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读革命回忆录漫谈之二:关于吃的故事(一) -- 孤星

新兵营地 导读 复 14 阅 6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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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19 01: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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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革命回忆录漫谈之二:关于吃的故事(一) 48

前一段时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少国家宣布限制甚至禁止粮食出口。农业部、商务部马上出来表态,国内粮食库存总量充裕,不必抢购囤积。

人是铁,饭是钢。老百姓几千年吃不饱饭的问题,到改革开放之后才终于解决。

还记得小学初中的时候,学过看过《金色的鱼钩》《老山界》《草地晚餐》《七根火柴》《丰碑》等描写红军长征的故事,还有陈毅元帅的《赣南游击词》,留下了深刻印象。的确,在战争年代,缺吃少穿是常态。正因为如此,在开国将帅的回忆录中,留下了很多关于吃的回忆,也留下了很多真实感人的故事。

1.红军时期。

1955年授衔的大部分高级将领,都出身于穷苦人家,参加革命前吃不饱饭是普遍现象。背叛自己的地主家庭参加革命的,还有像朱德、彭德怀、贺龙、叶剑英等为了追求真理不惜放弃高官厚禄的,毕竟是少数。《彭德怀自述》还回忆了他童年时代跟随祖母出去讨饭的苦难经历。

正因为吃不饱饭,正因为受到欺压,正因为不平等,才要参加红军闹革命。不少人参加红军,只是带着一种朴素的感情和追求,并没有那么高的思想觉悟。对于一帮十几岁的不识字的农民子弟,不能要求太高。

当了红军,行军,打仗,饥一顿饱一顿。吃顿饱饭也不容易。井冈山时期,朱德还得亲自挑粮。红一方面军长征,除了军事上的失利,根据地财政枯竭、山穷水尽也是重要原因。

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很多人牺牲,很多人退缩,很多人叛变,坚持下来、活到1949年的,都是幸运儿。靠的是坚定信念,靠的是钢铁意志,靠的是必胜信心,靠的是人民支持。红一方面军长征出发时近9万人,长征途中还有补充,到陕北时只剩下七八千人。

他们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贺龙的外甥女婿、杨尚昆的妹夫廖汉生中将回忆到,1932年下半年,国民党部队对湘鄂边苏区进行围剿,他当时随贺龙的大姐贺英(洪湖赤卫队韩英的原型)带领的游击队在山上打游击,大雪封山没吃的,一伙人好不容易下山从群众家里带回一罐黄豆,每天煮一点。贺英规定,吃的时候,只许“骑马”(筷子立着夹),不许“抬轿”(筷子平着抄)。黄豆吃完了,就四处捡野果,挖野菜,猕猴桃、羊桃子、蕨葛根都没少吃。

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当时的鄂东北道委、游击总司令部秘书科长刘华清回忆到,1933年11月,国民党部队对鄂豫皖苏区围剿,他随郑位三在湖北红安北部打游击,冬天山上有时连野菜都找不到,只能剥树皮,挖葛藤根充饥,白天不敢生火,也没锅,只能晚上用茶缸子煮点东西吃。

红军过草地的时候,当地人烟稀少,大片无人区,没有庄稼地,没有牛羊群,有钱没地方花,筹粮十分困难,经常断粮,长期处于营养不良状态的大批同志因为饥饿倒下。一口吃的,一口热水,有时就能救一条命回来。红四方面军和改称红五军、红三十二军的原红一方面军五、九军团,过了三次草地,一次比一次苦。

艰苦朴素、以身作则,彭德怀是出名的。黄克诚大奖回忆,红三军团在彭德怀言传身教、严格要求下,上下一致、官兵平等,俄界会议决定一、三军团改编为陕甘支队后,派到红三军团部队的一军团干部,经常私下里弄好吃的,引起不少议论。李志民上将回忆,过草地的时候,彭德怀得知部队断粮,有的连队挖草根吃,有的煮皮带吃,以身作则,马上命令把军团部六匹骡马全部杀了,连他自己舍不得骑、经常用省下来的干粮喂的黑骡子也没留下。杀了之后,军团机关也只留下一点杂碎。

宋任穷上将当时担任干部团政委。他们过草地走了七天七夜,每天只吃三两粮、一两片烤羊肉干,主要靠吃青苗,青稞是最好的饭。有一次碰到董必武,抓一点干炒青稞给董老,就是最好的招待。

王平上将时任红十一团政委。团直属队发现了一匹死马,也不管怎么死的,弄来就吃。掉队和他们走在一起的红1军团司令部教育科长孙毅,本来不吃羊肉和马肉,这会也没那么多讲究了,拿来就吃。过班佑河之后,彭德怀令王平带一个营回去接应尚未过河的部队,王平他们老大不情愿地往回走了几十里,拿望远镜一看,河对岸七八百人都不动了,派人过去一看,除了1名战士还有喘息(后来也没救过来),其他同志都牺牲了。一个悲伤的故事。

