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读革命回忆录漫谈之四：给官不当是咋回事 -- 孤星

近年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地方问责力度加大，再加上国企限薪等因素影响，给官不当的现象多了起来。有的干部担心提拔或重用公示期被举报，拒绝被组织提拔。有的国企干部由于提拔后限薪，也不想被提拔。因为工作压力大、岗位没油水了、价值追求改变而辞职的干部也很多。当然，组织看上你，不想担当也是不行的，拒不服从组织安排而受到处理的也不乏其人。

与此同时，近年来被查办的一些领导干部，为了谋求个人职务升迁不择手段。溜须拍马、游说拉票、跑官要官买官、拉帮结派搞利益共同体、搞政治攀附人身依附，无所不用其极。这与革命、建设年代一些干部给官不当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

给官不当，既有不敢当的，也有不想当不愿当的。战争年代，有时当官是一种沉重负担、巨大危险，从功利的角度看是收益与风险不成正比，需要特殊勇气。成长于红二十八军、解放后曾任广州军区炮兵政治部主任等职务的姚天成大校回忆，鄂豫皖苏区当时残酷的“肃反”主要针对党员和干部，故而一些人对入党和当干部顾虑重重。

1962年，姚天成到林维先中将家里做客。林维先的回忆录《敌后三年》中提及他两次“拿出勇气当官”，姚天成感触很深。一次是林维先在最艰难的时期当官，另一次是他在战斗失败后还敢于当官。林维先原来是红八十二师师长，“肃反”中被一撸到底，罚做苦工。老红二十八军编为红二十五军长征之后，成立新红二十八军，他被解放出来当参谋，后来高敬亭安排他到作为军主力之一的特务营当营长。接过高敬亭递过来的驳壳枪，他心情十分复杂，但还是接过了枪。

1937年6月，由于敌情不明，林维先带领特务营打了一个败仗，部队伤亡200余人，成为红二十八军重建后遭受的最重大损失之一。自己历史上有“问题”，又打了败仗，会不会因此被自己人搞掉？类似情况下，有的干部选择了逃跑甚至叛变，但林维先没有动摇。他收拢被打散的部队，过了几天又打了一个胜仗，恢复了组织对自己的信任。

战争年代，干部选拔任用没有任职时限要求、一般不能越级提拔等硬性规定，关键看能力和表现。在残酷的战斗中，干部提拔快，牺牲也快，如红三军团第一师四任师长中，李实行、侯中英、洪超先后牺牲，只有彭绍辉建国后成为上将，彭德怀的得力助手邓萍、左权和爱将彭雪枫等也相继牺牲。在那个年代，能上能下也是很正常的事。部队扩编大家普遍升官固然高兴，因为部队缩编和“肃反”、打败仗受处分等降级使用也很常见，所以很多干部对提拔看得没有那么重。

张胜的《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中写到，在长征中的老鸦山战斗后召开的战评会上，时任红十一团政委的张爱萍“投诉”有人（可能是红十二团、十三团首长）保存实力、见死不救，彭德怀支持他，把他们一个罚下去当连长，一个罚下去当伙夫，当然很快回来恢复任职了。西路军失败后，如果不是毛泽东干预，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就被安排到一二九师当营长了。

当然，很多高级干部给官不当，体现的是觉悟问题，有的人是为了大局着想，有的人则是由于谦虚谨慎、淡泊名利。张鼎丞和粟裕互让华中军区司令员职务，许光达、徐立清“让衔”，都体现了这样一种胸怀。

张爱萍自谦跟彭德怀学做人，在人格上受彭德怀影响很大，耿直刚烈，原则性强，被毛泽东、叶剑英、邓小平等称为“好犯上”“浑身是刺”“惹不起”。中国国史学会副会长、国防大学原副政委李殿仁中将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他“十次让职、三次辞职”，十次让职不知具体指哪些。

张胜的书中提到，1952年初张爱萍担任华东军区暨三野参谋长，当时上边想让他以副司令员身份兼任，他坚决推辞。后来在筹划组织一江山战役中，他与军区副司令员许世友存在较大分歧，在毛泽东、彭德怀等支持下才按计划推进计划。战后南京军区（华东军区撤销）党委向军委上报了《党委常委对张爱萍同志的意见》的报告。报告里说他骄傲自负，自以为是，独断专行，不好合作，看不起其他领导同志。他待不下去了，就到总参当副总长了。

文革后期，张爱萍作为邓小平的“四大金刚”之一被打倒。文革之后，邓小平复出，在王震力荐下，希望时任副总长兼国防科委主任的张爱萍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协助他抓具体工作。邓小平找他谈话，他毫不犹豫地推辞，推荐了罗瑞卿。

1980年5月，我国成功向南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张爱萍觉得自己可以退休了，向邓小平并中央军委写了退休报告。邓小平让他去罗马尼亚疗养，他到了之后，才得知自己将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原来是王震听说张爱萍写了退休报告，主动提出退休让贤，推荐张爱萍接替自己担任主管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的国务院副总理。

