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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马伯庸:保卫龙脉大作战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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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8,保龙运动结硕果

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在弘德殿去世,终年五十八岁,漫长的万历时代落下帷幕。他的长子朱常洛即位,改元泰昌。

这个消息从京城传到婺源县,差不多是八月底的光景。金知县紧急叫停了巡察工作,把所有人都召回来。天子驾崩,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可多了:

知县得组织全县军民服国丧;得筹备祭礼祭品;婺源县是木材大县,搞不好还会被临时征派上等梓木——这是老皇上的事。还有新皇上的事:改元泰昌,那么县里的一应文牍案卷都得准备用新年号,而且登基还有大赦,县狱里的犯人哪个能赦哪个不能,也得提前议处。知县还得打点行装,去进京朝觐新君——总之接下来的事情多的不得了,保龙的事,可以暂缓一下。

没想到,计划没有变化快。婺源县准备得差不多了,京里又传来消息,泰昌帝即位不过一个月,突然病逝。现在是由泰昌帝的长子朱由校即位,改元天启。

得,所有准备工作,从头再来一遍吧!

泰昌皇帝的去世十分蹊跷,引发了震动朝野的“红丸案”。朝中大臣们彼此攻讦,就连在婺源监督保龙运动的汪应蛟,也被卷进去了——泰昌帝即位之后,将汪应蛟拔擢为南京户部尚书。红丸案之后,他感念先帝之恩,和礼部尚书孙慎行、左都御史邹元标一起上书指责首辅方从哲。

朝里怎么打的,那是另外一个话题。总之,汪应蛟也顾不上管婺源的事了。

连续两帝即位,别的不说,光是改年号这事,就够基层忙一阵了。在这段时期,婺源县留下来的文献资料特别混乱,尤其是落款日期,一会儿是“万历四十八年十月”、一会儿是“泰昌元年九月”,简直无所适从。

好在朝廷体恤基层窘境,宣布这一年八月之前,算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之后,算泰昌元年。从次年正月开始,再按天启纪年算。有些铸钱的工坊,索性把两个年号合在一起,铸成合号钱。

这场混乱一直持续到十一月份才算消停。婺源知县金德义停下来喘了口气,这才想起来,牢里还关着一大堆灰户待审呢。

糟糕,得抓紧时间了!

再有一个月,就是天启元年。按规矩天子是要大赦天下的,牢里这些犯人都是轻罪,肯定会被释放,这一释放,我们岂不是白干了吗?

于是婺源县衙上下齐动员,从知县到县丞、典史、主簿,再到诸房官吏,全冲到牢里进行突击审讯

天启元年正月十一日,知县金德义、县丞黄世臣、主簿黄师正、典史李芳四人具名,写了一封长长的审结申详,提交给徽州府。

这么大规模的审判,按流程应该要向徽州府报备。可周知府怎么也没想到,连元宵节还没出呢,他们便心急火燎地把名单提交上来了。算算时间,恐怕婺源县的官吏们,这个春节都是在牢里审着犯人过的……

审结申详称:婺源县一共查获十七都灰窑四座、十八都灰窑两座,一共拘捕了百余人。正式定罪的有十六人,其中包括了此前曾出场的两个囤户俞辛宇和程济。不过两人已经病故,于是又在俞、程两家各抽出一人顶罪。

这十六名罪犯,一共罚银十五两七钱,已收入县库。是否还需要进一步惩戒,还请周知府酌定。

其实以金德义的权限,足够给这十六人判罪了。不过这一次行动,毕竟名义上是周士昌敦促而起,请知府来亲自定罪,显得这件事办得有头有尾,把功劳归于徽州府的高瞻远瞩。

周士昌拿到报告,对金知县的这个分寸拿捏很满意。如果真把那一百多人都判了罪,搞不好会引发地方震荡,绝非官员所愿见,揪住首恶十六人,不多不少,恰到好处。于是周士昌提起笔来,拟了一个“杖三十”。

这个惩戒是可以刑赎的,其实相当轻,周士昌写了八个字的理由:“乡愚罔利,如蚊扑灯。” 意思是,这些人太蠢,总干这种自取灭亡的事,吓唬吓唬得了。”

这个判决,再一次显示出地方官员的治政原则。像这种波及到几个乡数百人的大事,官员很少会斩尽杀绝,真把老百姓逼上梁山,谁也没好处。官员的办事原则是:拿住首犯,略施薄惩,以吓阻压制为主,不求根治问题,只要别在我任内出事就好。

仔细回想一下,历任知县——除了赵昌期之外——对待保龙的态度,实际上都未曾偏离过这条主线。

不过周士昌觉得光是自己批准,还是有点不踏实,又去找南直隶的巡按易应昌,请他背个书。南直隶巡按相当于是省高法的地位,他们发布的禁令,最具威慑。

二月十六日,直隶巡按察院正式发布了公告,除重申了龙脉保护区的范围之外,这一次还强化了惩罚措施:“凿山之家,罄其资产入官,重示枷示。”

