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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Joshua Freeman:巨兽兴亡录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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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8,社会主义的公民们

就像苏联的前辈们一样,东欧样板工业城市的功能也不仅局限于生产钢材、水泥与其他重要物质,还要为国家提供全新的男男女女,让这些人成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公民的样板。保加利亚某青年突击队的口号就是“我们建设季米特洛夫格勒,季米特洛夫格勒塑造我们”。但是实际上人与城市之间的关系远比口号更加复杂。有些工人确实怀抱着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与新人民民主政权的纯正热情搬到了新胡塔以及其他示范城市。也确实有不少工人因为能够参与新工厂与新城市的建设与运行而心醉,多年之后仍然对于当年的经历津津乐道。但同时还有很多工人并不具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动机,他们参与建设或者进厂工作的原因就是为了谋求生计。

就像在苏联一样,东欧各国招募建筑与工厂劳动力也离不开农村地区的恶劣环境,而农村地区之所以环境恶劣则是因为税收上涨、强制售粮、集体化、长期贫困以及战争蹂躏共同导致的结果。许多搬迁到斯大林瓦罗斯的保加利亚农民都对保共政权抱有敌意,因为他们觉得保共的许多政策都是在危害他们的家乡与生活方式,尤其是因为斯大林瓦罗斯一座教堂都没有。至少对于这些人来说,斯大林瓦罗斯并不是光明未来的灯塔,而是社会主义政权各种弊病的集中体现。至于已经富有工业经验的工人们对于这座先锋城市的观感则更加积极正面,因为这里的住房条件与工资水平确实高于全国其他地区。不过他们也经常反感工厂里的专断威权管理,极高的劳动强度以及时长发生的食品与商品短缺。在苏联的默许之下,波兰并没有推行农业集体化,因此强制农民外出务工与新胡塔市招工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尽管如此,城里的大部分建设人力依然来自农村,其中大多数都不到三十岁。甚至就连大部分工作岗位都需要工业经验的炼钢厂也大量雇佣了农村人口。1954年新胡塔炼钢厂里足有47%的工人具有农民背景,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周边地区的无地农民。按照史学家凯瑟琳.勒博的说法,“这些人在展望未来的时候只能看到充斥着苦工与文化边缘化的一生,他们认为这样的前景根本无法容忍。”与其说这些人受到了新生活愿景的吸引,倒不如说他们被强行从旧生活当中拽了出来。他们希望能在新胡塔市学习技能并且挣钱,逃离乏味的农村生活,实现更光明的个人未来。工会成员日后回忆道,对于他们来说,新胡塔的吸引力并不在于在全国领先的工业基地工作的骄傲心情,而是更高的工资,更好的住房,以及新胡塔渡过最初困难时期之后为市民们提供的特权。

不过对于很多新来者来说,新胡塔市——尤其是草创阶段的新胡塔市——十分令人失望:这里的生活与工作环境困难重重,工业事故频繁发生。许多人刚来不久就选择了离开,致使工人流动率居高不下(其他东欧样板城市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这个问题)。新胡塔市非但没能成为锻造社会主义公民的熔炉,反而似乎遭到了共产党眼中农村落后弊病的反噬。工人们住的都是同性别宿舍,而且青年男性数量远远超过了青年女性,再加上娱乐休闲以及宗教资源的极度短缺乃至彻底缺失,自然而然地致使青工群体当中倦怠低俗之风大为盛行。尽管当局严加管控,但是酗酒恶习依然猖獗蔓延,导致了大量斗殴乃至性侵事件——党政干部们将这三者统称为“流氓行为”。由于社区与家庭约束十分薄弱而宗教约束又根本不存在,性自由(以及性病)在新胡塔市遍地开花。这样一番折腾之后,曾经的村民们终于开始多少接受了一下现代化,但却未必一定是当局希望他们接受的那一类。比方说有些男青年成为了所谓的“比基尼男孩”(这里取得是氢弹爆炸地点的地名而不是三点式泳衣的名称),整天效仿美国青年文化穿衣梳头。类似的问题在其他样板城市也层出不穷。比方说在迪米特洛夫格拉德,进城的农民将公共绿地与花坛开垦成了菜地,还在宿舍楼的地下室里养羊养鸡养兔子。这一现象直到六十年代才被当局彻底压制下去。在斯大林瓦罗斯,出身城市的工厂青工们经常与出身农村的建筑工人打群架。