副总理当了一年半，在1982年4-5月举行的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召开之前，张爱萍听说国务院要搞机构改革，又给邓小平、当时的总理写了退休报告。可能是因为张爱萍在核电站建设问题上与总理有分歧、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干架”，在本人不知情情况下，在赴三线检查工作期间被解除了副总理职务。

之前几年，张爱萍对于自己退出领导岗位一直有所考虑，几次书面提出让位于年轻的同志。但这次国务院单方面作出人事调整，免去张爱萍副总理职务，打破了原有的军工管理体制。时任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杨尚昆事先也不知道这事，十分着急，赶紧找邓小平。1982年9月12日，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召开，张爱萍被任命为军委副秘书长。当年11月19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张爱萍被任命为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讨论政治局委员候选名单时，军队组许多同志提出，既然张爱萍要进军委班子并担任国防部长，为什么候选名单中没有他，这不符合惯例。秦基伟对此表示，如果嫌军队代表多，他可以不进政治局，把名额让给张爱萍。到会参加讨论的胡耀邦当即去请示邓小平，结果还是没调整名单。张爱萍后来跟张胜讲：“胡耀邦同志和我谈过，还特地提到小平同志说的话，你们不了解爱萍，他是不会计较这些的。”张爱萍对当不当政治局委员兴趣不大，而对邓小平评价他的这句话倒很在意。

再来看看廖汉生的经历。

小时候经常在广播电视中听到、看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汉生出席一些活动。廖汉生是贺龙的外甥女婿、杨尚昆的妹夫（再婚），也是一个传奇人物。他能力强，性格直率，人缘也好，得到诸多领导肯定。

廖汉生与贺龙的关系就不用说了，起初跟着贺龙打游击，是贺龙一手把他培养出来的。解放战争期间跟着彭德怀干，彭总脾气不好，经常骂人，廖汉生与贺炳炎对彭总的批评不服，时不时与彭总顶牛，但并未影响彭总对他的使用。

1954年，廖汉生担任国防部副部长，是排名最后、最年轻的一位（时年43岁），其他六位副部长分别是黄克诚、肖劲光、谭政、王树声和肖克、李达，后来的四位大将和两位上将。这一职务，他一直兼到1967年在文革期间被打倒。他担任此职，可能主要是彭总推动的。

1955-1957年，廖汉生在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以中将之身接替刘帅担任院长，可能主要还是彭总使的劲，刘帅给他“背书”估计也是少不了的。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军内权力大洗牌，黄克诚、邓华、洪学智等跟着彭总吃瓜落，廖汉生因为与贺龙的关系，并未受到影响。后来贺龙要被打倒，廖汉生只能跟着“一损俱损”了，被关了几年。

1972年复出后，廖汉生先后任军事学院、南京军区政委和沈阳军区第一政委。从1983年开始，又当了1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开国中将中，像他这样最后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可没几个。没有二代核心点头认可是不行的。

根据《廖汉生回忆录》，他也有多次让职的经历。抗战时期不当主力旅政治部主任，宁愿降级当团政委；在一野酝酿1、2兵团干部人选时，主动提出仍留在军里工作；不想当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推辞未果；不想当军事学院院长，推辞未果；文革期间复出后，没干几年就主动申请退下来。

抗战初期，廖汉生先后与宋时轮、贺炳炎、黄新廷搭班子，任八路军120师358旅716团副团长（相当于政委）、政委。1939年4月，716团在冀中与魏大光拉起来的队伍合编为120师独2旅，廖汉生先后任副政委、代旅长。著名的陈庄战斗之后，120师进行整编，独2旅编入358旅，张宗逊、张平化分别任旅长、政委。师政委关向应找廖汉生谈话，要他到358旅当政治部主任。

廖汉生从红军时代起一直当政委，没干过政治部主任，没搞过机关工作，所以表示当不了这个主任。谈了三次，他推荐此前由团政治处主任位置上接替自己担任716团政委的金如柏（金一南他爸）升任这一职务，自己重回716团当政委。关向应考虑，这么搞相当于把他降级使用，将金如柏由他的下级变为上级，有点不放心。廖汉生没去想什么下级、上级，主要是从工作角度来考虑的，那个时候的干部都把个人升迁看得很淡，能上能下。于是，他又回去当团政委了。

1949年6月，一野前委召开全委会，研究第1、2兵团组成和干部配备问题。彭总让各位委员提建议，大家事先没准备，没人吱声。廖汉生打破沉默提议，1、2、7军组成1兵团，王震任司令员兼政委，3、4、6军组成2兵团，许光达、王世泰分别任司令员、政委。彭总问他干什么，他回答：“我还在1军嘛”。事情后来就这么定了。

干部配备这种事，领导事先一般有基本考虑的。有说法是彭总准备安排廖汉生当1兵团政委，与王震搭班子，廖汉生坚决推辞掉了。但《廖汉生回忆录》中没明确提到这点。

西北苦寒之地，地广人稀，物产不丰，西野（一野）“暴兵”速度慢，后期俘虏兵比例不是一般得高。1、2兵团加起来只有15.5万人，平均每个军2万多点，而四野入关时每个军四个师6万多人。兵力没法比，领导职数也没法比。

