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节选:《辛亥:摇晃的中国》 -- 多余6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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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10 07: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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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辛亥:摇晃的中国》 21

文章读过,感觉辛亥后面的“革命”二字“摇晃”得很厉害。

辛亥所谓的“革命”,付出的鲜血不多,殉节的几乎没有,除了满清皇室和旗人比较吃亏,整个上层建筑可以说完好无损。相比之下,历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换代,恐怕都要比辛亥更像“革命”。后来“四一二”、胡汉山们的屠刀所向,血雨腥风,才真正对得起“革命”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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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摇晃的中国》

作者:张鸣

萍浏醴  一场会党主导的起义

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如果按规模,要算是辛亥前革命党所有起义中,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前后差不多有三万人之众。但是,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也是历次起义中最没有成效的,没有消灭什么清军不说,连一个小县城都没有拿下。整个过程,像一场会党组织的骡马大会,热热闹闹,忽起忽灭,平白连累了不少参与者。革命党的历次起义,策动会党参与占了多半,但每次起义,组织领导者都是革命党,革命党出钱,出枪械,拉会党进来,略等于雇人造反。但萍浏醴起义不同,组织者领导者都是会党,革命党人充其量做个参谋。

其实在这场起义之前,1904年黄兴为首的湖南革命党人,也策动过一场比较典型的革命党起义,跟孙中山历次起义的路数相似,也是先筹钱买枪发饷,后动员会党。湖南哥老会的龙头大爷马福益,硬是被革命党人忽悠住了,明白了自己的帮会,原是要反清复明的。为此,黄兴的华兴会中稍有家资者,包括黄兴、刘揆一、杨守仁、龙璋、柳大任、彭渊恂等均破家相助。也真筹了不少钱,买了几百支枪械,还委任马福益做了少将。但是,会党一掺和进来,就有麻烦,即使是起义造反砍头的事儿,让会党中人保守秘密,也是件困难的事,三杯酒下肚,别人一激,在大街上就把机密吐出来了。而革命党这边,大刺刺的革命家也是有的,据湖南革命老人邹永成的回忆,当时在江西的革命党机关,就是因为后来参加过武昌起义的曹亚伯,每天拿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及《猛回头》到街头散发,结果也被清政府破获。总之,这场耗干了黄兴他们心力和财产的起义,未及发动,就被剿灭了,白搭进了湖南哥老会的龙头大爷马福益的性命,党人也死的死,逃的逃。

萍浏醴起义,虽说在后来的国民党叙事里,也是革命党人刘道一、蔡绍南等人奉命策动的。但黄兴远在东京,其实鞭长莫及,孙中山甚至连知道都不知道。起义过程中,刘道一等人也没有跟远在东京的同盟会总部取得联系。最关键的是,这场如此规模的起义,既没有外来资金资助,也没有洋枪洋炮的采购。起义的当家人,都是会党老大。起义前期,龚春台和魏宗铨组织洪江会,说是起义准备其实有些牵强,倒更像是会党的整合。萍浏醴一带,由于萍乡煤矿的大规模开采,逸出土地的流民增加,是会党的天然土壤,但是,此地的会党,却流派纷纭,各不相能。把众多小流派整合成一个大帮会,自是会党干家的野心。只是,在这个整合过程中,会党的野心沾濡了革命党的野心,整合固然更加方便,但危险性也增大了。

原本,包括蔡绍南和刘道一等革命党人在内的洪江会头目们,对于起义是抱着慎重态度的,基本上主张缓行。但是,某些受到革命野心激励的会党干将,对造反赌命,有时往往会特别热心,如脱缰之野马,躁动异常。所谓的统一部署,统一行动,或者说纪律,对他们来说,都是天方夜谭。敢赌命,敢盲动,也敢拖着别人一起冒险。稍后徐锡麟和秋瑾们发动的起义,也是受累于会党的盲动,不得不提前仓促发动。此番萍浏醴起义也是如此,只是人家徐锡麟他们是真的要起义,而洪江会是不是真的要起义,还是个疑问。

