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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读革命回忆录漫谈之二:关于吃的故事(二) -- 孤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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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读革命回忆录漫谈之二:关于吃的故事(二)

2. 抗战时期。

先说说陕甘宁边区和延安的情况。延安是战略大后方,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边区政府都在这里。1937年到1941年,这里又涌进来4万多名知识青年。

延安只有这么大,周围数十里,几乎每一条山沟、每一个山头都住满了机关、学校、部队,仅靠贫瘠的黄土地上原来那点物产和其它根据地辗转输送的战利品,根本无法养活这么多人。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军逐步将作战重点转向敌后战场。1940年11月,国民党又断掉了八路军、新四军的经费,并开始对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再加上天灾频发,根据地的日子很不好过。

1939年2月,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号召“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从陕甘宁边区到其他根据地,大生产运动逐渐开展起来。1942年底,陕甘宁边区渡过了经济上的最困难时期。

留守部队作战任务少,后期基本变成了生产队(所以359旅开荒成名,但打仗逐步沦落成二流部队),为了填饱肚子,什么活都干。当时在留守兵团当团长、副旅长的陈先瑞中将回忆,警2团种地、挖盐、打猎、采山货、搞饲养、搞运输、开作坊店、开商店、开骡马店、编筐编篓,把边区的盐、煤、药材运到国统区换成布匹、棉花、日用百货运回来,统统都干。为了跟邻居国民党部队暂编骑2师搞好关系,还专门从邓宝珊的防区买烟土送给没大烟抽的骑2师师长马禄。

仅1943年3月1日至4月25日,警2团就开荒近4万亩。年终盘点,成绩大大的。日子过好了,不能忘了领导。要向毛主席、中央军委、联防军司令部、边区政府献礼!共送了大米2000斤,自酿白酒200斤,自己养的肥猪16头、牛6头、羊20只、鸡30只,打猎打来的野猪2头、野羊5只、野兔25只、野鸡50只,山上采的猴头菇30个、黑木耳10斤,还有买来的香烟、肥皂、毛巾若干。虽然比不过《红楼梦》里的进贡清单,也算不错了。当然,野鸡、野羊、野兔,平常也没少往延安送。讲政治啊。

现在不提倡甚至严禁吃野生动物,那会可没保护野生动物的概念。1940年冬,385旅开荒,副旅长、副政委兼参谋长耿飚(看多缺干部)组织打猎,一个月打了四只老虎,七八只豹子,上百只狼、狐狸,上千只野兔。老虎肉吃起来和牛肉差不多,不能独享,给毛主席、朱老总送了一只。两位领导很高兴,朱德还试了试,差点能把老虎举起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不仅陕北有老虎,廖汉生、陈丕显的回忆录也提到在湖南、广东碰到老虎的踪迹,廖汉生他们的马都被老虎咬死了。

条件有限,领导吃得也不咋地。陈先瑞回忆,1937年底到抗大学习,毛主席召见,谈完话管饭,一荤三素,加了个辣椒。杨得志上将回忆,1945年春天到延安参加七大,毛主席召见,谈完话管饭,四个蔬菜加一盘辣椒,“比部队的伙食好不了多少”。杨得志关心领导,还劝毛主席改善生活(看人家给领导提什么建议)。

刘懋功少将回忆,1944年6月去中央党校学习。在贺龙关心下,周末经常带两个小伙伴结伴去贺龙的联防军司令部洗澡,也常去贺龙吃饭的灶上吃饭。也就吃点小米饭、炒土豆丝,偶尔有点馒头,肉就更少了。在当时的延安,这就算改善生活了。可见,搞了大生产运动,也仅仅解决了温饱问题,离吃好的标准还差得远。

这里还有两个小故事。陈赓的“调皮捣蛋”是出名的。陈锡联回忆,1943年8月,时任太行三分区司令员的他到中央党校学习,经常与陈赓结伴去看朱老总。朱德的窑洞前有一棵果树(好像是苹果树),每次到门口,陈赓先让陈锡联去敲门,然后自己用木棍或土块打果子下来。聊完天出来,陈赓就故作惊讶状,哇,怎么掉了这么多果子!出来送他们的朱德就说,既然掉了,你们拿回去吃吧。他俩就把口袋装得满满,回去吃几天。吃完了再去。貌似朱德后来识破了,果子熟了还故意不让康克清摘,专门留着给陈赓打。

