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马伯庸：保卫龙脉大作战 -- 万年看客

梁知府接到谭知县的报告，读出了其中关于“包税”的微言艰难之意。不过谭昌言还算能干，在县里把麻烦都摆平了，没往徽州府踢。梁应泽闻弦歌而知雅乐，也就不必再深究了，大笔一挥，照准执行。

婺源县先前的保龙禁灰令只是一道行政命令，现在经徽州府批准，便正式形成了一条行政法规。为了体现出足够的震慑性，婺源决定把禁令镌刻在一块巨大的石碑上，立于船槽岭进山处，让所有人都看到。

万历三十四年二月十五日，这块石碑制作完毕，并在一干徽州、婺源官员、地方乡宦士绅以及民众的围观下，立在了婺源龙脉之上。

石碑的背面，刻的是徽州府发给婺源县的行牌公文——现在叫正式通知——不算太长，姑录于下：

直隶徽州府梁为恳保县学龙，以培地脉，以振人文事。

据本县申查，禁伤船槽岭龙脉缘由。奉批览图，峰峦秀耸，内如三龙会脉，两湖中夹，月峰左峙，日峰右起，文笔砚池，种种奇绝。惜哉，伤于愚民之手！盖缘向缺表章，是以官失呵护，则前志遗漏之罪也。矿以议包，何得妄凿？灰税驾指，又经县豁。此后，有敢盗采者，官府学校共雠之。此郡邑得为、当为、可为事理，不必转达院道也。仰县即竖石，大书严禁，有犯者许人讦告，从重究罪。仍编篡一条，补入郡志山川款中，以俟后之君子。此缴。

这篇通知出自梁应泽的手笔，颇有几个耐人寻味的地方。比如他说龙脉被毁，是因为“向缺表章，是以官失呵护” ，表面看是批评婺源官方漫不经心，其实是在指责万历皇帝的非法矿税才是祸根；再比如他又说“矿以议包，何得妄凿？”，委婉点明了包税与妄凿的因果。

最有意思的是，梁应泽提到灰税时，用了一个词儿：“灰税驾指”。“驾”是圣驾，“指”是到达、去向，就差明说一句这税是皇上自个儿收的了。

他不是一贯为官谨慎么？怎么突然如此大胆？

原因说来简单。两个月前，也就是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万历皇帝顶不住朝野对矿税的抗议浪潮，不得不下旨宣布停矿分税，将此前开采的矿场悉数关停，榷税也不让太监们收了，统统转交当地有关部门。万历皇帝的矿税之策，就此告终。

既然朝廷都取消了矿税了，那么梁应泽趁机抱怨两句，自然也没什么风险了。

在这篇文章的下方，还有一系列落款。为首自然是徽州知府梁应泽，以及同知、通判、推官等三人，囊括了整个徽州府的前四名高官。然后是婺源县的四位主管：知县金汝谐、县丞马孟复、主簿孙良佐、典史郑大成，以及县学的教谕、训导等人。

等一下，婺源知县的名字，似乎不太一样了。

原来在立碑的万历三十四年初，谭昌言赶上父亲去世，已经丁忧离职。禁烧保龙，是他在婺源县做的最后一件事。婺源人感念谭昌言在这件事上的用心，特意在碑石落款处给他留了一个“前任知县”的位置。

名单再接下来，是之前闹得最凶的那批乡宦：汪应蛟、游应乾、余一龙、汪以时、余启元、余懋衡……在名单最后，是为此事一直奔走的县学生员程世法等。

这是刻在石碑背后的内容。

而在石碑的正面，则刻有“严禁伐石烧灰”的禁令正文。正文很短，无非是规定了禁令所涉及到的行政单位以及地理范围，和婺源县原来那份通知没有太大区别。是文下方的落款，刻的是徽州推官郑宏道的名字。

因为新一任知县金汝谐还没到任，婺源事务暂时由郑宏道代理。他的正职推官在府里负责司法实务，外号叫做“刑厅”，来宣布保龙禁令最有效力。

禁灰令虽已生效，可还得有人负责监督才行。婺源县衙人手不够，顾不到船槽岭那么广袤的山区，这个监督责任，便交给了婺源县学。

龙脉若有损伤，影响最大的便是县学的士子们，派他们去保龙，自然是责无旁贷——就像梁应泽说的那样：“官府学校共雠之”。于是婺源县学也迅速出台了一项政策，表决心说“责在通学诸生，有不能辞者”，派遣船槽岭附近学籍的诸生不时监督，一有发现，立刻向官府汇报。