不管怎样,在洪江会另一个头目廖叔保在麻石聚众数千人发动之后,整个洪江会不动也得动了。龚春台这边打出了中华国民军南军先锋队的旗号,自称都督,发布的檄文,用黄帝纪元,内容跟绝大多数辛亥革命期间的革命檄文类似,一边强调反满,一边则提出要保护外国人,跟义和团划清界限。最有意思的是,檄文宣称,他们要建立的共和民国,所享有的幸福,即使现在欧美国家的人民,也未曾完全享受。当然,这种小知识分子的乌托邦幻觉,行走于湘赣的游民和萍乡煤矿挖煤的矿工,无论如何都无法理解的。所以,要论动员,还是继承马福益做龙头大爷的姜守旦更实在些,他打出的旗号是“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宣告汉人中只要有人可以推翻清朝,就可以被拥戴做万世一系的中华大皇帝。

不过,无论做皇帝的指望,还是享受民主的好处,对于一群没有训练,也没有新式武器,甚至没钱可拿的帮会分子而言,真的起义造反了,都是不顶饿的画饼。拿着原始武器甚至手无寸铁的起义者,一碰上荷枪实弹的清军,枪声一响,就大半溃散。哥老会首领姜守旦率领的万余义军攻打浏阳县城,城里的清军不足两营,可居然敢于出城迎战,结果一战就把义军打散。在国民党的历史叙事中,只有个别的英勇战士,一手舞钢刀,一手执锅盖,奋勇杀敌。显然,即使这样的勇者,手里的锅盖,无论是木制的还是铁的,挡弓箭也许还凑合,碰上后膛快枪,无论如何不济事。

一场声势如此浩大的起义,落到具体战事中,竟然净是些儿戏式的战斗。这样的起义造反,漫说新组建的陆军,整顿过的巡防营,就是湘淮军也一样能给平了。指望成千上万拿锅盖做盾牌,钢刀做武器,间或有几支抬枪,甚至是徒手的游民和矿工去碰后膛快枪和大炮,彻头彻尾是一场会党首领的盲动。这样的盲动,比起革命党其他有钱有枪的起义,要更加荒唐。原来置身事外的革命党人,猛然听说萍浏醴策动出这样规模的起义,急性子的匆匆忙忙赶来参加,结果不少人什么都没干就掉了进去,非死即囚。起义不仅折损了几百无辜的会党群众,而且赔上了不少莫名兴奋的革命党。

后来国民党的史学家,一直称萍浏醴的起义者为党军,其实,这群乌合之众,如果是党军的话,也是会党的党,不是革命党的党。查当时的清朝官方档案,湘赣两省的地方官,包括负有间接责任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端方,都一直称这场起义为“会匪”作乱,只是在后来拿获革命人之后,提一下拿了几个“孙党”,一直就不认为这是一场革命党的起义。真扫兴,老冤家竟然一点不给革命党的面子,全然抹杀了他们的功绩。

湖南  白条儿封官记

滥封官爵的事儿,在古代并不稀罕。凡是到了王朝末年,规矩坏了,皇帝一门心思想着为自己的小家弄钱,最好的办法,就是私卖官爵。说是私卖,有点不确切,因为中国古代的帝制国家,皇帝好比是董事长,所有官员,都像是他聘的雇员,按期领工资的。所以,他要想把官爵给谁,理论上没有问题。但是,在古代,“家天下”这个概念,多少有点犯忌。真要是把话挑明了,士大夫们兴许就不给皇帝卖命了,同时,皇帝的合法性也会因此而被削弱。所以,明智一点的皇帝,都说要跟士大夫共天下。而士大夫也往往以主流意识形态阐释者的面目出现,想当然地认为他是在为天下人的天下做事,修齐治平。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皇帝不经过官僚机器的手续,擅自封官拜爵,才被人们视为走后门。

