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客熙熙

主题:太平洋的不太平 -- 本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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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再说明

(一)

为什么把“楼价”单列为一极?

这是中国的国情决定的,中国把超发货币,基本都驱赶到楼市里沉淀了。中国经济,就是一个“二型糖尿病患者”,楼价就是TA的血糖指标。

血糖超高,这个病人不会立刻就喘不上气来,立刻死掉。但这个病,会造成不可逆的慢性损伤,令你没有未来。

在今天,中国的企业到底需要什么?不再去杠杆,下死命令多少百分比的贷款必须贷给微小企业?进一步给企业减税减负?“法无禁止即可行”?

这些都帮得到企业,但每项好政策只能帮到一部分对路的企业。最普适,最公平,帮到所有企业的,就是降一点楼价(更准确说,降低一点居住和工业用房用电的成本) 。高楼价实际上在窒息中国各实体产业里最好最有活力的那部分企业。

道理很简单,中国最完善的产业配套,都在东部发达地区。不是富士康能留住苹果的心,是深圳的相关产业链。高房价使得强大有活力的产业链癌变,小厂主们经营不下去,技工们也无力安顿家小。

病去如抽丝,解决是谈不上的,缓解的方法,我觉得是两条。一,房产税。二,在矛盾最严重的大都市外围,建设“工人新村”,就是大批廉租公寓(可以先租后买),市政府重点配套城市交通(轻轨,地铁等等)和市政(中小学,医院),供漂来的年轻人/非都市户口的外来工作者及其家属居住,每天靠城际轨道或地铁通勤,能安心在都市里就业。“工人新村”可以出售,但仅限于曾在该市的任一“工人新村”自住满三年的,就是说哪怕你在22岁大学毕业漂过来,找份工,租住了三年,然后走了,10年后再回来,在本市再找到份工作或者创业,凭新的纳税证明和旧的租住纪录,仍然有资格买个单元。没有这个租住纪录的任何人,没有资格买。如果符合资格的人群,购房意愿不强,那么政府继续持有,出租或空关。所以“工人新村”实质上没有进入当地商品房市场,不干扰商品房房价。

(二)

三价一率,率是纲,纲举目张。

这个率,是“狭义劳动生产率”,是我自创的概念。比如说,我们把全中国的非农就业人口统计一下,全职工作的算成一个人,兼职工作的算半个人,得出一个 “总非农就业人口数”。然后,我们从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里,选取以下产业:

工业制造业

电力,热力,水,天然气的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批发零售业

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

住宿,餐饮业

信息工程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水利,环保,公共设施管理业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管理业

教育

卫生和社会工作

文化,体育,娱乐业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社会组织

以上15个大类,所有注册的法人单位,本年度比上年度的 “资本净增额”总加(当然这个总额有可能是负值,就是今年的总资产量,比上年减少了),去除以“总非农就业人口数”,就得出一个数值,这个数值或正或负,是“狭义劳动生产率”的一个晴雨表。这个数值说明,全国非农劳动人口工作一年,对本企业产生的绩效体现(企业资产增加)。

这里,我们剔除几个因素。首先,这15个大类里,没有包括房地产业和金融业(但是这两个行业的从业人口,仍计入“总非农就业人口数”,因为没办法拆分清楚)。其次,我们统计的是企业或注册法人组织的“资本净增额”,剔除了银行贷款和融资(就是资产平衡表里的负债部分)。第三,我们没有采用各类年度营业额数字(比如出口总额等等),因为这些数字容易失真。第四,我们回避了政府用工(公务员)问题,因为所有公务员固然都计入“总非农就业人口数”,但他们创造了多少 “直接经济效益”,无法统计。

我们就看社会全体劳动者,做死做活做了一年,在实体经济领域,盘子有没有做大,而且是硬核做大(净资产增加额)。

我们这里假定,2019年这个数值是20000,就是说,平均下来,一个非农劳动力,工作一年,扣除全部费用(包括企业主或股东的分红等),最后净增加了20000元人民币的企业真实效益(或对应的新增设备/库存原材料。库存未售成品可以加入统计,但必须强行打折)。到了2020年,这个数值上升为20100,说明“狭义劳动生产率”比2019年提高了0.5%。到2021年,这个数值是19000,那就是“狭义劳动生产率”比2020年下降了5.5%。假如2022年世界经济大危机,这个数值变成-1000(平均每劳动者净亏1000元),那就是比2021年下降了-105%(凡是超过-100%,就是逆转为净亏)。

“狭义劳动生产率”在逐年小幅上升(因为有通货膨胀因素),或者基本持平,是东亚各国(中日韩)的生存之道。这个数值,在一个合理区间里(比如正负7%)蛇形震荡,那就是安全的;一旦突破震荡区间,不论是蹿高还是陡降,那都是大问题。

以泡沫破裂前的日本为例,我们在《双城记》里讲过,当时日本的大制造企业,都从银行大量贷款,去房地产业和金融业进行投机,以至于 “到1988年,日本已经在美国投资超过3000亿美元,控制了美国银行业总资产的15%;东京的地价比1985年翻了一倍;超过一半的上市大企业,年报中1/2以上的利润来自于各种投机……”。当时,如果日本有“狭义劳动生产率”指标的话,他们就会发现,这个指标升幅巨大,远远超出了实体产业做产品能达到的最大增速。

所以,“狭义劳动生产率”的年增率有三个作用,第一,它与上年数据比较,可以看出国民经济的健康程度。第二,这个数据比上年增长多少百分比,可以拿来衡量 “三价”的升幅,如果“狭义劳动生产率”年增幅连续多年无法跑赢“三价”中的任何一个的增幅,那也是大问题。第三,虚化金融业的重要性,使得金融业回归到一个名副其实的地位。

(三)

如果这样统计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 “全社会杠杆率(负债率)”,在这里不再是一个很可怕的指标,只要“狭义劳动生产率”的年增率稳定健康,代表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脱轨,“全社会杠杆率”目前偏高也不必害怕,至少还有降下来的希望,降下来的余地。

同样的,任何扰动“狭义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政策,方法和事件,就是我们特别关心的对象,比如中美贸易战。

“狭义劳动生产率”只代表“实体经济”这一块的健康程度,至于为什么实体经济是中国以及其他东亚国家的命脉,这只是我的直觉。我们只是民科,怎么在理论上把相声说圆了,那是经济学家们的事业。

最后一句,“狭义劳动生产率”是双刃剑,它不是 “永远在较高速增长”才好。短期增长太猛烈;或者一个较长周期里温和增长,但累计增长幅度太大,都会在政治上,地缘关系上,内部社会体制上,产生变量,构成巨大的不确定性。换句话说,在“狭义劳动生产率”这个指标上,该韬光养晦的时候,也需要政府自觉地韬光养晦带节奏,比如降低年增目标,或者主动刺破泡沫。

一切的经济史和战争史,最后都归结为政治史。

本嘉明:茗谈1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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