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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整理】吴南生口述:亲历经济特区决策过程 -- 老老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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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整理】吴南生口述:亲历经济特区决策过程

吴南生口述:亲历经济特区决策过程

吴南生谈思想转变

他是亲历者,访谈里面很多细节挺有意思:

1、最初提出的是汕头搞“自由港”

……

三中全会后,大家纷纷到各个地区去传达,我到汕头。

……

我再三地想,怎么办?怎样才能快一点改变这个局面?我就从香港请一些老朋友来,帮我出主意。

……

个人认为,吴的举动与真理标准讨论没太大的直接关系,和三中全会倒是可以挂起钩来,三中全会公报说:全会决定,鉴于中央在二中全会以来的工作进展顺利,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考其原意,是“全党工作的着重点”从“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而不是现在做的若干引申……

除此之外,还有就是78年的大规模引进计划(洋跃进)以及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放炮以及随后的调整,洋跃进的引进规模太大太急,外汇太缺了,创汇太重要了。

1978年底1979年初,从香港请来的朋友很多,最有名的是庄世平,庄老是南洋商业银行的董事长,后来是全国侨联副主席,其实他是我们的一个老同志。他是银行家,这方面比较熟悉,许多人是经过庄老请来的,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叫罗新权,是广东省人大副主任罗明的同村侄子。他在新加坡,原来是一个的士司机,后来做生意发财了。这个人很了不起,很爱国,文化大革命中间我国开始海上石油勘探,需要海上石油勘探船,美国人不让卖给我们,就是罗新权帮忙,通过新加坡转过来的,好像是新加坡买了专利造出来的,他还在中东沙特等地搞连片开发,做了很多事。所以庄老把他带到了汕头。还有泰国曼谷银行的陈有汉、泰国正大集团谢国明家族四兄弟等都来了。谢国明爸爸是我的老朋友,很爱国的。他们提了很好的建议。特别是罗新权,来汕头一待就是半个月一个月。当然,罗新权得到了银行家陈有汉的支持,没有银行的支持他也转动不了。

文革中就开始搞海洋石油勘探了,石油勘探船是进口的,当时是西方封锁大陆,而不是大陆主动自我封闭。

大家谈来谈去,我问:“有什么最快的办法?”罗新权说:“你敢不敢搞自由港?这样是最快的。你看我们的香港、台湾和新加坡能够那么快地发展起来,也是靠这个。台湾叫作‘出口加工区’,香港叫‘自由港’。”他这一说,我就明白了,因为对外面的消息我还是知道的。请罗新权来就是规划这件事。谈得有点头绪了,1979年2月21日,我就给省委写了一封信,那封信是用电话挂的,说汕头利用外资和扩大对外贸易潜力很大,应当“下放一些权力,让他们放手大干”。2月底3月初,我从汕头回到广州,住在赵紫阳当年住的房子里。又和我们许多经济学家谈,包括卓炯,他也主张市场经济。广东社会科学界思想都比较一致,他们跟我很熟,都是老朋友,在我面前什么话都敢说。办特区的想法就是这样产生的。

关于自由港,《周恩来年谱》记载,73年周总理先后会见美国银行家洛克菲勒、澳大利亚总理时,两次都提到“出口加工区”、“自由港”,当时“四三方案”已经启动,外汇是很现实的压力,中央高层对“出口加工区”、“自由港”、“三来一补”等创汇方式是有所了解的,张、王等提出在上海封闭崇明岛、搞社会主义小香港等,并不是脑洞大开、毫无凭依。

2、汕头的优势是创汇多、华侨多

回到广州的那天晚上,习仲勋到我家里,我谈了我的想法。习仲勋说:“我赞成,明天开会你说吧!”第二天开会我就讲了。我说:“希望搞一个点,先走一步。如果同意,就把汕头作为试点吧,因为汕头有两个条件:一是汕头对外贸易比较多,二是汕头华侨比较多,全省创汇除了广州就是汕头。”当时汕头创汇1亿美金,现在看不算什么,当时比江西全省还要多。仲勋同志当场就说:“要搞都搞,全省都搞!”他不知道不能全省都搞的,全省都搞不得了!最后商量,在汕头、深圳、珠海3个地方搞。当时的情况是大家都希望改革。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哪一个人发明的,哪一个人先提出来的,我是不赞成这个说法的,应该说,是党内、社会上甚至海外大家共同的要求。