东汉末年的官衔是可以买的,但资源有限,因为皇帝能掌控的,就是一些州刺史和郡太守。大卖的是爵位,这个玩意,理论上想卖多少,就可以卖多少。因此,皇帝和宦官合伙的买卖,主要经营项目是这个。卖到最后,关内侯,滥羊头,封爵的帽饰貂尾都不够了,只好拿狗尾巴来对付,于是给汉语贡献了一个成语:狗尾续貂。到了唐朝,官职都在中央政府手里控制,所以,皇帝谋私,就直接卖官。不经政事堂,斜封,封一些白板官儿。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官爵之滥,是因为捐班。只是捐班的出现,不是皇帝个人意志,而成为国家为了解决财政困难的一种办法。官滥到最后,官衔和官缺(职位)需要分开来卖,一个官职,后面有一大堆排队候缺的。

滥封官是一种王朝弊病,确切地说,是王朝末世病,革命党人之所以搞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革这种弊病的命。然而,在辛亥革命中,独立各省,只要是革命党人说了算,滥封官的现象,都很严重。滥封官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酬功,即使被封的人,其实没什么功劳可言。江西独立之后,师长旅长,满地都是。还可以说是因为都督不是革命党,架不住号称革命党的会党人士的要挟。但是,湖南独立之后,都督和副都督都是革命党,但封官封的,居然比江西还滥。

湖南的独立,几乎没怎么动枪炮,巡抚余诚格溜了,只杀了一个并没有抵抗的巡防营统领黄忠浩。要说功劳,其实大家都没什么,但是大家讨论的时候,都说的是历史功绩。焦达峰做都督,本来有点勉强,但是大人物都没到场,也就是他了。不过,混迹于新军和会党的陈作新做副都督,就更勉强,据说此公人品人缘都不怎么样,一个副都督是他自己硬要的。焦、陈二人能做都督,别人为何不能?自打新政府开张,哥老会、巡防营还有新军的官迷们,陆陆续续就都来了。个个都说自己功劳大,资格老,要官,要钱。不给就大叫,拔枪,抡刀。都督府每天要开四百席,流水地吃,不舍昼夜。焦达峰当时才二十五岁,长期在哥老会里混,完全不明白官场的规矩。他和陈作新两个,每人身上斜披一个白带子,上面写着“正都督”、“副都督”,下面盖着都督府的大印。所有的官员,都跟他们一样,斜披着白带子,上书官衔。正经的官服还来不及定做,先把官瘾过了再说、自己过瘾,帮里弟兄当然也得同享福。凡是来求官的,也一律发条白带子,由书记官写上官衔,斜披上就好。后来人越来越多,书记官忙不过来,就弄些白带子盖好印,挂在那里,谁来了,要什么官自己写。官衔写的乱七八糟,奇奇怪怪的。反正来的人,觉得官怎么大,就怎么写。光要官不算,有人还要钱,宣称自己要招多少人马,就支一笔钱走。你说能招一标,那好,标统,他说能招一协,那好,协统。钱刚支走,转天还来要。会计问他要花费的明细账,他说,我们办大事的,算什么细账!不给,就大闹,拔出指挥刀来,到处乱砍。那一阵,长沙唯一一个卖指挥刀的店铺,存货全都卖完了,满大街的人,都挂着指挥刀。好些标统和协统,司令部门口,只有两个兵,雇来站岗的,枪也许还是借来的。原本,湖南的新军,只有一个协(旅),但革命后,不知多了几个协,连镇(师)都出来了。到底有多少兵,作为都督的焦达峰,肯定心里没数。在大肆扩军中,当时还是个中学生的毛泽东,也加入新军,做了一名士兵。一个月领七元军饷,两元伙食,再加上点零钱买水,剩下的全部买了书。他当了半年兵,一枪没放,一仗没打。这样庞大的军队,众多的军官,别的不说,单军费一项,独立后的军政府,半年功夫,就把原来湖南多少年攒的钱,都花光了。

