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韬光养晦下大棋的两种解释 -- 田昭明

今天，人们太容易去指责老国有企业的“技术落后”“经营不善”“观念僵化”等等。但如果把北京电子管厂的那段经历置于更宏观的历史脉络中，就不难看出，决定这些军工企业命运的力量其实是政策的剧变。到1980年代中期，官方形成的观念是，既然中国工业的技术比外国落后，就应该扔掉并去引进“先进的外国技术”（往往连企业一起扔掉），连对国防工业也是如此。中国第一架大型客机运10是那时被抛弃的，老红旗牌和上海牌轿车也是在那前后被废弃的，还有那些不为人知的许许多多项目。那些企业在突然失去任务、市场和上级帮助后，连一个过渡期都没有就被要求自负盈亏了。将近3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回顾这些企业走过的路时，只能说它们被抛弃了。

中国经济后来的确市场化了，但那些从1950年代就开始发展半导体技术的中国企业却没有能够生存到那一天。无论与世界先进水平有多大差距，这些企业在中国被封锁的年代一直在做技术，但当市场需求消失后，它们只能抛弃技术。随着一个又一个中国核心元器件企业的倒掉，被巨大的消费需求和买来的组装线撑起规模的中国电子工业，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间经历了一个“去技术化”的过程。等到中国

政府在美国发动的第一次“海湾战争”（1991年）之后再次“发现”半导体工业的重要性时，便“自然而然”地在丧失原有工业基础的条件下依靠引进生产线来发展它（如908、909工程）——这是中国半导体工业至今也没有发展起来的另一个原因。于是，北京电子管厂的“厄运”就变成了中国电子工业的“命中注定”(42)。

对合资最大的厌恶感来自不能掌握技术。2009年5月19日，我们访谈了时任京东方总裁兼运营长的梁新清。他于1976年从部队退伍后进入774厂，从技术员一直做到八分厂厂长。1993年，他被调到总部任集团副总裁，在1997—2001年期间任北京·松下的副总经理。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我们描述了通过合资“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真实情况：

合资公司的架构很死板。松下对合资公司收取技术转让费和提成费。技术提成费是固定的，比如说一个管子1美元或者1.5美元。这样就已经把技术锁死了，中方只要把生产组织好就行，有问题松下派技术专家过来解决。松下保留强大的技术研发，合资企业用不着研发。日方在合同中，对知识产权看得很严，要写清“技术出问题我负责”，不可能有新的技术研发，责任和权利都是他的。1987—1997年，东方电子集团向北京·松下供货时就发现认证很难，要拿到日本松下认证，完全被控制。1997年我在那里的时候，提出开发新管型，但实际运作必须要在松下开发，或者向松下请示。一直到今天，北京·松下的人都不能自己设计出个管子——已经22年了！而韩国就是只买一次技术，一定要吃下来，以后就自己做。合资方式能够拿到产品，但拿不到技术，不能建立自己的体系，不能在现有产品以外有自主的扩展。因此，合资很难有完整的学习技术机会，合资外方不同意你投资单独做技术，设立研发中心也不行，他们都给你解决了。绝大部分合资企业都是这样。

事实上，北京电子管厂的命运反映出中国工业“技术降级”或“去技术化”的普遍趋势。就电子工业来说，出现这个趋势的直接原因是半导体对电子管的替代，它使没有跟上半导体技术发展的中国电子元器件工业丧失了市场空间。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形成的技术落后，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电子工业没有在改革开放年代追上来。从北京电子管厂/北京东方电子集团的经历看，出现“技术降级”的重要原因是中国在1980年代放弃了国防工业的发展和转

向依靠大规模技术引进来发展民用工业，致使本来可以保持的技术发展过程被中断了。大规模技术引进基本上都是从终端产品环节开始的，然后在技术匹配的制约下，不得不继续引进上游技术来实现终端产品的国产化，但这个过程也把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给挤掉了。如果认为因为技术落后就应该依靠引进而放弃研发，那么否定这种说法合理性的证据就是中国电子工业出现了比技术落后更严重的情况——中

国核心元器件工业的萎缩和崩溃。正是由于这个技术能力基础的丧失，中国电子工业直到今天仍然在大多数核心技术领域处于看不到尽头的落后状态。

在2007年开始的短短三四年时间里，中国花了二十多年时间建立起来的彩色显像管工业就被技术替代风暴所摧毁，几乎是片甲不留。技术变化本来是现代工业发展中的常态，个别企业因技术变化而发生兴衰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但曾经在规模上堪称世界第一的中国彩电工业面对显示技术变化时如此无能为力，反映出依靠引进现成技术进行价格竞争的工业发展模式的根本缺陷。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合资企业在技术替代过程中的行为：外资先是把其在本国或其他地方原有的彩管生产能力转移到设在中国的合资企业（这是一些中国人产生“国际产业转移”幻觉的原因），继而在CRT市场全面萎缩的情况下撤资而退，从未在新型显示技术方面做过任何努力，只留下废弃的厂房和下岗职工。例如，深圳赛格三星的中方高管们早在2003年就意识到CRT市场会被替代，便希望从合资韩方的三星康宁(75)引进TFT玻璃基板技术，但被拒绝。三星后来在大陆建液晶模组生产线时选择单独设立公司，也没有和赛格三星合作。但是，当三星关闭了在新加坡的CRT工厂后，考虑到CRT还有需求，就把三星的全球CRT业务全部收缩到深圳赛格三星，直到拧干了毛巾的最后一滴水后撤资了事。深圳市一位平板显示专家表示：“那时大家都想以市场换技术，认为让出了市场，技术肯定进来，但实际上我们缺乏一种制度和环境去把技术消化吸收，发展到后来，合资公司的核心部门也被外资公司控制，中方人员始终进不去”(76)。当

然，像松下这样比较有社会责任感的著名公司会采取更加体面的做法——在撤资之后，松下提出与京东方在北京·松下的原厂址立了一个纪念碑，告诉后人双方曾经在此合资过，但也不过如此。无怪乎在中国的“八大彩管厂”中，唯一在新型显示器领域做出努力的企业恰恰是没有合资的咸阳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