东欧各国当局眼看着自己亲手创造的工人阶级居然表现如此不堪,一个个急得火烧火燎,纷纷加强了灌输社会主义城市化理念的力度。各国领导人都曾在私下里——有时甚至在公开场合——承认社会主义人格的跃进式养成计划进行得并不顺利。不过只要上述不良行为并不触及政治领域,他们就不会采取激烈手段。但是严重政治问题最终还是爆发了出来。第一个出问题的样板城市是斯大林瓦罗斯,导火索并非炼钢厂里的某一项恶劣条件,而是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一部分。斯大林瓦罗斯是革命的中心,还成立了对抗政府权威的工人理事会。匈牙利军方向示威人群开枪并且打死八人之后,工人们发动了反击,逼退了军队,还占领了广播站。等到苏军前来镇压的时候,工人们与脱离部队的匈军官兵们一起依托城市进行防御,并且将这座城市更名为登纳皮特勒——也就是曾经位于炼钢厂厂址的那个村庄的名字。这座城市以及工厂的名称原本是苏匈友谊的见证,现在城市与工厂本身却变成了反抗苏军的堡垒。讽刺的是,此时工人们似乎终于接受了与样板工业化项目相关的身份认同,因为他们的战斗口号是要捍卫自己的劳动成果不被苏军强占——斯大林瓦罗斯的规划者们当初大概没想到工人们会采用这样的民族主义表达方式。1956年之后,由苏联直接扶植的新一届匈共领导层采用提升工资与改善福利等手段来拉拢工人,最终扭转了这座曾经名为斯大林瓦罗斯的城市里的主流民意。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当地的社会主义爱国理念逐渐发展起来,当地居民也逐渐养成了共通的阶级经历与骄傲。

下一座出问题的样板城市是新胡塔,这里的问题属于另一套路数。当地炼钢工人引领了一场指向统治权的挑战,起初的事由并不是工作事宜,而是为了主张他们的天主教信仰。就像马格尼托格尔斯克与斯大林瓦罗斯一样,新胡塔市的城建规划刻意省去了教堂,因此居民们不得不前往附近村镇进行礼拜活动。克拉科夫教区反复向有关部门申请要在新胡塔市修建一座教堂但却反复遭到拒绝,直到1956年秋天。当时波共为了应对遍及全国的抗议势头将一度锒铛入狱的前任总书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重新请上了台。官复原职的哥穆尔卡试图改善与教会的关系,于是终于给这份申请开了绿灯。一年之后,教会选好了地址并且在地皮上树立了十字架,可是当局却一直拖延不准开工。到了1960年,当局又把这块地皮划拨给了一座学校,并且派人前来拆除十字架。拆除人员刚刚来到现场就与一群居住在附近的妇女纠缠了起来,紧接着一群刚刚下班的工人也赶来阻止拆除人员。这些守卫者们交替演唱着《国际歌》与赞美诗,借此彰显自己的双重效忠。这一天临近结束时,共计四千多名当地居民与政府派遣的民兵之间爆发了全面冲突。民兵使用了水龙、催泪弹乃至实弹,民众们则投掷砖石,捣毁店铺,还点燃了一栋建筑。冲突过后共有五百多人被捕,相当一部分人遭受了严重的有期徒刑判罚。闹出这场乱子之后,当局这才意识到这具看似只是个符号的十字架蕴藏着多么大的爆炸能量,于是就对其听之任之了。没出几年,天主教教会领袖们又再次张罗着要在新胡塔市修建教堂。他们的主心骨是新任大主教卡罗尔.沃伊蒂瓦——也就是日后的若望.保禄二世教皇。1965年,政府终于在一片新建住房区划附近再次批给教会一块地。接下来筹措建设经费与实际施工耗费了更长的时间(政府自然没有提供任何援助),直到1977年这座我主方舟教堂才由已经升任红衣主教的沃伊蒂瓦正式祝圣。足有七万名信众参加了这场祝圣仪式。