焦达峰和陈作新的这种做派,其实是江湖好汉的风格,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大哥做了皇帝,弟兄们都得有个官儿当当。义气是够义气,但就是皇帝也不能这么做。革命党人为了快速见效,联合会党,但每每不是革命党影响了会党,而是会党左右了革命党。会党革命,就是打江山坐江山,进城来享福的。一来二去,革命党人自己也对革命的理想、民主共和的追求,不甚了了起来,打下了江山,就急于品尝革命果实——跟兄弟们一起分享。据时人记载,焦达峰和陈作新两人,每日在都督府的工作,除了封官,就是忙活赶制自己的都督制服,还好,制服居然在他们被刺杀前赶了出来。可惜,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焦达峰遗像,似乎并没有身着都督军服少年英雄的样子。尽管我们对这二人的死,十分同情,但也不得不说,这个样子做都督,的确做不长的。

革命行进中的享乐

辛亥革命中,广州的光复,不是革命军血战的结果。跟全国其他多数地区一样,广州的光复,是革命党与立宪党人联合起来,内挤外压,最后不肯合作的清朝官僚走人,大家咸与维新的果实。巡防营、旗营都维持现状,只是总督换了都督。但是,革命后的广州,却来了很多民军。

民军就是革命军。虽然没有真刀实枪打天下,但他们却认为自己有功。很多人当过民军,会弄一功牌回家,银子做的,回家就像中了进士似的,在宗祠里可以领双胙——两份肉。但多数人并不想回家,他们原本就是三合会的人或者绿林豪杰,好不容易进了城,要留在城里享福。

就像很多农民理解的革命,没了皇帝,就是没了王法一样,参加民军的这些好汉们,进了城之后,也觉得现在什么都可以做了。民军没有服装,但手里有家伙,没有洋枪,也有刀剑什么的,还有的,身上挂着一个自己做的炸弹,虽然很可能根本就不响,但挂上了,就可以吓唬人,因此,白吃白喝,敲诈抢劫,就有了通行证。当然,他们很快就发现,最便当的弄钱方式,是开烟(鸦片)开赌。

就这样,二十几支各地的民军,进了广州城各据一方,大开烟馆赌馆,公开贩毒、开赌。同时,天天跟新政府要钱要饷,不给就闹事。甚至拦路抢劫,劫到了洋人,连江面上过往的汽艇都敢拦,不停就开枪。由于争地盘,抢货源,各支民军经常发生火并,你杀过来,我杀过去。一支民军的标统(团长),居然会在大街上被另一伙的民军杀掉,连手枪带金表、金链子和钱夹子,统统被抢走。弄得城里的居民,天天提心吊胆。秩序大乱的背后,是无度的奢华,尽情的享受。各支民军的官佐,迅速腐化,吃喝嫖赌,买妾纳妓,无所不为。不只原来出身帮会和绿林的好汉如此,就是革命党人、新军军官,也一样开了禁,拼命放纵自己的欲望。

其实,这个时候,革命尚未成功,北方还在清廷手里。北洋军还挺凶,反扑过来,接连拿下了武汉三镇中的两镇。真的要推翻清朝统治,本该秣马厉兵才是正经。刚占了广州就享受或者火并,无论如何都早了点。当然,革命党人也有明白人,于是一边整顿民军,一边组织北伐。所以,革命党人都督胡汉民和副都督陈炯明,给民军发了军装,派人加以整顿,排排队,学点立正稍息,好歹像个样子。一些实在不像话的,就裁撤掉。北伐军也组织起来了,甚至还组成了一支几十人的女子北伐队,人还没出发,先给披挂上,全副武装,然后照了相,发给报馆,先在报纸上登出来。不久,广东北伐军到了南京,由老资格的革命党人,在新军里干过军官的姚雨平带队做总司令。

可是,广东的北伐军到了南京前线,打了两场小小的接触仗,然后就顿兵不前。当官的在南京城里大吃花酒,轮流请客,今天你请,明天我请,轮流当主人花钱,几乎成天泡在温柔乡和酒乡里。前方有事,找不到军官指挥,好不容易找到了,却沉醉不醒。军官这样,士兵跟着学,经常有夜不归宿的。南京临时政府好不容易筹来北伐的钱,都由北伐军送进了酒楼妓院。一旦钱没了,就敢整队人马出来抢。

留在广州的民军,整顿效果也不怎么样,发了军装,士兵换上了,但军官却不肯换,因为他们要穿发财发来的绫罗绸缎。害得长官点校时,队列里总是夹杂着穿便装的军官,很不像样子。民军不像样,作为他们的首领,都督和副都督,也就没有威信。商民对于革命,很是失望。城里的秩序,根本不及清朝统治时期。

