多年前的词根。虽然汉字省去词形变化,使得文言文偏离自然语言、到处都是一字多用,但中国人读《史记》还是比意大利人读Historiae要容易几倍都不止。

「所以-s、-ʔ的崩溃和声调的确立应该是同步的,都是汉语屈折体系全面崩溃的重要一环。这个通过各种对音,是可以断代的,基本上不会晚于后汉三国。」

也应该不会早于秦朝,因为越南语经历了和汉语一样的丢掉复辅音词缀变成声调语言的过程,和越南语同属孟高棉的柬埔寨就没有。日语和朝鲜语就没有越南语式的声调,大概是因为他俩接触汉语的时候,汉语从词缀到声调的变化已经变完了。

词缀一般是没有了,然后原来的某些实词变成了新的虚词(比如英德语在丢失名词格变化之后,经历了副词形成介词的过程)。德语用von+第三格取代原来的第二格(但是因为路德把德语写成了书面语,第二格消失的过程就被阻滞了),英语用in和into取代自己原先的in+第三格和in+第四格(古英语和现代德语一样有静三动四,还有第五个格,工具格)。

汉语的话,可能词缀有的变成了声调(「大楚興,陳勝王」的王讀去聲),有的直接就没了。然后为了弥补这些失去的屈折变化,有些原来的实词中产生了新的虚词。

「古人诚不我欺」的存在,可能是因为代词的格变化消失的比普通名词的格要晚得多。现代西班牙语这样的现代罗曼语,名词已经没有格的屈折,只有代词还有。现代英语也是。「古人诚不我欺」中我是代词,还有主格和宾格(对比上古汉语:吾 我,英语:I me),所以能存SOV的古,最后在魏晋南北朝彻底变成只有仿古时才说的话。

动词的话,英语屈折比德语少,德语比西班牙语少。屈折少了就产生助动词来代替原来的词缀发挥作用。

西班牙语的“diré”翻译成英语是“I will say”。因为“diré”是decir的陈述式将来未完成时单数第一人称。英语只剩下过去时是用词缀-ed表示的,表示将来就得用will、be going to这样的助动词。英语只剩下单数第三人称这个累赘所以光写“will say”不行,必须是“I will say”。西班牙语动词的单数第1人称单数第2人称单数第3人称复数第1人称复数第2人称复数第3人称统统不一样,所以这种时候连「我」都不用写(就像看到“am OK”的时候只可能是“I am OK”)。

【PS:英语will表示将来时其实应该是後起的用法,OED中对will的古义的解释,就跟现代德语的wollen差不多。然而德语的wollen要翻译成英语,基本得翻译成want了。】

对比汉语的动词「敗」:

廣韻

1 敗

薄邁切 敗小韻

蟹開二去夬並 (白一平: baejH; 古韻: brad)

自破曰敗說文毀也薄邁切又北邁切四

3 敗

補邁切 敗小韻

蟹開二去夬幫 (白一平: paejH; 古韻: prad)

破他曰敗補邁切又音唄一

可以看到, 中古漢語中「敗」是多音字:brad是自動詞,失敗;prad是他動詞,打敗。

在上古漢語中,它們中的一個,很可能就是另一個加上表示使動的前缀(?)得來的。但是在中古漢語中它們就演變成了多音字,詞綴本身看不出來了。到了現代漢語,就沒區別,都讀bài(普通话)、baai6(粤语)……去了。于是在口语中不得不多音化,分別变成「失敗」「打敗」才能別義。

通宝推:红军迷,陈王奋起,桥上,野芹,四方城,digitap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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