老习同志的反应是很正常的,闲处河南脱离高层一线岗位太久了,初到南粤人地两生,有些生疏是很正常的,复出后想尽快干出成绩也是正常心态。不过,当时的老习同志,最关注的应当还是自己问题的结论,革命了一辈子啊。

3、华国锋最后同意、赞成了广东的建议

最初的设想比较粗犷。仲勋说:“写个报告给中央,4月初中央开会,我要去,当面给中央提出来。”我说:“国务院召开经济工作会议,你参加吗?”他说:“我还没有做结论呢。”当时恢复了他的组织生活,但《刘志丹》这本书“利用小说反党”这个说法还没有做结论。他说:“我去要求做结论啊!”他去那里主要是办这个事。这个会不是邓小平而是华国锋主持的,是华国锋最后同意、赞成了广东的建议。习仲勋回来传达,都是讲的华主席,不是讲邓小平。他只讲了邓小平一句话。习仲勋说:“小平说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我看他对改革开放也是很积极的。”他是这样传达的。我现在写文章照样写,是华国锋主持的、同意的。

当时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想在大连搞对日的窗口,华也是批了报告的,但这事最终没成。

4、文革前,中南局就在搞出口基地

这里澄清两个事情:一个说法是,1978年提出在宝安、珠海办出口生产基地,这与办特区不是一回事,实际上后来也没有搞成。《特区的由来》第463页有一个注说清楚了。1978年,段云从香港回来,到广州向省委介绍情况,在省委5楼开的会,他提出建立外贸基地的意见。他们提出这个意见完全是为了外贸,为了出口。一看就知道,都是计划经济的东西。根本和特区挂不上,甚至与外逃也没有关系。文革前,中南局就在那里搞了两个生产基地。

段云是当时的国家计委副主任,分工主管财金、商业、外贸和物价等。

5、关于77年邓小平去广东,打哑谜

另一个说法是,1977年9月邓小平来广东听汇报时说的两句话,是“打了两个哑谜”。这都是胡说的。当时叶帅在广州,身体不好,住在南湖宾馆。小平同志才出来工作,就来广州看叶帅。来了以后开个小会向他汇报,我,还有韦国清、李大姐(坚真)、焦林义等人参加。韦国清在汇报中谈到外逃的情况,小平插话说:“这是政策问题,不是边防部队所能管的。”有人说,这两句话是“打了两个哑谜”。你说以我的水平不知道是政策问题,只有小平说了我才知道吗?我有这么傻吗?我对这个情况心里是很清楚的。还有一篇报道说,在座的人都听不懂,只有一个吴南生听得懂,所以他后来办了特区。这一说,就证明广东省委的水平很低,莫名其妙!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那时候,外逃是非常严重的,深圳那个山上,藏着大概几万人,等着晚上要冲下去。深圳本身的人都跑光了。深圳有两个罗芳村,深圳河这边有一个罗芳村,那边还有一个罗芳村,那边的工资比这边高了好多倍,他们怎么不跑?改变不了的。从1974年开始,边境上一直在那里拼命往外跑,天天在跑,一直到1980年,全国人大通过广东省《特区工作条例》。建立经济特区的消息一公布,就不跑了,大家的心都安定下来了。真的很奇怪,连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你看,邓小平1977年就说了,到1980年还在跑,怎么能说邓小平有什么办法呢?有办法他早就用出来了。

吴南生这个澄清效果不明显啊,08年还有媒体在说“1977年11月,邓小平在叶剑英的陪同下到广东视察。”,还在说“哑谜只有吴南生看懂了……”