所以,尽管当时中国,多数省份都独立了,看起来革命军声势浩大,人多枪也多。但是,这些急于享受的民军,尤其是民军首领们,别说北伐,就是自保也成问题。不止广东的民军如此,其他地方的民军,也大抵不差。像亲身参加革命的鲁迅说光复绍兴的王金发们一样,天还没冷呢,就急匆匆地换上皮袍子了。而在醇酒妇人方面,革命党人似乎特别地在意,稍有条件,就拼命地享用。好像专门跟清朝对着干似的,你不许官员嫖娼,我就特意开放。你禁欲,我就放纵。对于多数革命党人而言,革命,就是一种解放。解放,首先解放自己的欲望。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占了这么多省份的革命党人,却非要急于跟袁世凯妥协。在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其实不很情愿的情况下,依然几乎全体一致地要跟袁世凯妥协,多次许诺,只要袁世凯反正,就拥护他做大总统。不惜肉麻地一个劲儿地忽悠袁世凯做世界第二华盛顿,中国第一华盛顿。总统换人之后,留在南京的黄兴,自己就觉得这些民军不像话,将大部分都解散了,广东北伐军,也打发回了老家。回老家的时候,才发现北伐军的下级官佐,在南京娶了妻室的,竟有一百多人。由于这些人多半家里还有一位,因此长官明令他们不许带上这些战地新娘,但是不仅新娘不干,官佐也不干。这样拖家带口的军队,能打仗吗?天知道。后来袁世凯腾出手来收拾革命党人的时候,所谓的二次革命,革命党人根本不堪一击。江西的李烈钧还算多少打了一仗,而广东的民军,拥袁的龙济光一来,几乎是一枪没放,就倒戈的倒戈,逃生的逃生。转眼之间,两个革命党人的都督,胡汉民和陈炯明,就成了光杆司令,只好走人。孙中山的家乡,革命党人最多的地方,就这样变了颜色,一点面子也不给孙中山留。

农民  不许革命

鲁迅小说《阿Q正传》里讲,听闻革命到来,阿Q想要造反,用筷子盘起辫子,招摇过市。赵老爷和秀才们开始不明里就,不知革命底细,因此对阿Q低声下气。后来假洋鬼子回来,他们发现革命并不是要革他们的命,于是神气活现起来。阿Q想要参加,假洋鬼子不许。鲁迅写的是小说,但在江浙一带,还真的就有农民想要革命(虽然他们跟阿Q一样,不知道革命是怎么回事),不惟乡绅地主们不许,当地革命后的军政府也不许。

1911年11月间,即传统的收租季节,江苏无锡、常熟一带,发生了若干次的抗租骚动,最大的一次,是一个名叫“千人会”的农民组织搞起来的。跟阿Q一样,这些农民听说了革命,但并不太清楚革命是怎么回事。阿Q要参加,参加干什么,他自己也不清楚,打破天,能想到的无非劫富济贫,自己捞点油水。但革命要革掉皇帝,他们是知道的,但是皇帝没了,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呢?往好处想,皇帝没了,地方都换了新政府,没有了皇帝,就意味着没有了王法,因此租米也可以不交了。江浙一带抗租这事能闹得比较大,跟这种想法不无关系。但是,千人会不是阿Q,他们有组织,可以闹出点大动静。

那时候各地的独立,在县这一级,无非是几个乡绅加几个教员或者学生,再运动一下当地驻防的防营,然后赶跑了原来的知县,就当家做主了。按说,农民也可以如法炮制。可是,想闹事的农民,却相当糊涂。他们拉起人马,舞枪弄棒,但真正的意图却是要抗租。说是抗租吧,他们还搞组织,成立了“仁义农局”,首领无锡的孙二、孙三,还叫都督。除了都督之外,他们还有一个读书人樊文涛做军师。有了都督、军师,还有人马,按革命的道理,他们也可以算是革命,自立为王了。可是,无锡、常熟两地的革命政府,都不同意。他们自己可以自立为政,但农民不行,为什么不行?没道理可讲,不行就是不行。跟假洋鬼子可以挂上“银桃子”革命,而阿Q就不行一个道理。

