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纸币的本质是什么？评赵建：美国能用印钞机买下中国吗？ -- hwd99

因贾教授文章在网上都被清理干净，特此附后：

贾根良

摘要：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教授最近有关金融开放的言论反映出其专业水平违背基本常识，其政策设计的实质是引狼入室，为美国印钞购买中国企业、印钞摧毁中国经济大开方便之门。令笔者感到疑惑不解的是：陆磊教授竟然以殖民地经济的货币局制度和早已不存在的金本位作为中国金融开放的模板，与国际金融大鳄里应外合，成为美国发动对华货币战争的“第五纵队”，将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开放引入了歧途。作为金融学教授，其专业水平的低劣令人感到匪夷所思。中国人民银行竟然让这种水平的教授主持金融开放政策的制定，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丧失对金融开放的领导权。因此，笔者建议中央巡视组进驻中国人民银行，对相关问题进行调查，督促国家外汇管理局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新确定金融开放的正确道路。

笔者仅摘录最近报道中的几则信息对陆磊教授低劣的金融专业水平进行评论。

首先，“陆磊表示，人民银行和外汇局的研究认为，全球‘宽货币、低利率’为中国提供以人民币为基础的金融市场的发展优势，主要经济体维持零利率或者是负利率，中国和主要的发达经济体维持了较高的息差，决定了近期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

评论：9月20号，笔者在公众号上发表《外资购买中国债的真相》一文，揭露了在中国人民银行主导下，我国开放债券市场正在严重破坏我国财政金融体系的惊人恶果：“外国资本和美国政府狼狈为奸，前者通过购买中国国债获得前所未有的巨大套利空间，而美国政府则包藏祸心，旨在摧毁中国的财政货币主权。外资购买中国国债、股票等金融资产不仅正在摧毁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而且正在以‘鸠占鹊巢’的方式抄了人民币的‘老窝’。”

笔者在该文中指出，美、日、欧决不允许中国人拿人民币到其银行自由地兑换其货币，中国人出国等用人民币所兑换的发达国家货币是我国在其银行系统的外币存款(所谓外汇储备)，而这些外币存款则是我国通过出口大于进口(实物资源换外币纸片)的贸易顺差和卖掉中国企业(“靓女先嫁”)等换来的“血汗钱”和“卖身钱”，美、日、欧决不会允许中国印钞兑换其货币再购买其国债。而我国却通过开放债券市场，允许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开动印钞机就直接兑换成人民币购买中国国债，允许外资银行使用由此兑换的人民币在中国高息放贷、收购中国企业，摧毁人民币信用的基础。这实质上是引狼入室的行为，它正在为美国印钞购买中国企业、印钞摧毁中国经济大开方便之门。

正如笔者在新著《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新战略与政策选择》第3章（第71页）指出的，“在当代世界中，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金融保护还是金融自由化(包括资本项目开放)成为国家利益斗争的制高点，这与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密切相关。以美元为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变成了没有黄金和任何实物支撑的不兑现货币，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增印美元的‘量化宽松’在本国没有产生通货膨胀，却把通货膨胀输出到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更严重的是，从理论上说，通过热线流入和直接投资的途径，美国只要印刷美元纸片在一国换成该国货币，就可以买下该国的全部资源、商品和企业，与过去通过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方式掠夺落后国家经济相比，这种办法是何止‘事半功倍’!这就是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什么极力诱骗发展中国家实行金融自由化的重要原因。”

其次，陆磊教授说，“我个人对金融史的研究发现，在实行固定汇率的中国香港地区和19世纪与黄金挂钩的英国，实现了金融市场的高水平的开放，即金融制度和金融产品的优先论。” 这句报道透露出，陆磊教授有关中国金融开放的政策设计要以殖民地经济的货币局制度和早已不存在的金本位作为中国金融开放的模板。