十字架守卫战与我主方舟教堂好事多磨的建设历程共同锤炼出了一套反权威文化与地下动员网络,不出几十年这两者就会对建制化波共当局构成更严重的挑战。但是新胡塔的政治分界绝非一清二楚。比方说1968年波兰全国爆发学生抗议的时候,当局一方面采取积极措施预防新胡塔市的中学生以及技校学生们参加克拉科夫的示威,同时又将炼钢厂工人用大巴车拉到克拉科夫去殴打雅盖隆大学的示威学生。工人们舍得朝大学生下手这一现象恐怕不仅反映了两个群体之间的政治立场差异,还反映了阶级与文化层面上的对立(与之相对的是,两年后美国建筑工人也头戴安全帽走上街头支持越南战争并且痛殴了反战的抗议学生们)。直到1980年,新胡塔炼钢厂里仍有四分之一的工人是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成员。不过到了这一时期,反对当局的波兰知识分子以及工人已经变得极为活跃并且严密组织了起来。在1979年4月的新胡塔市,一个反对派群体依据天主教社会教义起草了《劳动人民的基督教社群》一文。几个月以后,若望.保禄二世教皇访问了新胡塔市并且希望再参观一下我主方舟教堂。当局没有批准他的请求,于是教皇就在新胡塔市郊的一座修道院里发表了讲话:“十字架不能与人的劳动相分离。基督更不能与人的劳动相分离。新胡塔市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全国与地方的局势发展都在不断削弱炼钢工人对于现政权的支持。1970年与1976年波兰两次经受物价陡然上涨,导致了全国范围的工人抗议。与此同时新胡塔市也人心惶惶,不知路在何方,因为波兰政府正在卡托维兹兴建另一座大型炼钢厂,此外列宁炼钢厂也遭到了日益强大的环保运动的批判。*1980年7月的再一次物价飙升导致了遍及全国的接连罢工,这一次新胡塔市的工人们也参与了进来。接下来的一个月,罢工工人们开始为独立的团结工会创建新胡塔分支——这家工会的成立地点位于格但斯克的列宁造船厂。新胡塔市从来都有工会但是没什么权威,工人们想要争取待遇的时候从来都会直接去找说话真正说了算的党委。现在有了替代选项之后,他们自然趋之若鹜。1980年7月,90%的新胡塔工人们都加入了团结工会,使得新胡塔炼钢厂成为了全国最大的团结工会分支,地位仅次于格但斯克的总部。组织起来的工人们拥有了全新的信心,并且决定公开主张自己的价值观:他们开始将我主方舟教堂祝圣过的十字架(以及团结工会的旗帜)带进工厂里。共产主义领导人们曾经设想工厂能成为哺育民间文化生活的源头,可是现在来自民间的文化创造却反哺了工厂。新胡塔的团结工会活动家们还参与了所谓“工人网络”的创建,在波兰最大的几座工业工作地点之间沟通消息并且承认它们的先锋角色。

*【克拉科夫当地的环保人士一贯指责新胡塔炼钢厂是城市空气污染的罪魁祸首,但是当地的主要风向是东风,只会将炼钢厂的废气吹向远离城市的方向。实际上克拉科夫的主要空气污染源还是当地工厂、城西工业区、燃煤炉以及日益增长的汽车交通。】

1981年12月13日,波兰政府宣布全国戒严。新胡塔(以及其他工业城市)的团结工会与政府就此进入了战争状态。团结工会就此转入了地下活动。工人们将列宁炼钢厂占据了三天,然后民兵才在装甲车支援下夺回了工厂控制权。到了1982年,工人们开始在新胡塔炼钢厂里构建一套秘密的团结工会结构。这座样板企业的规模与资源为工人们的组织活动提供了很大便利。他们利用工厂里的印刷机与办公耗材偷偷印发了大量地下报纸与宣传材料,在厂区内外广泛流传。厂里的技术人员协助架设了覆盖波兰南部的地下广播网络。团结工会的活动家们还会挪动厂内物资来支援其他地区的活动。海外支持者们也为新胡塔团结工会提供了可观的援助,以至于早在工厂管理层之前工会活动人员们就购买了自己的第一台个人电脑。这么多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自然使得抵抗网络与抵抗运动规范在厂区内外蔓延生根。新胡塔由此成为了最激进的反政府中心之一。1982年,城里开始发生经常性的抗议游行,一开始由工人领头,后来青年人的领导权也越来越显著了。抗议者往往会在教堂集合,然后再向市中心进发并且正面撞上警察与民兵。至少有三名工人在例行发生的冲突当中死亡。团结工会还试图在工厂内部发动抗议罢工,但是成效要差一些。到了1988年,波兰已经陷入了长期经济与政治危机。这一次又是新胡塔推动这个国家采取了一项激进解决策略。这一次的抗议依然还是由涨价引发的。4月26日,列宁炼钢厂——此时依然是波兰最大的工业企业——的工人发动了静坐罢工,诉求包括涨工资以及团结工会合法化。罢工人员控制了厂区之后,工人家属、同情罢工的教士以及厂区以外的团结工会领导人纷纷赶来增援。5月4日,军队强行进入工厂,夺回了控制权并且逮捕了罢工领导人,但是此时罢工的火种已经播撒了开来,尤其烧到了格但斯克的列宁造船厂。为了平息抗议,当局联系上了团结工会的创始人之一莱赫.瓦文萨,最终促成了政府与工会的圆桌谈判。独立工会得到了合法化,1989年波兰更是举行了公开议会选举,团结工会的候选人在这场选举当中赢得了压倒式的胜利,结束了波共的统治,也加速终结了共产主义阵营对于东欧地区的掌控。*

