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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旧贴新发:宗教中国化从何入手? -- 诸葛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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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何谓中国化?

我这么问,或者有人要批评我咬文嚼字了。可是在我看来,“中国化”的定义既不明确,也缺乏一定程度的共识。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伊斯兰教在中国有门宦,基督教在中国有拜上帝教,可谓是非常中国化了。它们在历史上起到的作用我们这里不讨论,但我想大家都会承认,在当代中国,这种“中国化”未免不合时宜。

那么“中国化”也与时俱进,譬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能否与宗教共融呢?这姑且不论实现难度,倘宗教徒都能做到自由平等,爱国法治,牧师阿訇不如党委书记大,上帝真主不如共产党亲,那何不干脆教会改成党支部,彻底抛弃宗教这个名头呢?

其实历史上也不是没有成功“中国化”的例子,比如佛教这个印度舶来品,现在汉传佛教已经是佛教徒的大宗了。可是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谈宗教,一般认为佛教道教是本土宗教,亚伯拉罕诸教则是外来宗教。宗教学上它们自然有许多共通之处;但他们所起的社会作用其实并不同。

佛教道教,往往是饱食终日的文人雅士们的精神寄托(当然也有用宗教组织基层群众的例子,但历来都是政府严打对象);而基督教、伊斯兰教之流,都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借用个科学术语,它们在社会体系中所占据的“生态位”不一样。

于是乎问题来了,存在改变外来宗教的社会作用,使之不能干预世俗社会的可能性吗?我不能断言没有,但我看来这并非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这些外来宗教所盘踞的基层社会组织这个“生态位”,在现在的中国社会是缺失的。

共产党以发动群众起家,但改革开放之后,执政党逐步退出了基层组织和管理。空档总是要被弥补,外来宗教的得势,除了走资派的有意放纵之外,与政府在基层的社会功能大量缺失是有关系的。伊斯兰教以其爆炸性吸引了更多社会关注,但基督教在中国的大规模传播也决不可忽视。对中国基督徒数量的估计,从两千多万(社科院2010年报告估计)到一亿左右(若干学者的估测)不等。我非专业人士,对这些数字无力评判,但基督教对中国的渗透可能会超过一些人的想象。譬如我亲眼所见,美国教会长期支持数个中国落后地区乡村的学校——是否教会学校我不清楚,但显然他们在学校里进行了传教活动,因为中国孩子们写来的感谢信里,俨然已经是教徒的口吻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占领。这不独文化思想、舆论宣传的阵地,社会基层也是这样。前面提到,佛道两教在中国更倾向于上层路线,类似于西方贵族所热衷的艺术资助;那么中国难道没有对应于亚伯拉罕教的组织武器吗?

当然是有的,就是传统的宗法制度。我们也看到目前执政党连篇累牍地宣传家庭建设,是否沉渣泛起,以毒攻毒,甚至饮鸩止渴姑且不论,至少药是对症了。

可惜,对症却未必有效,盖因宗法制度乃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皮既不存,毛又焉附?最简单的,以当代中国的经济现状,除了占人口极少数的大资产阶级,有多少人有“振恤宗族”的经济能力?不能给宗族以扶持帮助,权威又从何来?

就算退而求其次,不谈宗族,单说家庭(实际单一家庭并不足以对抗作为社区组织的宗教基层教会)。以目前中国社会中坚的青壮年而言,社会适应能力和经济能力显著强于父辈,父辈的权威又由何建立?推而广之,一个蓬勃发展,快速前进的社会,是不可能存在什么父权的。

总而言之,问题的根本是执政党在基层组织能力的缺失,更确切说是生产生活方面组织能力的缺失。而人民群众,至少相当部分的人民群众,还有这方面需求。两相作用,导致宗教势力坐大。治本的方法要么是重建基层组织与宗教直接对抗,要么是消除人民这方面要求。单纯遏制宗教,无非扬汤止沸罢了。

而且,目前中国的宗教问题,很大一部分其实是民族问题,既然主题谈宗教,这里且不赘了。

通宝推:故乡在喀什,独草,审度,白玉老虎,崇山彩云,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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