当时担任红六师政委的廖汉生回忆,从甘孜到草地中心的阿坝,原计划走10 天左右,结果走了17 天。红六师只带了一天半的青稞粉(后来从其他师调剂了一点),因此专门规定,各级首长要到连上帮助分发青稞粉,每人每顿只准吃一把,不到开饭时间不准吃。红17团有一个指导员分青稞粉的时候多拿了一把,马上撤职。到阿坝后,根据前边部队经验,红六师四处翻藏民家的牛粪堆(怀疑里边藏有粮食),打开藏民家里佛龛上供奉的菩萨肚子,也没找到多少粮食,还饿死10几个人。有次实在没东西吃,廖汉生的警卫员烤了一小块草鞋上的牛皮给他,结果几个人推来推去都没吃。过了阿坝,红二方面军全军断粮,沿途的野菜也早被挖光,幸好等来了朱老总让红四方面军留下的一批牛羊。到了水洼多的地方,廖汉生他们开始学着贺龙钓鱼,无盐水煮,后来又有了罗炳辉给的二两盐,吃得津津有味。

全世界唯一两次被授予上将的洪学智,当时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临时接替调任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王宏坤负责方面军的后方(筹粮、后方医院、伤病员安置、安全保卫等)。从黑水、芦花到班佑,几百里草地,他们弄不到粮食,就采蘑菇、挖野菜、杀马,有时就把皮带、马鞍煮了吃。洪学智得了伤寒病倒,好不容易找了一个老中医开药吃,每天吃水煮小蘑菇(没有盐),冲白糖水喝,才给救回来。

红军征粮,有的时候存在与民争食的问题。当地主要是藏区,一开始藏民不了解红军,基本都跑了,甚至对红军打黑枪。后来,一些头人、寺庙跟红军关系不错,卖了很多粮食给红军。大户无所谓,但对于散户藏民来说,粮食就那么多,红军吃了或带走了,藏民自己就没的吃。红军纪律好,哪怕藏民家里没人,带走粮食也给钱,或者打欠条(当时能想到什么时候革命胜利给兑现?),但即使拿到钱,藏民也不好找地方买粮。王平回忆到,藏民跑了,他们就自己动手割青稞准备干粮,自己动手宰杀藏民留下的猪狗牛羊。彭德怀当时说,听到牲畜的叫声心就跳,不宰吧,部队没吃的,实在为难。藏民有时晚上跑下山来,在红军驻地外边喊:“你们再不走,把粮食吃光,我们就得饿死。”据说建国后给了当地人不少补偿。

走出草地到了川甘交界的商贸重镇哈达铺,物价便宜,吃的东西就多了。上世纪90年代的中央军委副主席、时任红10团通信主任张震,带了2个通信兵,买了3只母鸡、5斤面,竟然没吃饱!廖汉生率红六师在哈达铺休整,有的战士饿得太久,吃锅盔吃得太急太饱,撑死了。

西路军失败后,剩下不多的同志在祁连山风餐露宿,东躲西藏。未来的国防部长、1955年到1988年终于进步一级(从中将到上将)的秦基伟,和几个同志好不容易在一户农牧民家里美美吃了一只羊,睡了一个踏实觉,结果悲剧了,第二天早上被马家军俘虏,后来侥幸在和一批西路军战士被押解到西安的途中逃脱。徐向前、李聚奎上将等比他运气好点,一路要饭回到了陕北。李聚奎路上碰到曾在国民党26路军当兵的一个青年,吃了顿饱饭,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背着不少大馒头上路。欧阳毅中将一路卖字加乞讨回了陕北。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日子也绝不好过。

正因为吃顿饱饭不容易,有人请你吃顿好的、给点好东西,你能记一辈子!1936年11月红军长征路上的最后一仗山城堡战役打响之前,红三十一军行经红七十八师二三二团驻地,肖克带着妻子和10几个人去跟团政委刘懋功(1955年少将)要吃的。炊事员们立即动手,用剩下的1个牛头炒了一锅肉,烙了荞面饼子。肖克一行一扫而光,再三道谢,尽兴离开。40多年后,刘懋功在兰空当司令,肖克前去视察,还记得这事。

王宗槐中将念念不忘,1935年6月,他随红四团行进到卓克基以北十余里处的马塘村,刚安排好住宿,团政委杨成武给了他一包盐,大概五斤重,太珍贵了!

当然,长征路上也不都是苦日子,有打土豪、发洋财、开洋荤的时候。王平回忆,部队在云南白水缴获了不少火腿,没少吃。进军金沙江途中,在一个天主教堂发现不少铁桶饼干和果酱。张爱萍(时任红十一团政委,王平是政治处主任,后来接任政委)懂外文,拿起果酱就吃。王平怕被忽悠,没敢吃,被张爱萍笑话是土包子,后来看马夫吃饼干才跟着吃,后悔没让部队多带一些。

因为吃,还差点闹出命案。1930年10月,红四方面军攻下河南光山县城,当班长的陈锡联在街上遇见了老班长孙玉清。第二天一早,孙玉清拿几个钢板,陈锡联带班里的10几个战士凑了点钱,一起买了几根油条和一碗鸡血汤,每个人尝了尝,结果被定性为“吃喝委员会”,陈锡联差点被抓。没有徐向前及时制止,就没有后来的陈上将和“陈三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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