评论：目前学术界对金融市场的开放时机是否成熟存在争论，笔者认为开放时机不成熟，因此笔者对金融开放中的“汇率改革优先论”也持保留意见。陆磊教授正是针对金融开放“汇率改革优先论”提出上述看法的。在这里，笔者暂不讨论陆磊教授讲话中提到的“19世纪与黄金挂钩的英国”问题，只是揭露陆磊教授所谓“实行固定汇率的中国香港地区……金融市场的高水平开放”的实质。

研究金融制度的学者们都知道，实行固定汇率的中国香港地区的联系汇率制实质上是殖民地时期货币局制度的现代翻版。在旧殖民主义时期，为了全面控制殖民地的经济，殖民者往往会在殖民地建立货币局制度，控制殖民地的货币发行权。在19世纪，作为“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就是通过英镑的货币局制度控制了其殖民地的财政货币大权。在20世纪甚至现在，仍有一些小的经济体实行美元货币局制度。作为一种依附型经济的货币制度，货币局制度具有两个基本原则：一是本国货币汇率紧紧盯住一种作为基准的外国货币，二是所发行的货币保证完全以外汇储备作为后盾。实行美元货币局制度的国家或地区，如果要使用本币，首先要获得美元，然后再以美元作为准备金，发行本币（在中国香港地区则是港币）。实行美元货币局制度的国家和地区不仅丧失了财政主权，而且财政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也基本上丧失了，无法运用货币主权实施主权信贷。

阿根廷自1991年实施货币局制度到2002年被迫放弃这种货币制度安排，货币局制度在阿根廷存续了十一年。但笔者不得不说，阿根廷目前的经济动荡与这个时期货币局制度的实施对其财政货币制度的破坏具有很大关系。笔者在以前的文章中曾指出过，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实质上是丧失货币主权的货币局制度，并建议中央废除香港的这种货币制度，建立与人民币挂钩的港币发行制度。在笔者看来，1997年的香港回归除了驻军外，实质上只是形式上的回归，司法权和货币发行权都没有回归，这是导致香港发生动乱的重要原因。陆磊教授不去研究如何改革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货币局制度问题，反而却将其作为“金融市场高水平开放”的模板，不知他的目的何在？

再次，陆磊介绍说，“从近期的发展机遇来看，国际机构投资者普遍看好中国金融市场可持续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根据摩根士丹利的报告，2020到2030年，中国股市、债市年均流入规模可能是达到1000亿到3000亿美元，人民币在世界储备货币中的比重可能从2%上升到8%-10%。”

评论：一国货币在世界各国外汇储备中所占比例是其货币国际化的重要指标。以东亚国家和地区美元外汇储备的形成为例，它是通过贸易顺差用商品换取美元形成的，我国的美元外汇储备还包括通过引进美元直接投资接受美元和卖掉中国企业换取美元等形成的，美元国际化以及日元、欧元的国际化基本上都是通过这种道路实现的。美元国际化还有一个重要的制度保障，这就是不对中国实行金融开放，不允许中国银行在美国发放信贷，不允许中国企业在美使用美元进行高科技直接投资，更不允许中国企业使用美元购买美国企业，只允许中国用贸易顺差和卖掉中国企业等换来的“血汗钱”和“卖身钱”购买美国低息和不断贬值的美国国债。

笔者认为，美元的这种国际化是一国货币国际化的唯一正确道路。美国人是中国人的老师，我们仍需要虚心向美国学习，人民币国际化只有像美国这样，才能取得成功。这也就是说，人民币国际化的正确道路只有两个途径：一是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条件下，我国对外实行贸易逆差战略，使对华贸易顺差国储备人民币，二是某些国家接受人民币直接投资或将其企业出售给中国从而储备人民币，然后，只允许这些国家由此获得的人民币购买中国国债。舍此，都是极其错误的“人民币国际化”。