黄火青回忆,他1940年10月从新疆回到延安,准备到新四军五师当政委,由于交通不便,一时没有成行。他和杨勇住隔壁,两家关系处得很好。他有次买了一个10多斤重的猪头,两家分着吃。还有一次,两人背枪出去打野鸡,没打着,就在市场上买了一只回来充数。警卫员一看,咦,怎么野鸡身上没枪眼呢,一下给揭穿了。

再说说其他人的一些回忆。

1938年底,被任命为泰山特委军事部长、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一大队大队长的吴瑞林走马上任。到任的时候,泰山特委为了表示欢迎,专门买了一篮子咸鸭蛋,加上咸菜和馒头作为早饭,这成了他“一生中最记忆犹新的事”。1941年1月,时任山东纵队一旅二团团长的吴瑞林胸部中弹,治了20来天,感觉恢复差不多了,馋得不行的时候吃了一个烤地瓜,结果因为肠子尚未痊愈没法消化,差点要动刀治疗。养伤期间,滨海部队给黎玉送了3条大黄花鱼,黎玉就请他和罗舜初、江华一起吃,又成了“一次难得的美餐”。

洪学智回忆,1940年初,抗大总校迁到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山西武乡继续办学,需要到敌占区背黑豆,水煮、磨豆腐、做豆腐吃,后来又背小米、高粱,与黑豆掺着吃。1941年初,他率领抗大总校华中干部大队到江苏盐城新四军总部,路上带的干粮除了窝窝头,就是生地瓜干、熟地瓜干。

除了收公粮收税、自力更生、战斗缴获之外,让伪军和汉奸作贡献,也是发财之道。1939年冬,杨得志的冀鲁豫支队发展到1.7万人,冬衣无着,厚着脸皮去跟彭总要了1万块银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回来之后,思三想去,抓了1个汉奸,收了7万块赎款,解决问题了!1941年日军“四一二”扫荡,烧杀抢掠,把根据地的家底折腾光了。没办法,他们从亲日派和汉奸以及一些开明绅士身上弄了大批粮款物资,帮助群众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这样的例子不少。1941年底,吴瑞林带部队围困泰山脚下的日伪据点重镇黄泉,跟伪军劝降,并开价3万斤粮食、3000斤猪肉。第二天,怕挨打的伪军乖乖送了3万斤米面、10头肥猪、100多只鸡出来。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晋察冀边区成为日军的重点进攻对象之一。时任晋察冀三分区政委的王平回忆,随着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反复进行“扫荡”“蚕食”,实行“三光政策”,晋察冀边区的生产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加之连年旱、涝、虫等自然灾害不断,根据地军民物质生活陷入了极端困难的境地。有一个时期,部队缺乏油盐菜蔬,不得不以黑豆、麦麸充饥。1941年“反扫荡”期间,三分区部队开始每天能吃两顿饭,一顿黑豆窝头,一顿黑豆玉米粥,后来这个也吃不上了,有时只能吃野菜树叶。到了1942年,困难愈来愈严重。由于营养不良,夜盲症、浮肿病、疟疾等各种疾病不断发生,部队战斗力严重下降。

实际上,1942年和1943年是晋察冀边区最艰难的时期。这两年,华北地区连续发生旱灾、水灾、蝗灾,加上日军扫荡和国民党捣乱,春耕秋收受到破坏,根据地人口大批死亡逃亡。日军对平汉路以西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严密封锁,这里的部队得不到任何外部支持,饥寒交迫,几乎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每天半饥半饱不说,粮食都搞不到。1940年7月到1941年4月,条件较好的冀中军民支援路西粮食1900万斤。1942年“五一”大扫荡之后,冀中根据地自命难保,不仅没法支援粮食,而且大批人员转移到路西,加重了路西的负担。

有一个阶段,晋察冀军区有关部队规定,贪污五斤以上小米的司务长一律枪毙。聂荣臻和警卫员、通信员养了一群羊,有次请过去开会的杨成武喝羊奶。杨成武回到一分区之后,也带着其他领导和秘书、警卫员、马夫养起了鸡和猪,还种了一些蔬菜、小米、玉米和土豆。

1942年春节,杨成武的部队截了日军100多袋面粉,足足几千斤,美美吃了一顿肉馅饺子。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最后一顿过年饺子。后边几年,市面上没面粉卖,部队也越打越弱,没能力出去抢了,一分区的八路军直到1946年春节才集体重新吃上饺子。1943年春节,杨成武去参加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回来,发现年夜饭是玉米糊糊,有从冀中转移过来的十分区战士因为没吃上饺子抹眼泪(好日子过惯了,一分区部队长期每天两顿黑豆和麦麸习惯了),遂下令把所有库存的白面拿出来给十分区包饺子,结果能拿出来的只有不多的一点掺杂麦麸和玉米面的面粉。