*【即便是得到波兰政府承认的官方工会也低调支持1988年罢工,不过他们提出的要求要比团结工会更温和一些。】

团结工会的崛起与最终胜利向波兰当局彰显了工厂巨型化与工业城市化的危险性——当然等他们看明白的时候已经无力回天了。新胡塔市当初的建市用意之一就是以农民子弟为主料创建出一个具备政治意识的工人阶级。规划人员的希望确实实现了,但却并不符合他们的预期。根据团结工会成员的说法,新胡塔的工人们之所以为了自己在炼钢厂工作而感到骄傲,并不是因为这座工厂在建设社会主义波兰当中起到的作用,而是因为其在对抗社会主义波兰当中起到的作用。就像固特异、通用汽车、福特、通用电气以及其他众多美国公司在几十年前就吃尽苦头才意识到的那样,将大量工人聚集在一起工作、生活、祈祷、喝酒乃至送命足以将最大最高效的模范工厂变成主张劳工权力的武器。但是这次胜利的后果对于工人们来说却十分讽刺。为了引领波兰走向社会主义而修建起来的巨型工业要塞在波兰重返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几乎无力保全自身。绝大多数超大规模波兰工业区都遭受了投资不足、生产力下降以及由于缺乏西方先进机械而导致的员工冗余。政府补贴削减,固有市场流失以及私有化进程的开始致使这些企业根本无力竞争。格但斯克的列宁造船厂经历了一系列反复重组裁员与私有化,员工数量也从创建团结工会的1980年的17000人缩减到了2014年的2000人不到。

第一届非波共政府上台之后,新胡塔市的一位团结工会成员曾经估计道,一座产量与列宁炼钢厂相当的西方炼钢厂只需7000人就能运行,而不像前者那样需要30000人,原因在于西方工厂现代化设备的应用程度更高,工作强度更大,而且没有义务将高龄、患病甚至酗酒的工人都留在厂里。随着新胡塔炼钢厂产量锐减,新政府在1991年与多家工会进行了一系列协商(此时团结工会只能代表新胡塔炼钢厂里三分之一的劳动力了),然后就开始了一场资产剥离,将许多项辅助性功能——例如内部铁路网的运营与熔渣回收——以及生产流程当中的收尾工作外放给了二十家新企业。这些企业的用工人数总数大约是新胡塔炼钢厂的60%。剥离次要功能之后的新胡塔炼钢厂则专注于炼钢生产。为了减少污染,工厂关停了一大部分设施,包括两台高炉,烧结车间以及一部分炼焦炉。此外炼钢厂原本广泛的社会职能也遭到了削减。这么多年来炼钢厂经营过农场、食堂、医务所、疗养院以及一家足球俱乐部,这些职能同样遭到了剥离或者缩水。到2001年,新胡塔炼钢厂(此时已经按照波兰工程师泰德伍兹.森吉米尔的名字重新命名了)与波兰其他几家大型炼钢厂合并成了一家企业。在经历了私有化以及日后的另一次兼并之后,这座工厂成为了全球最大钢铁公司阿塞洛-米塔尔钢铁集团的一部分。新的企业所有者花了一笔投资对工厂进行现代化改造,一座新建的热轧车间也在2007年投产。但是到了2015年在这家工厂领工资的人数只剩下了3500人,相关公司的雇员则有12000人。这里的工资原本显著高于常规,现在已经下降到了当地的一般水平。社会主义建设的英雄时代以及捍卫信仰与自由的抗争时代都已经成为了过去。就像欧洲与美国各地的许多其他工厂那样,新胡塔的工厂也步入了泯然众人的境地,雇佣着不多不少的工人,产量仅占母公司总产量的一小部分,而且还面临着全球钢铁产能过剩的窘境,因为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依然认为炼钢是增强国力与实现现代化的必然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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