现在，陆磊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却异想天开，希望走一条“人民币国际化”的捷径：美国等国家根本就没有必要通过卖苦力和出卖自己的企业积攒人民币，然后再用人民币购买中国资产，只要开动印钞机印刷没有内在价值的美元纸片就可以将其直接兑换成人民币购买中国资产（国债、企业股权、土地等）。这是一种什么行为？这是为美国印钞收购中国洞开大门。陆磊教授对此也是供认不韪的，据他介绍，“根据摩根士丹利的报告，2020到2030年，中国股市、债市年均流入规模可能是达到1000亿到3000亿美元。”陆磊教授使用一种货币在世界储备货币中所占比重作为衡量该货币国际化的程度，那么，根据摩根士丹利的估计，在今后十年，中国每年都要增加1000亿到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请问这究竟是在推行人民币国际化，还是在推行美元国际化？

更进一步，这些美元在中国都要兑换成人民币购买中国资产（国债、企业股权、土地等），这实质上又将人民币的发行变成以美元外汇储备为基础，怪不得陆磊教授将中国香港地区的货币局制度推崇为“实现了金融市场的高水平开放。”但请问当人民币以美元作为本位基础的时候，这不是将人民币发行垄断权相当大比例拱手奉送给美国政府了吗？这种高水平金融开放究竟是在为哪个国家的利益服务？

固然，近两年来，中国人民银行不再通过结售汇增加其资产负债表上的外汇占款，从而在表面上央行不再以流入的美元发行基础货币，央行的外汇储备不再呈现大幅度增加的状况。这说明，在美元流入中国后，其中有相当大部分变成了民间美元外汇储备，这就是我国金融界长期以来所鼓噪的所谓“藏汇于民”。但这种“藏汇于民”必然导致我国私人部门（商业银行、企业和居民）减少对人民币的需求，使我国私人部门在越来越大的比例上加入美元体系。这种状况如果长此以往，必然导致中国经济越来越美元化。正如笔者在《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新战略与政策选择》第12章（第159页）指出的，藏汇于民的结果必然会使我国像拉丁美洲和波罗的海的小国一样沦为美元的殖民地。现在拉丁美洲的美元化程度达到70%，而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小国之所以紧随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该国国民主要是使用美元等买房和进行投资的结果。拉丁美洲经济的“美元化”难道不是前车之鉴吗?

有人认为，只要央行不购买美元，就没有增加基础货币投放。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试想：如果某年美元流入大于（我国因对外投资、留学和旅游等导致的）美元流出，那么，在减去我国私人部门的美元存款之后，多出来的美元流入还是需要投放基础货币的，这也就是说，与央行增加外汇储备一样，因为贸易商、外国直接投资特别是购买中国国债、股票等流入中国的美元只有卖给商业银行才能在中国进行业务活动，而商业银行接受其汇兑将导致银行系统增加准备金，而央行必须满足其需要，而准备金增加就是基础货币发行。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发行仍是以美元流入为基础的，它仍然在损害中国的货币主权。

这难道就是陆磊教授所谓的“中国金融市场可持续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前景”吗？一些不良学者将其称作是“人民币国际化迎来新的黄金发展期”。但在笔者看来，它正在摧毁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摧毁我国财政主权，而且正在以“鸠占鹊巢”的方式抄了人民币的“老窝”。

最后，“陆磊还介绍说，近期一些国际头部机构投资者十分关注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提出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改革建议。”

评论：陆磊教授的这句话很耐人寻味。何谓“国际头部机构投资者”，记者的这句话令人费解。陆磊教授无非是在说，美国华尔街金融大鳄十分关注中国的金融开放，但是，这些搞得美国发生严重金融危机的机构却在给中国“提出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改革建议”，这难道不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吗？

不知记者是出于何种心态，在报道时说，“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上海峰会9月26日在位于上海市静安区的颇具历史感的上海市总商会旧址举办。”但在笔者看来，在上海市总商会旧址召开的这个会议是一个不祥之兆：在陆磊教授的主导下，金融开放将使中国一步一步地沦为美国的金融殖民化。

