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接着闲聊,关于温铁军的印象--读《八次危机》 -- 起于青萍之末

2020-09-13 10:49:23起于青萍之末
接着闲聊,关于温铁军的印象--读《八次危机》

印象中,温铁军也是野狐禅,原因也是经济学家的圈子不收他。在他跟陈平网络连线对谈时,陈教授夸温是人类经济学家,温脱口而出:就我这样,没人当我是经济学家。陈平只好说:那我称你为人类社会学家吧。哈哈哈哈。。。

其实温铁军是妥妥的“三农问题”专家。他对中国和世界问题有自己的理论框架和叙事逻辑,他认为,世界的结构是“中心-边缘”结构,西方工业化的过程是一个从中心向边缘转移危机的过程,他概括为“成本转嫁论”,他认为“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中心地区向边缘地区转嫁周期性危机的过程”。他用这个分析框架分析中国工业化的过程,对前三十年的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其中的曲折给予了极大的同情,真正反对了历史虚无主义,我估计应该被人扣过“极左”的帽子,温本人最烦人争左右了,他说,在他的团队里争“左右”的人就出局:我们正在打劫呢,不许笑~~~~,阿,串戏了,哈哈哈哈:是正在搞学术呢,不要吵左右。

他的《八次危机》我看了一遍,他用“现代化周期危机理论和成本转嫁理论”对前三十年的热点事件都进行了描述,他冷静地叙述事实,不贴意识形态标签的写法,我就很喜欢,比如,他叙述58年大跃进后“非正常死亡”情况时,写到:“不做任何对比,单一引用1982年重新修订公布的60年代的政府统计数据,1960-1962年“未增加人口2000万人”,很大部分因营养不良引起的生育率下降和新生儿死亡引起的,同期成年人死亡率上升,有一部分直接死于饥饿。”

他虽然没有明说,但意思明确:所谓“饿死2千万”是1982年修订出来的,而且只是“未增加人口”,其中很大部分是“营养不良引起的生育率下降和新生儿死亡”,意思是“未增加人口”要么根本就没生,要么刚生下来就死了。

其实1962年,党中央对“非正常死亡”情况做过专门调查,按戚本禹介绍,七千人大会以后,他参加了一个调查班子,分省分区核查,实际统计59年至61年的三年非正常死亡的数400多万人,戚他们为了防止统计的缺失,所以加上各种修正的统计遗漏,最后确定为800万人非正常死亡。这个数量级我觉得应该靠谱。

温铁军在书中描述改革开放时期的农村改革时,用了两张照片,一张是小岗村承包者的血手印,另一张是1982年山西晋城要求保留人民公社的血手印。这还不算,在小岗村的那张照片里加了一个注脚:据当地的地委书记介绍,这张照片是当时新华社的记者组织策划的。

哈哈哈哈,他书里不说证据是真是假,只告诉你证据是怎么搞出来的。不著一字,尽显反意。

温铁军按自己的分析框架,把中国工业化的过程分为8次危机过程,前三十年3次,后三十年3次,加上1997年和2008年两次输入性危机。

前三十年的3次危机分别是:

1958-1960年:由于第一次引进外资,国内先是按外资国苏联的模式组织城乡二元结构,同时提取农业剩余作为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到58年外资断了,只好放权给地方,组织大量的劳力,通过“人力投入替代资本”来维持刚刚起步的工业化,这就是“大跃进”的本质。由于接受放权的地方政府根本没有工业化的经验,推高了财政赤字,而引进的苏联外资也转化为财政赤字迭加外资中断,导致经济紧缩危机,最后,通过把多余就业劳动力转移到组织化的农村,来软着陆渡过了危机。

1968-1970年是外资完全断决的情况下,为了战略安全,大力投资三线建设,造成过大财务赤字引发的危机,最后也是通过毛泽东将知识青年送到组织化的农村去,用城乡二元结构将危机转移到农村实现了软着陆。

1974年-1975年是毛时代的最后一次危机,它是因实施第二次引进外资的四三方案转化为国内财政赤字的危机,也是最后一次全国性的上山下乡运动。

他说,前三十年吃的苦都是工业化的代价,非要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解读,说“大跃进”是极左,1980年的第三次引进外资是“洋跃进”这完全不得要领。

改开后的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危机又不同了,因为“包产到户”国家对农村甩包袱,改革后的工业化进程中的危机就不能转移到农村去软着陆了,只好在城市里面硬着陆。表现出来就是危机的周期从8-10年缩短为5年左右。

8次危机中,最危险的危机是1993-1994年的危机,是外汇赤字、财政赤字、银行赤字三重危机同时爆发的时期,最后靠着比较残酷的“铁血十六条”改革,把教育和医疗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放弃社会公共服务,让城市和农村共担危机成本才渡了劫,这次危机是中国经济的分水岭,一是中国经济受外向性经济影响越来越重,二是产业资本过剩导致金融资本、投机资本大幅扩张。

总之,按温铁军的分析框架,新兴国家的工业化过程有着内在的危机机制,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是核心的问题。外资引进必然会复制资本来源国的管理模式和意识形态。一般国家在经济危机来临时,无法转移危机的成本导致工业化夭折。而中国依托“城乡二元结构”和组织化的农村确保了工业化周期危机在农村的软着陆,保证工业化不致半途而废。而在缺乏资本的国家里搞工业化,政府的政策“亲资本”是必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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