晋察冀如此,其他根据地也大抵如此。

1942年“反扫荡”期间,秦基伟作为太行一分区司令员,待遇也是1天半斤小米。每天晚饭后,自己挎个篮子四处挖刺儿菜,洗干净后交到伙房。第二天,伙房把这些野菜连同分给他的半斤小米一起煮成稀饭,吃两顿。真成自力更生了!分区主力团三十团的两任团长,都因为到河里炸鱼,被手榴弹掀飞的水下石头砸死。大约1941年春,一二九师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到一分区检查工作。蔡树藩胳膊有伤,肠胃又不好,秦基伟照顾他,千方百计保证他吃上烤馒头片,还几次带警卫员到河里捉鱼虾,用油煎了给他下饭。

陈锡联的太行三分区,许多单位将小米换成黑豆、糟糠,掺野菜、树叶充饥。

程子华回忆,1943年,太岳区的曲阳、唐县、完县、浮萍4个县,1.7万人断炊,普通人家吃谷糠、树叶,不少灾民吃草根、树皮、麦糠、玉米杆。群众吃这些,部队还有好的吃?

宋任穷回忆,在冀南分区最困难的1943年,他们招待前来检查工作的平原分局书记黄敬吃饭,最好的饭是小米饭,最好的菜是辣椒酱和芝麻酱,而且每顿饭的菜只能给很少一点。

1942年,日军对冀南军区进行“九一二”合围。当时的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刘华清白天隐蔽在老乡家里的地洞、夹层墙里,晚上出来活动,有时转移到庄稼地里,只能喝点小米粥或野菜汤。碰上敌情,几天吃不上东西。1943年9月,刘华清参加冀南军区集中整风,伙食很差,吃谷子稀糊。有次杀了只羊,管饱,有个山东的年纪比较大的县委书记,最后吃多了,撑得动不了只能站着。

江南是鱼米之乡。新四军吃的可能比八路军稍好一点。看了叶飞、洪学智、江渭清、张震等人的回忆录,提到的不多。网上有新四军一些部队的后勤方面资料,还没有系统研究。

管文蔚回忆录提到,1938年他刚拉起队伍后,和陈毅吃过两次饭。一次吃的是一碗青菜、一碟炒鸡蛋、一碗青菜汤。陈毅说,没有什么吃的,但比三年游击战争时天天吃苦菜和竹笋(国民党封山,群众送粮困难,米很少)。还有一次,陈毅和他谈工作谈到凌晨,他给陈毅准备了米粥、几个馒头和鸡蛋。陈毅颇有感触,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已经不简单了!

时任新四军苏浙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钟期光上将提到,1945年5-6月,国民党部队进攻苏浙军区部队,部队通往芜湖地区的粮道被断,主要靠苏南地区供应,粮食供给困难,伤员每天吃4两粮,其他非战斗部队还保证不了这么多。部队尽量减少非战斗行动,以减少热量和体力消耗,并寻找野菜、竹笋、螺蛳等代食品克服困难。

东北抗联在残部撤到苏联之前,过的那个苦日子更不用说了。冰天雪地,长途跋涉,没吃没喝的。

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党群一家、军民一家、鱼水情深得到了很少的诠释。群众宁肯自己没粮吃,也积极交公粮。群众遭灾,被日军祸害,各个边区党委、政府和部队千方百计帮助群众渡过难关。很多地方规定,部队不得在驻地附近挖野菜、摘树叶槐花,近处的要留给群众吃。群众断粮了,部队从本已很少的口粮中省出一点给群众吃。边区政府还通过提供贷款、发放粮种等各种方式,帮助群众恢复生产。

没有这样的关系,没有群众的支持,也坚持不到胜利。

题外话,前一段时间看了一些关于日本的资料。日本比中国强大,但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几百万日军陷在大陆战场,补给线拖得很长,日本国力消耗严重,经济接近崩溃,也快打不下去了。没钱买战略物资、只能去抢东南亚的石油和橡胶,可以说是日本跟美国动手、自取灭亡的直接诱因。很多人讲,中国靠美国支持才打败了日本,这句话对也不对。没有中国拖住日本陆军主力、消耗日本资源,没有中国人民的浴血牺牲,美国也没那么容易打赢。

历史不容假设。但如果日本没有和美国打起来,抗战会是一个什么结局?抗战对二战的贡献可能被低估了。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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