附录1：《什么时机开放，如何开放？陆磊谈金融开放的顺序与前置条件》

新京报贝壳财经讯（记者 侯润芳）“目前在理论界可能存在的争议就是，金融市场的开放时机是否成熟，开放是否对货币政策自主权和汇率稳定构成冲击，这个就是所谓的挑战。一种观点认为，要先实行人民币的汇率的清洁浮动，再推动金融市场开放，即汇率改革优先论。我个人对金融史的研究发现，在实行固定汇率的中国香港地区和19世纪与黄金挂钩的英国，实现了金融市场的高水平的开放，即金融制度和金融产品的优先论。金融市场有韧性，才可以构成大规模的交易，这个才是汇率的决定机制，人民币汇率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弹性也是势必会进一步加强。”

附录2：陆磊：《央行外汇局正深入研究未来五年推动资本项目开放的内容》，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在峰会上。

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上海峰会9月26日在位于上海市静安区的颇具历史感的上海市总商会旧址举办。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在峰会上表示，稳妥有序推进以金融市场开放为核心的资本与金融项目开放是既定的改革取向。

据他透露，中国人民银行和外汇局在易纲行长、郭树清书记和潘功胜副行长的带领下，正在深入研究未来五年推动资本项目开放的主要的内容和关键的环节。

中国的金融市场的开放潜力仍然巨大

据陆磊介绍，针对过去30年资本项目开放坚持的“先流入后流出，先长期后短期，先直接后间接，先机构后个人”的逻辑取向，人民银行和外汇局比对了经合组织（OECD）的《资本流动自由化通则》：在91项负面清单中，86项实现不同程度的开放；按照IMF的法定测度标准，七大类40项资本项目子项中，37项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开放；到2020年6月，开放程度66.4%。按照IMF的实际测度标准，19年开放程度70%，较11年提高8个百分点。直接投资（FDI）开放度高达91.7%，资本和货币市场为64%，衍生品和其他工具是50%，证券投资开放度也就是境外投资者证券投资规模占GDP比重是14%，这些数据反映了中国的金融市场的开放潜力仍然巨大。

陆磊还介绍说，近期一些国际头部机构投资者十分关注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提出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改革建议，很多内容需要在下一步改革中认真研究并大胆探索实践。昨日刚刚发布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管理办法》，就是各个金融管理部门在交易环节、汇兑环节、跨境环节，共同推进金融市场开放的又一个范例。从近期的发展机遇来看，国际机构投资者普遍看好中国金融市场可持续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根据摩根士丹利的报告，2020到2030年，中国股市、债市年均流入规模可能是达到1000亿到3000亿美元，人民币在世界储备货币中的比重可能从2%上升到8%-10%，这个意味着离岸人民币规模和回流投资需求持续保持高增长。

当前是构建金融市场开放新格局的关键期

陆磊表示，人民银行和外汇局的研究认为，全球“宽货币、低利率”为中国提供以人民币为基础的金融市场的发展优势，主要经济体维持零利率或者是负利率，中国和主要的发达经济体维持了较高的息差，决定了近期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和改革红利对全球资本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20年中国会成为疫情冲击下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股票市场和人民币汇率也在疫情的冲击下表现出了良好的韧性。

陆磊指出，当前是构建金融市场开放新格局的关键期，经过30年的发展，由于实体经济部门融资渠道的多元化，金融机构跨境设置分支机构的机构开放模式逐步为金融资产跨境双向持有的资产跨境配置取代。金融开放在以下四个方面都处于关键期：

第一是当前金融业对外开放政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同质化的竞争，已经进入到金融市场高水平服务、产品创新和金融科技革命的关键期。

同时，继2019年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取消QFII和RQFII额度限制以后，发布了《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理规定》，也就是2020年2号公告，明确简化了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期货投资资金的管理要求，推动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

