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2015年12月“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镇压事件述评 -- 包子1971

服务部的发展历程

经过十几年的市场化改革，九十年代后期，珠三角已经遍布工厂，有港台外资，也有本地老板。厂里的工人收入很低，经历了种种磨难：上班时间长、无休息日、劳动环境恶劣、吃住条件差、管理任意打骂、克扣或拖欠工资，以及在厂外被查暂住证的治安联防队追得东躲西藏。特别吓人的，是大量的工伤[5]。长期以来，珠三角的劳资纠纷中，老板总是很嚣张，而国家对工人的苦难视而不见[6]。身陷劳资纠纷的工人往往两眼一抹黑，急需内行人士的切实指点，也决定了早晚有人填补这个“顾问”领域的空白[7]。从九十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珠三角先是出现了香港社运人士开办的一批劳工服务机构[8]，随后涌现的类似组织，多半由内地人发起，比如1998年在广州番禺挂牌的“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

服务部最初的工作，是向跟厂里打官司的工人，尤其是工伤工人，提供咨询、代写文书，收取一点案件代理费。它的负责人（以及法律意义的所有者）曾飞洋是广东人，学过法律专业，当过公务员，也进过律所。相比官方法律援助的繁琐程序[9]，相比当时许多收费律师对工人的糊弄、敷衍，服务部要简单实在得多。坚持数年后，服务部开始得到境外资助，不再向工人收费。

站稳脚跟的服务部，不仅协助工人解决在厂内的纠纷，还提供了“茶馆”式的交友机会，让工人多了一个消磨业余时间的去处（关键是不收费！）。它的活动范围也日益扩大：医院工伤探访；法律咨询；职业安全与健康讲座；文艺联欢；出版刊物；慰问附近社区；培养志愿者；参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项目，在指定工厂调研和培训。

由于珠三角工人长期缺乏解决问题的可靠渠道（更不必说免费二字！），只要有经费、一两个熟悉相关法律以及劳资关系“内情”的工作人员，加上相对合法的身份，任何劳工服务机构，都不难吸引一些工人。可以说，因为需求太大，一家机构只要还在运转，总有工人上门求助或参加文娱活动。

多年来，服务部接待过成百上千的工人，协助解决了不少人的困难，甚至得到了当地团委、工会的表扬。随着实践的积累，服务部培养出一批熟练工作人员，他们中的部分人先后拉到赞助出去单干了，各自创办的机构分布广州周边，与“老东家”服务部保持了互助关系。

不过，在国家眼里，像服务部这种在工人中活动（！）、而且掺和劳资纠纷的体制外机构，未尝不可生存，但肯定要打入另册，控制活动范围，不时敲敲警钟[10]。许多年里，珠三角当局一直拒绝任何劳工服务机构的民政注册，让它们只能以工商注册的尴尬身份活动，限制了进一步赢得工人信任的空间。服务部在番禺，也被同一问题长期困扰。曾飞洋虽百般向国家示好[11]，希望吃上“公家饭”（比如拿到国家的社工项目），可还是成不了官府眼里的自己人[12]。

话说回来，身为机构的所有者，只要资金稳定，不被官方定性为敌对分子，曾飞洋就足以保障自己这一摊“事业”的安稳，过着不错的生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