一野两个兵团都未配备副司令员，1兵团压根未配备副政委，2兵团是徐立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其他几个野战军，二野、四野的各个兵团都配备了副司令员，有的兵团还一下整两个，如3兵团的王近山、杜义德，12兵团的陈伯钧、韩先楚；二、三、四野的各个兵团中，除个别兵团单独配备副政委之外，大多数都由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一野架子小，本身位置就少，再加上兵团副职领导配备很少，对一些干部1955年授衔有一定影响。1952年干部评级，廖汉生被评为副兵团级，后来被授予上将的贺炳炎、彭绍辉分别被评为准兵团、副兵团级。贺炳炎与廖汉生长期搭班子，红军时期起点还比廖汉生高，结果只被评为准兵团级，有点奇怪。贺炳炎也是唯一一个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准兵团级，算是红2军团的代表吧。

1952年9月，廖汉生由1军政委、青海省军区政委升任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3个月后任副政委。10月下旬，当选军区党委第五书记，也是排名最后的书记，主持军区党委全面工作。排在前边的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马明方四位书记都有更重要任务。

这个政治部主任职务，廖汉生起初也想推掉，但没成。1952年8月，他在北京参加首届军运会，彭总找他谈话，要调他担任这一职务。他之前从未当过政治部主任，“知道自己脾气暴躁，担心搞不好具体、细致的机关事务，从而影响工作”，坚决推辞。但彭总态度也很坚决，最后折中的办法是调7军政委冼恒汉当政治部副主任，配合他工作。

1955年，廖汉生被授予中将军衔。《廖汉生回忆录》中提到，时常有人传说，“当年受到毛主席表扬的人当中也有廖汉生”，说他本来可以授上将军衔，因为主动让衔变成中将。廖汉生对此澄清，直到授衔前他才得知自己被评定为中将；毛主席是不是表扬他了，他不知道，但自认并不符合上将条件，因为他解放战争时期没有担任兵团领导职务。

有说法是早期方案中上将名额有廖汉生，但后来压缩人数，再加上贺龙压了他一把（亲戚），把指标给了贺炳炎。或许吧。回头看，如果廖汉生1949年当上兵团政委或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55年被授予上将的可能性大一些。

1957年7月，廖汉生从军事学院战役系毕业。毕业分配期间，总政副主任肖华前去听取学院领导和学员本人意见。廖汉生表示，他原来任职的西北军区撤销了，王恩茂正担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可以把军区司令员分给他。

肖华却告诉廖汉生，组织上要他留下来当军事学院院长。他事先未听到任何消息，毫无思想准备，急忙推辞。学生一毕业就当院长，能力不行啊，而且是接刘帅的职务，哪有这样的事？他态度十分坚决。

不久，刘帅带廖汉生进京，为筹建高等军事学院选址。在京期间，彭总、杨尚昆分别找他谈话。他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肖华第二次找他谈话，没有商量的余地，非上任不可。于是廖汉生就上任了。

1982年5月，张震副总长受中央军委委托，到沈阳军区考察、研究军区领导班子配备（奇怪，为什么不是总政领导去考察呢？）。廖汉生和张震是军事学院战役系同学，毕业后又搭班子共事，一个当了院长，一个当了副院长。

李德生（军区司令）和廖汉生向张震谈了军区党委意见，廖汉生请张震向中央军委转达他希望退下来的愿望。当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座谈会，讨论大军区的领导班子配备和精简整编。期间，军委常委杨尚昆、韦国清、杨得志、王平等找李德生和廖汉生谈沈阳军区领导班子配备。二人建议，71岁的廖汉生退下来，比他小5岁的李德生留任。

廖汉生提出退出领导岗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两年前安排他到沈阳军区任职时，他就提出干脆退下来算了。在沈阳军区任职期间，他到北京开会时，多次向胡耀邦、邓小平、叶剑英、杨尚昆、宋任穷等当面提出退下来，并积极推荐更年轻的同志接任军区领导职务。这次，军委同意将他调离沈阳军区，但考虑要他担任军事学院院长或到总政干（应是接韦国清的总政治部主任）。

廖汉生觉得，自己20多年前就当过军事学院院长，再干未必比那时强；他也干不了总政治部的工作，性格不习惯做机关工作，退回去三五年还有点雄心壮志，现在71岁了，体力精力都不足。

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渭汉、北京军区政委秦基伟都来劝廖汉生继续留在军队工作。秦基伟还专门跑到杨尚昆那里，希望杨尚昆出面说服他。最后，在廖汉生坚持下，中央和军委同意他退下来，却要他到北京去，组织上另有任用。

1982年10月，廖汉生被免去沈阳军区第一政委职务。1983年6月，廖汉生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之后连任一届，直到1993年3月退下来。1993年3月14日，八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主持会议的万里首先提议全体起立，为前一天去世的国家副主席王震默哀。

据说1993年中央有意安排廖汉生接任王震的国家副主席，被他坚决推掉了。未见官方说法，不知真假。从他性格看，有这个可能。82岁的老人退下来不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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