原来只是罚钱了事,这次是直接查抄家产,算得上是从重治罪了。周士昌转发这道禁令时,还叮嘱说,罚没家产不得拿去做别的,要用来资助那些贫苦的读书士子。

十六个首犯被判刑,这没什么,那点罚款不算疼。但这个查抄家产,可就太重了,不说官府有没有这个执行力度,就是被垂涎自家的邻居诬告一下,也受不了啊。

政策一拳紧似一拳,直杀得灰户敛迹,囤户收声。在冯开时任内纵容出的烧灰大潮,再度被官府强力地压制下去。金德义主持那次严打,效用昭彰,船槽岭下再没闹过什么烧灰凿山的大事,山林一直沉静安详。用当时婺源巡谕何俭总结的话说:“保龙之法,在巡视之有方,巡视之方置司官上也,权假候缺之司镇之次也。”

看来官府真心想管,就能管得了;说是管不了的,那都是借口。

这一年的八月,恰好又是秋闱乡试。这一次婺源学子中了三个举人,其中两个人是婺源本籍,分别叫做汪全智和余自怡。在次一年的春闱和殿试中,还有一位婺源籍举人汪秉忠得中三甲。

这个成绩,跟昔日盛况没法比,但比前几年总算强一点。风水论者纷纷表示,你看,龙脉的影响立竿见影啊。

可是接下来的天启四年乡试,婺源只有一人中举;再到了天启七年乡试,只有两人中举。风水论者又说了,龙脉譬如人体,久疴必内虚,须徐徐浸补,方有灵妙——再等等看。

没想到,这一等,等来一个晴天霹雳:

天启七年八月十一日,秋闱刚开始考,天启皇帝撒手人寰。

他这一死不要紧,这一科来年的殿试没人主持了。好在天启的弟弟朱由检很快即位,改元崇祯。崇祯皇帝宣布这一科不中断,来年正常举办会试和殿试。

婺源县的人品,在这一次差点中断的科举中突然爆发了一次。别看乡试的婺源新举人只有两名,分别叫做胡士昌、张作楫。可闯过崇祯元年会试、杀到金銮殿上的婺源人,却足足有四人之多。

其中张作楫考了三甲二百七十六名、胡士昌三甲二百二十七名、余自怡是三甲一百七十五、汪全智考得二甲六十四名。就数量而言,已与历史最高纪录持平。

消息传回婺源,学子士绅无不兴高采烈。多年的保龙大业,终于结出了硕果啊。

回顾婺源县与灰户之间一系列斗争,从嘉靖四十三年到崇祯元年,迩来六十四年,一个多甲子的时光,太不容易了。有人提出一个建议,那一篇篇煌煌如星日的呈文宪词,那一位位或贤或愚的父母官们,士绅们的备极心劳、学子们的戮力尽意,若不能留书后人,岂不是太可惜了?

说干就干!

婺源士绅们将所有相关的保龙文书都搜集起来,合订成了一本书,叫做《保龙全书》。以期让婺源后辈知道,曾经有那么多人为了本县文脉呕心沥血。

不过在做这本书时,编簒者们有意无意地,只收录了自家和官府的各类文书,对于灰户、囤户的状书、抗辩、呈文等一概不取。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群奸邪愚民被婺源贤达们打败的正义故事。我们只有深抠字里行间的记载,才能听得见那些灰户的一丝微弱呐喊——史书编撰权有多重要,可见一斑。

《保龙全书》编篡完成之后,请来县学教谕何俭做跋。何俭在回顾了六十四年来同谎言、愚蠢和胆怯的斗争之后,动情地写下一段话:“星源半残之龙永保无虞,而绝盛之文运再振于今日矣。”

是的,从此以后,士子们终于可以安心读书,继续辅佐圣主于盛世。这一场漫长的保龙运动,总算轰轰烈烈地落下帷幕……

才怪。

如前文所述,婺源地理决定了两者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虽可凭强力压制,但只要官府稍有松懈,便会重燃战火。何教谕“永保无虞”的梦想,终究只是一个梦想罢了。

事实上,流传至今的《保龙全书》一共有五册。我们看到的这段经历,仅仅只是第一册涵盖的内容。此外还有《续保龙全书》,记述了康熙年间先后两次保龙运动始末;第三册单独记录了一个叫施大任的人在乾隆年间的保龙诉讼经历;第四册记录了乾隆年间的保龙运动;而第五册则讲光绪十六年到十七年之间的龙脉烧灰大战。

也就是说,灰户们并没有在明末彻底销声匿迹,反有愈演愈烈之势。保龙战争几乎贯穿了整个清代,诉讼交加,其中诡诈离奇之处,一点也不逊色于明代保龙。

不过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附:

本文得益于佘伟先生点校的《婺源保龙全书的整理与研究》、廖华生老师的《士绅阶层地方霸权的建构和维护_以明清婺源的保龙诉讼为考察中心》,以及特别感谢社科院阿风老师提供的《婺源县志》电子版,免去了我去图书馆抄书之苦。

通宝推:大山猫,李根,北纬42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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