石碑既立，禁约终成。灰户们灰溜溜地填埋窑灶，把青山绿水留给遍体鳞伤的龙脉。婺源县的文人们纷纷撰文，不吝溢美之词，来记叙这一次伟大胜利。

文人的笔法，比冷冰冰的公文更加鲜活。比如在著名乡宦游应乾笔下，谭知县和梁知府形象十分高大：“郡、邑侯之约炳若日星，谁复敢干明宪者”；在另一位乡宦汪以时的文中，更是声情并茂地描述谭昌言在离职时，握着县学士子的手流泪道：“予兹疚心销骨，遽弃山灵，他日复耗，予之所深疴矣。”

最夸张的是县学教谕仁家相，他撰文讲到：梁应泽闻听龙脉被毁，勃然大怒，拍案而起，怒斥“屠龙者罚毋赦”——这就近乎小说了。

无论是哪一位文豪，都高度评价这次禁绝烧灰的历史意义，称其为“保天物，弥近害，怀永图，挽文运，葆灵光”。在莘莘学子和社会贤达们的齐声称颂中，这一场保龙运动轰轰烈烈地落下帷幕……

才怪。

婺源县的处置方案，确实是相当周密。可惜百密一疏，决策者们漏算了一点：人性。

人性本贪，就算已得到了利益，只要有机会攫取更多的利益，一样会铤而走险。

墨西哥曾经劝说农民放弃罂粟，改种热带水果，但却失败了。因为跟毒品的利润相比，任何经济作物的收益皆不值一提。

明代婺源的情况比墨西哥还极端。当地山林覆盖面太广，耕种几乎不能糊口，跟在龙脉上烧“白粉”相比，收入天差地别。一边是田里刨食儿，朝不保夕；一边是凿石烧灰，大秤金小秤银。你说山民们会守着一座金山挨饿吗？

虽然县里搞过一个赎卖政策。可那是一锤子买卖，不解决实际问题。从实际操作来看，根本没有多少人去赎地契，推三阻四，一年赎不回来几个山头。就算是那些已经赎卖了地契的人，手里的银子花光之后，更会回来打龙脉的主意。

总之，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婺源本地的地理环境，注定了县里的保龙政策不可能长久。

但谁也没想到，崩坏来得如此之快。

万历三十四年，也即立保龙碑的同一年。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灰户们重新回到了船槽岭，偷偷摸摸扒开窑口，继续开凿烧灰。

县学很快发现动静不对，派学生过来制止。那些灰户的态度极其嚣张，非但不把禁令放在眼里，而且聚起大批民众，堵住矿场入口，不许学生靠近。学生拿出公文来说你们违法了，灰户们便反驳说我们吃不上饭你们管不管？学生管不了，只好回报县学。

县学里的都是秀才，秀才遇见兵，这道理怎么说得清楚？他们只好上报县衙。县丞马孟复亲自带人赶往现场，可灰户们仍旧不惧，反而恶狠狠地威胁马县丞：“不伐石烧灰，则近龙之居民，无以治生而为盗。”——这词太文绉绉了，是事后官员在报告里修饰过的。原话我猜差不多就像是“你们官老爷不让俺们烧灰，不给活路，俺们就上山落草当强盗去！”

一句话，把马孟复给堵回去了。

马孟复赶紧向新任知县金汝谐报告。金汝谐初来婺源，觉得此事十分荒唐。开矿是嘉靖四十三年开始的，你们船槽岭的居民在那之前是靠什么过活的？再说了，嘉靖四十三年以后开挖灰矿，当盗贼的人就变少了吗？

金汝谐认为这些刁民纯属胡搅蛮缠，必须严肃处理，以儆效尤。他不耐烦谭昌言的怀柔之策，直接派了衙中捕役、快手以及一些乡贤支援的仆役，前往船槽岭镇压。一通揉搓之后，大部分灰户作鸟兽散，只有一个叫洪天的人被官军擒拿。