其实,千人会这种组织,原本在革命前就在农村广泛存在,就是一种农民之间的互助团体,一种互相借钱、周济粮米的民间组织。就是一种古已有之“会”与“社”,千人会的规模只是大了点而已。但是,由于革命的缘故,千人会的野心也大了一点,介入农民跟田主之间减租的谈判,要价太高,谈判谈崩了,常熟地方王庄千人会跟当地的大族的义庄发生了冲突,其首领周天宝被常熟县政府派人抓了起来,结果事情就闹大了。无锡、常熟两地的千人会成员成千上万地涌进了王庄,打烂了义庄,抓了田主的亲戚做人质。然后在王庄城隍庙里设立都督府,打起“千人大会”,“仁义农局”的旗帜。四下贴满了都督孙二、孙三和军师樊文涛联名的告示,俨然是成立一个农民的政府。只是这个农民政府,没有太大的出息,要求只有一个免租,并没想杀上县城,弄把交椅坐坐。既曰免租,当然谈好了,少交点也不是不可以。虽然农民闹事用了武力,手里无非是锄头、鱼叉,并非来真格的暴动,而且一个人也没杀。

但是,上千的农民,拿了家伙,占了一个大村庄,还扯旗搞了一个都督府,即使没有动武杀人,也犯了大忌。于是,无锡、常熟两地的军队出动,枪炮齐发,前来围剿。当然,只有锄头鱼叉的农民,只能做鸟兽散,倒霉的,就做了枪下之鬼,跑得不快的,做了俘虏。原来已经抓进监狱的千人会首领周天宝被枪毙,孙二、孙三和樊文涛出逃,不知所踪。一场农民自发的辛亥革命,就这样悲剧地走进了阿Q式的大团圆结局。唯一的好处是,当地的租额,在事件过后,还真的有比较大幅度的减少。

类似的农民革命,在南通丝鱼港也发生过。当地的农民,在南通光复之后,也宣称光复,组织政府,有总司令、军政长、财政长等官衔,拉起一支有大刀长矛,土枪土炮装备起来的队伍。可是这个农民式的光复,目的也是抗租抗税,自然难以为革命政府所容。不久,南通军分政府就派兵来剿,经过一番战斗,丝鱼港的农民政府被摧毁,领头的阿Q第二掉了脑袋。

革命党人革命是革命,但不动员群众,尤其不动员农民。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初,就对外国人讲,他们不需要群众的主动精神。这样的做法,一向属于被谴责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革命党宁愿策动会党,利用黑社会,也不愿意动员普通的农民。在当今的历史学家看来,这完全是资产阶级阶级局限性导致的错误。从阶级分析史观来看,这种说法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是,这种历史观的问题是,分析的前提,须把社会各色人等套上阶级的归属,然而各色人等恰恰很难像中药铺子里的药材一样一一装进分门别类的盒子里。革命党的这些华侨、学生和会党,很难说真的属于新式企业家和商人阶级。如果说生活习惯和观念而言,所谓的中国资产阶级,倒是跟立宪党人更接近。但是有一点,革命党的中坚,的确也属于当时中国的精英,在尽量保持社会稳定这个目标而言,他们跟立宪党人心有相通之处。所以,无论是立宪党人的改良,还是革命党人的革命,对于动员社会底层,都没有兴趣。说他们害怕底层动员损害他们的阶级利益也没有大错,但他们更担心的其实是底层动员之后对社会秩序的冲击。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的破坏力惊人,太平天国殷鉴不远,他们都清楚。所以,在几乎所有革命地方,甚至包括革命后会党势力很大的地方,新政权都乐于跟当地的乡绅合作,尽可能维持原有的秩序,保持社会的稳定。为了这种稳定,自然,乡绅的利益就必须得到捍卫。不许农民革命,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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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宝推:青颍路,桥上,
2019-07-10 07: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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