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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一个官员的兴衰:简评“仇和现象” -- 包子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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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仇和铁腕的权力保障

仇和铁腕的权力保障

1949年的社会革命铲除了城乡的资产阶级、地主集团,却又并未落实工人阶级对社会生产的管理权。作为后果,官僚机器掌握了巨大的力量,对社会的其它群体有着压倒性优势。如有需要,这部机器可以像推土机一样,执行上级的意志去扫清障碍。

在80年代,当中国开始转向资本主义市场,执政者及时地看到这部独具特色的机器有着不可替代的优点,大可让它转而为市场化服务。1987年,邓小平表示:

“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我们说搞经济体制改革全国就能立即执行,我们决定建立经济特区就可以立即执行,没有那么多互相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6]

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一面为市场化改革高调撑腰,大谈“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 样。”[7],同时不忘强调维持秩序,满口称赞以严刑峻法闻名的新加坡:“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8]

作为国家机器的一根优质螺丝钉,仇书记对邓小平的“国家要严管、市场要大胆”的思维,有着更直白的总结:“中国要用50多年,走完西方300多年(资本主义发展)的路,怎么走?只能是压缩饼干式的发展。”[9] 既然中国市场经济的壮大过程等于制造压缩饼干,施压者的身影自然无处不在。

正如上文所说,仇和一路升迁,并得以大展拳脚,无疑是上头有人。在沐阳,他就算捅出篓子,仍然受到省里的呵护[10]。他升任宿迁市委书记后,2001年4月江苏省委下发的第12号文件特意写明“在不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允许和扶持宿迁采取比其他地区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多年后,仇和承认“这条政策实际上是给宿迁改革提供了一把‘尚方宝剑’。”[11]

就这样,仇和带着少有的特殊授权登台亮相了,并立即搅动了沐阳的一潭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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