第二是人民币国际化进入了离岸和在岸市场互动的关键期，从境外投资者使用人民币交易和投资规模来看，2019年，已经建立了清算行的国家和地区共发行人民币债券近4000亿，同比增长35%多。其中香港人民币债券全年发行1667亿元，比2018年增长230%。从人民币国际储备的地位来看，截至2019年四季度末，人民币储备规模达到2176.7亿美元，占已披露具体币种的外汇储备总额的1.95%，排第五位，而到了今年的1季度，这一指标到2.02%。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70多个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了外汇储备，离岸人民币外汇全球日均交易量从2016年2020亿美元增到2019年2840亿美元，占全球外汇市场的份额从4%到4.3%，在新兴市场货币排名是第一位。

第三，资本与金融项目可持续开放进入了机制变革的关键期，呈现出了以下值得归纳的特点：一是境外非银行的金融机构青睐股票市场，境外央行倾向于投资债券市场。二是非金融企业股票以及政府和银行债券是最受非居民投资者欢迎的人民币资产。

第三个特点就是为了更好支持实体经济，拓展投融资渠道，在股权直接投资层面，外汇管理局在研究修订QFLP和QDLP规则，大力发展私募股权投资的国际化路径，逐渐形成全球投资基金发展和管理的新模式。

第四是全球国际形势和风险因素有比较大的改变，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市场扩大开放进入了逆水行舟的关键期。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的变化，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等格局发生了深刻的调整，可能将面临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与此同时，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逆全球化趋势下世界进入变革期，新兴市场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波动可能进一步加剧，对风险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以更高水平的开放打破封锁和围堵的风险，积极融入和拥抱世界金融的体系

对标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未来中国面临哪些挑战和战略？

陆磊指出，一个是市场主体发育程度不够成熟，现有市场主体的创新能力，风险管理的能力，海外的业务的能力有待提高，不少方面要交流互建加以提升。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才走过短短30年，专业化投资能力的建设，投资风格的成型，要通过开放打磨成熟。

二是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完善。历史上，支付清算系统的提高，有利的提升了一个国家主权货币的国际化进程。此外，在发达市场上，完善的信用评级体系功不可没，有效的缓解了制约跨境投资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为全球资金投资提供了标尺。此外，登记系统存在进一步便利化，高效化的改进空间。

第三个挑战是开放的顺序和前置条件。目前在理论界可能存在的争议就是，金融市场的开放时机是否成熟，开放是否对货币政策自主权和汇率稳定构成冲击，这个就是所谓的挑战。一种观点认为，要先实行人民币的汇率的清洁浮动，再推动金融市场开放，即汇率改革优先论。

陆磊表示，针对以上挑战，面向全球高水平的金融市场开放是统筹推进改革和防风险的关键，为此人民银行和外汇局拿出了如下战略：

一是要扩大金融业的对外开放，顺应市场主体的需求，以更高水平的开放打破封锁和围堵的风险，积极融入和拥抱世界金融的体系。

二要建设以人民币金融资产为核心资产的国际金融中心，推动离岸和在岸市场的规则与国际接轨，促进中国和全球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培育全球交易市场。

三是要稳步审慎推进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完善货币调控体系，培育市场基准的利率和收益率曲线，逐步形成市场化利率调控体系，增强汇率弹性，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的自动稳定器作用，用改革的办法疏导货币政策传导。

四要建立与更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金融监管体系，完善跨境资金流动的宏观审慎和微观合规两位一体的管理框架，保持微观政策的跨周期的稳定性、一致性，可预期性。

陆磊最后强调：“以往的经验证明，开放是一盘棋，必须通盘思考，不可以孤军独进，底层的机构能力、制度建设、市场效能是相互关联的决定性因素。只有通过金融市场开放，制度变革和机构能力提升才可以成为可能。当今人民币国际化会面临种种风险，但是推进国际化的进程是历史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