这个洪天，是十七都下属的一个甲长，他撺掇同甲的人户一起烧灰，算是灰户里的中坚力量。马孟复亲自坐镇审问，从他嘴里问出一个不大不小的秘密。

洪天的供词是这样说的：“贫民日趋挖石烧灰，所谓傭工是也。百倍之利，则自出本聚灰囤户专之耳。”

原来真正掌握这个产业的，不是“灰户”，而是那些“囤户”。这些人多是当地豪强出身，他们雇佣穷人进山挖矿，然后再集中贩卖去清华镇。

这个模式，其实也算不得什么秘密。当年谭昌言解决“灰税”问题的关键，不是要找船槽岭的包税人协商么？他找到的，正是这些聚灰的囤户。

在谭昌言时代，这些包税人一直隐没在幕后以承包商的身份操作；到了金汝谐时代，他们终于现身了。

从万历三十三年底开始，朝廷撤销了矿税政策。公公们回了京城。而这些包税人摇身一变，成了矿主，赚取的利润更多了。有这么大的利益在诱惑，难怪官府竖碑未稳，这些囤户便卷土重来。

根据洪天的交代，其时势力最大的两个囤户，一个叫俞辛宇，一个叫程济。这两个人心狠手辣，又聪明绝顶，特别擅长钻官府的漏洞，从中牟利。尤其是程济，他爹是在嘉靖四十三年率先凿山的两户人家之一，可谓是家学渊源。

金汝谐开始并不相信。在他看来，保龙禁灰的法规设计很完整，哪里来的漏洞可以钻？可随着深入调查之后，金汝谐不得不承认，自己实在是小看这些“土人”了。

此前谭昌言在设计禁令时，考虑到婺源本地也有石灰需求，便留了一个口，准许居民前往涌山、石壁、岩前、甲路开采石灰。那里位于船槽岭西南方向，相距数十里，不会惊扰到龙脉。

不过涌山、甲路一带的岩质特别硬，开矿殊为不易，并不像船槽岭那么好采掘，愿意去的人少。灰户们会选择在岩石口开挖——此地位于龙脉禁区的西侧边缘，在这里采掘算是擦边球，在两可之间，官府一般不管。

俞、程两位囤户，盯上的就是这一个小小后门。

他们是这么操作的：首先去婺源县衙门，宣称岩石口的山是俞、程两家先祖的祖坟护山，请求也划入龙脉禁区范围。衙门一听，这要求很合理，便把禁区边界朝西多扩了一圈，将岩石口圈进来。

这样一来，再有灰户在岩石口烧灰，便属于非法。

接下来，两人又主动请命，说怕宵小贪图岩石口的便利，愿意自家出钱出人，以护坟的名义顺便护山。衙门更高兴了，这既宣扬了孝道，又替官府做了监督工作，值得提倡，直接照准。

这样一来，岩石口遂成了俞、程两家的禁脔之地。他们打着护坟的官方旗号，把不属于两家的灰户都赶出该区域，然后偷偷把自家灰户放进来。

从此以后，俞、程两家的护卫每日巡山，不许闲杂人等靠近。山里灰窑却是热火朝天，烧得不亦乐乎。他们的灰户不光在岩石口开凿，还借着地利之势，摸进相邻的龙脉偷灰。

经过这么一番眼花缭乱的神操作，婺源的龙脉禁令形于虚设，反成了囤户排除竞争对手、扩大生产的保护伞。金汝谐搞清楚这些门道之后，瞠目惊舌，深深被婺源的民间智慧所震撼。

马孟复在县丞任上很久，他给了这位新上任的知县一个建议：“俞辛宇素为不法，现在与程济等在船槽岭县龙上开窑取石，烧灰致富，殊属抗拒。捏坟并据岩口，希图再开船槽，殊属诡诈。俞辛宇、程济俱当重拟，庶儆将来。”

