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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论权威,醉翁之意,宋襄公,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 年青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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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论权威,醉翁之意,宋襄公,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好象修宪任期的事儿,一直在吵吵闹闹。。。简要谈谈看法。

恩格斯19世纪70年代写《论权威》,恕直接引用一下百度的简介:

文章针对无政府主义者把权威原则宣布为绝对坏的东西,反对一切权威的观点,阐述了科学的权威观,指出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从经济方面来说,不论社会制度如何,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下,权威都是必需的。随着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进一步复杂化,这种权威的范围,还趋向于扩大。从政治方面来说,政治国家和政治权威将会消失,但这必须以废除它们所由产生的社会关系为前提。

这是恩格斯的结论:

总之,两者必居其一。或是反权威主义者自己不知所云,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只是在散布糊涂观念;或者他们是知道的,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就是在背叛无产阶级运动。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

恩格斯的脑筋很好,他指出有两种人在反权威,一种糊里糊涂的宋襄公,不知所云,看见权威就反;另一种是明知道见权威就反会导致什么结果,还是在反,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为反动派效劳。

我个人看,反对修宪的,无非就是这两种,宋襄公,醉翁。。。《论权威》已经百五十年前就把这类事儿给挑明了。

权威是个工具,是个途径嘛,要达到目的嘛。。。不管目的,只论工具途径的好坏,这匪夷所思的。。

太祖1927年,在湖南考察,看到农会鸡毛飞上了天,各种大事儿在做,翻天覆地,而一大堆人都在说“糟得很”,“过分”,太祖就说了以下的话,恕我直接引用: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他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很进步的人也只是说:“这是革命过程中应有的事,虽则是糟。”总而言之,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认这“糟”字。实在呢,如前所说,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每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又有一般人说:“农会虽要办,但是现在农会的举动未免太过分了。”这是中派的议论。。。。。这一派的议论,表面上和前一派不同,但其实质则和前一派同站在一个观点上,依然是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理论。这种理论,阻碍农民运动的兴起,其结果破坏了革命,我们不能不坚决地反对。

太祖在近百年前,也把这类事儿给挑明了。。一种是宋襄公,一种是醉翁。。。他跟恩格斯观察思索得出的结论,一个范式的。。。

途径手段,达到目的。。。非要在途径手段上去纠结去扯皮,无非就是不喜欢这途径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通过对途径手段的纠结扯皮,来改变途径手段,进而改变目的。。。就是说,其实是另有目的。。。

反对修宪任期的河友,我是没看到他们先论证今上把中华民族中国的利益给败坏了,所以才反对修宪任期的。。。没看到对中华民族中国利益的讨论。。。连目的都不关心的,关心途径手段,干嘛?

宋襄公是真傻乎乎在这么干的,醉翁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这么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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