当时邓刚复出,叶帅地位如日中天。邓到广东,是专程来看望叶帅,听取省委省政府汇报,只是顺便而已,来都来了嘛。

当然,吴南生这句“你看,邓小平1977年就说了,到1980年还在跑,怎么能说邓小平有什么办法呢?有办法他早就用出来了。”,虽是实话,但口无遮拦,太不给总设计师面子了。

7、关于上海崇明岛特区

1979年4月份,习仲勋的秘书张汉清从北京打来电话,说办出口特区有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的厦门,还有上海的崇明岛。崇明岛为什么没办?因为陈云不同意。开始谁提出崇明岛,我也不知道,这要问一下谷牧同志。

7、刚办特区,领导同志的子女们就来了

深圳特区一办,确实很快见效,这是你很难想象的。中央各部委,各省的干部子女都来到深圳。我说是藏龙卧虎之地,但他们到深圳不敢乱说话。我在那里,每天来找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有老朋友的孩子,不熟悉的也有。来了就说:“叔叔,我爸爸让我来向您问个好。”我想,你爸爸是谁呀?“叔叔我要买东西,没有港币,你帮我凑点港币?”都是这样的。

8、82年特区最困难的时候,广东过年的邓拒听汇报。

1982年最困难的时候,小平来到这里过年,仲夷找他汇报,他说:“不听汇报,就是休息。”1982年小平来这里为什么不让汇报,也不说话?因为中央开了两省会议,陈云同志发表了要以计划经济为主的谈话。我一直对陈云同志很尊重,中南局成立前,陈云是靠边站的,不是毛主席批了他吗?批了以后他在我们从化住了好久。中南局成立的时候(1960年10月),中央又请他出来。他出了两个主意,高价点心,回笼货币。我当时是中南局的农办主任,我见他,他要在中南地区建三个商品粮基地:一个是湖北的洪湖,一个是湖南的洞庭湖,一个是广东的珠江三角洲,搞电力排灌,这是他出的主意。陈云我接触过很多次,他不应当是很不开放的人。后来我才知道,是周围那帮人利用他。1982年北京开两省会议的时候,我和梁湘专门请陈云来深圳,他身体不好,没有来。后来,我和梁湘请过他的老秘书,我们说:“陈云同志身体不很好,你来吧,你来看一看深圳。”听说他来了,但是陈云一直没有来,不知道什么道理。

9、84年邓被“攻关”,给深圳题词,把“中央”改成“我们”

一直过了5年,到1984年小平同志才来。到了深圳,梁湘给他汇报,完了请他做指示,他说:“我现在不说,等回到北京再说。”把大家都吓坏了。第二天参观过后,好一点了。到了蛇口,又好一点了。在深圳请他题词他不题,到了蛇口请他题,题了个“海上世界”,那个船是从苏联买来的。没想到会出来这么多高楼大厦。到了珠海,就题了“珠海经济特区好”。这个消息传到深圳,深圳市委整个就发疯了。珠海经济特区好,那就是深圳特区不好,那怎么办啊?赶快派张荣(深圳接待办的主任,原来陶铸的警卫员)来找我,说:“这样不行,市委开了会,无论如何要请小平同志题个字,要不然珠海好,那深圳怎么办呢?”邓小平从珠海回到广州来,住在珠岛。那天一早,他去外面散步。张荣跟杨尚昆谈了,跟王震也谈了,他们两个都赞成,说应该写一个给深圳。跟邓榕也谈了,邓榕也帮忙,把纸都铺好了,把墨都准备好了。小平在外面散步回来,一看到张荣在这里,问:“你怎么还在这里?怎么没回去?”邓榕给他说:“人家是专门赶来的,要请你来题个字,给他们写一个吧?”就题了。深圳的人拟了一些稿子,我一看不行,后来稿是我写的,我这个稿说:“实践证明中央关于办特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小平稍微改了一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把“中央”改成“我们”,在他来说是对的。这算是一次成功的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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