金汝谐十分赞同他的意见，在批示里：“一以为己之利，一以为己之坟，自为得矣，如通邑大病何？”——你们为了一己私利，也太不顾全大局了。

婺源县的一、二把手的态度如此明确，按说俞辛宇、程济算是撞到枪口上了吧？

没想到，金知县和马县丞研究了一下，发现这一枪还真是不好开。

俞、程两人的罪行无可争议，不过他们违反的是保龙禁令。该禁令属于地方法规，违法者的罪名可大可小。从重判一个“煽惑民众”，可至徒刑或流刑，如果想往死了整，弄个绞刑也不太难；从轻判的话，一个“违禁凿山”，挨上几板子也就完了。

按照婺源县的本意，自然是判得越重越好。可知县的权限，只到笞刑或杖刑，再重一点的徒、流二刑，就得提交徽州府来判，若是死刑，还得送京里请三法司来定。

从金汝谐的立场来看，他绝不肯把这件案子上交。一交徽州府，上司肯定会想：谭昌言在位时，保龙令执行得妥妥当当，怎么你一上任便出了这么大篓子？俞程二犯固然可恨，你的管理能力是不是也得商榷一下？

上任官员干得太好了，搞得现任压力山大。金汝谐希望这事不必闹得太大，县里处理处理就完了。

以知县的权限，顶格处理，最多判个杖一百。当然，如果这一个判决得到认真执行，俞、程二人肯定也吃不消。偏偏大明律有规定，犯人有权赎刑，即用缴纳罚款的方式抵扣刑罚。

赎刑分成两种。一种是“律得收赎”，即法律里有明确规定的赎刑金额，并且不能赎全罪。比如你判了杖三十、徒两年，你可以交钱把徒刑赎了，但杖刑不能免；还有一种是“例得纳赎”，可以赎买全罪，一点不用受苦。

毫无疑问，俞、程肯定会采用“例得纳赎”的方式来脱罪。

根据罪犯经济状况，大明例赎分成三种：无力、有力、稍有力。无力者，依律执行；有力者，输纳米谷来赎刑；稍有力者，可以用劳役折银的方式赎刑。

具体如何折算，如今已不可考。不过在《在京纳赎诸例图》里有这么一个数据：判徒刑三年的，如选择运送石灰的劳役，工作量要折够三十七两八钱；判杂犯死罪的，运送石灰的劳役则要折够五十七两六钱。

这还是在京城，地方上的价格会更便宜。徒刑和杂犯死罪，几十两银子就赎完了，杖刑自然罚得更少。这些银子对穷人家来说，是倾家荡产的数字，可对开灰场的囤户来说，根本只是毛毛雨。

我们现在大概能明白金汝谐的尴尬了。如果轻判，俞、程二人，得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惩罚，禁灰遂成废纸；如果重判，自己的官声怕是要受损。

金汝谐是浙江平湖人，新科进士，刚刚外放到婺源这里做知县。他在朝中有人关照，当知县只是刷个资历，自然求稳为主。

最后还是积年的县丞马孟复教了他八个字：“上保县脉，下妥私情。”——这八个字，和谭昌言领悟到的“各宜谅解”一样，道出了知县在地方上的生存平衡法则。

很快判决出来，俞、程二个囤户各判杖刑，准其纳米例赎，板子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反倒是洪天那个倒霉蛋，官府在他家里搜出几张蛤蟆岭的地契，强制给赎成官地了。

没办法，县里的赎地政策快执行不下去了，需要点数据冲冲业绩。

在阅读保龙故事时，有一点必须要指出：目前保留下来的资料，都是出自官府记录、乡宦整理，倾向性很明显。俞、程二人究竟是地方恶霸，还是贫苦百姓抱团求活，不得而直。不过从灰户们此起彼伏、赶之不尽的状况来看，囤户有着雄厚的群众基础，和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绝非公文上一面之词说的那么奸邪。

判决完成之后，金汝谐张榜全县，再次重申了龙脉对于婺源的重要性，要求各地提高警惕，防止灰户继续为害。为了表示自己绝不姑息犯罪分子的决心，金汝谐在全县人民的注视下，宣布了一项重要措施：

他给那块保龙禁碑修了个遮蔽风雨的亭子……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官府讲空话的调门儿越高，越说明他们不打算干实事。囤户们欢欣鼓舞，把灰窑挪得更隐蔽一些，免得知县大人看见为难；而山民们看到洪天的遭遇，自然把手里的地契捏得更紧，依附囤户的态度更积极。

龙脉山中，依旧是一派兴旺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