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马伯庸：怎样让大明变得透明 -- 万年看客

一般的手法，在黄册上直接填入假数据即可，手段无外乎挖改洗补。

反正黄册都是手填出来的，在上头直接走墨改字即可。实在改不过来，索性挖下一块，重新把别纸补缀上去。还改不过来，拆下绵索，抽走旧页，补入改页。只要大家提前说好，上头无从追究。

用墨改字的情况，在民间极为猖獗。以至于弘治三年的时候，有官员专门上书，建议说以后编造黄册，不光要给地方一个标准字体，还得规定字号。把字写得大一点，容易检阅，就没办法洗改了。

修改原册的麻烦在于，得经得起层层检查。上级有可能没查出来，也可能查出来，你为策完全，不得不一级一级往上贿赂。

顾炎武专门谈过这个作弊技术：“填于红图不可改矣，则改于黄册；印于黄册不可易矣，则公为洗补。不得于小里，则货都总妄坐于小里；不得于都总，则货县总妄坐于都总。”

所以有聪明的，不去贿赂主官，直接去找具体经办小吏下手，甚至有人胆大包天，连小吏都不用找，去找运输队。

黄册攒造完成之后，会一步一步转送至县、州、府、司以及中央后湖，中间要经历数次转运。你只要事先买通解送人员，在半路开箱子直接改册，连给官员的贿赂都省了——真是胆大包天。

不过别忘了，黄册里有四柱之法，可以查到过往一切数据。你光是伪造了一期之数，前后对不上，终究是个隐患。哪天碰到个认真的驳查人员，可能就会东窗事发。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很简单，修改旧档。把历史改掉，大家便不会知道你现在的猫腻了。

虽然黄册库戒备森严，难以混入，可不是有句话嘛：“只要思想一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大利当前，胥吏们也是绞尽脑汁，奇技百出。

咱们试举几个比较奇葩的例子。

按照后湖驳查的流程，监生会把发现的问题做成驳语黄册——后来改成浮贴在原黄册内——户部会将其打回原籍，勒令修改。修改完成之后，再呈递上来，监生根据驳语检查，发现切实修改无误，再入册库。

很快有聪明人发现了其中的漏洞：监生在二次驳查的时候，只会复查驳语相关的条目，其他内容不会再看。

于是他们就发明了一招极巧妙的“声东击西”。

还是举例说明。

王叙家新得了两亩田地和一头黄牛，这两项事产需要列入新一期的黄册。王叙想把它们瞒下来，可急切间只贿赂了里长，没买通县里的算手和书手。

里长宽慰他说，别着急，有办法。

等到开始攒造里册。里长老老实实地把这两项写进去，丝毫没有作弊。不过他把另外一项数据，王家的丁口，故意少写了一人。

里册递了上去，层层呈递到后湖，很快这个疏漏被驳查监生发生。监生在原册上贴了一条驳语：“查某里某甲王叙人户本期丁口虚减一人，查理与旧册实在不符，驳回本管实核重造，不得迁延云云。”

这本里册被层层掷回到第五里。里长拿着旧册，重新造了一本新的，诚实地把丁口数补回一人，然后偷偷抹去了王叙家的两亩地和一头牛。

册子被再次送到后湖，监生拿着驳语记录一看，嗯，不错，丁口数确实改正了，至于其他内容，上次已经审核过一次，不必复查了。

就这样利用流程上的漏洞，王叙家篡改的记录得以顺利进入库房。以后一旦田地起了什么纷争，再去查旧档，则再也看不出什么痕迹了。

此非笔者妄编，且看两个真实案例：

成化十八年，在南直隶常州府宜兴县的五贤乡，出了这么一个案子。当地二十九都的里册交上去，驳查人员发现，该都的第一里第一甲有一户，叫谢得安，户籍似有涂抹痕迹。比照之前的黄册发现，这家伙本是军籍，却改成了民籍。

驳查大笔一挥，责成原籍重造。等到二十九都把重新改好的黄册在提交上来，驳查监生一看，谢得安已经删掉了，便准备批准入库。可这人恰好很细心，觉得这本黄册页数似乎变多了，随手翻了一下，不由大惊：这本新黄册里，居然多了谢亚兴等十一户人家。

再一下，这十一户人家，也是和谢得安一样的军户籍。

很明显，这是一起大规模“军户逃户入籍”事件。他们先推出一个军户谢得安吸引敌人火力，然后在新册里偷偷把其他逃户做进去。若不是这些人太过贪心，一次篡改了太多户籍，说不定驳查根本无从发现。

同期还有个案子，这次的发生地是山东济南府丘县明秀乡。

明秀乡位于官道之上，乡里设有一连串驿站。根据交通工具的分类，这些驿站可以细分为船站、马站、牛站、驴站等等。每一处驿站，都有专门的“站户”，他们世世代代都要在驿站服务，也属于职业户的一种。站户的生活状况很惨，负担奇重，他们也无时不思念着改换户籍。

在这一次的驳查中，监生发现明秀乡的第九里第五甲有疑点，有王九住等三户人家，本来是驴站户，却赫然改成了民户。

这本册子，立刻被监生驳回重造。等到新造黄册再次送回后湖，监生发现王九住等三人被抹去，可又加了阚长等十二户驴站户偷偷摸摸进了民籍。

这个声东击西的手法，和宜兴县的办法几乎一样。

当然，大明朝廷也不傻。这两件案子让他们意识到规则上的漏洞，及时加以补救。

从弘治十二年开始，有疑点的黄册不再驳回重造，只把问题项单独开列成总册下发。地方只需将问题项进行改正，单造一页送至后湖。驳查人员审核无误以后，将改正后的单页补进原先的黄册中，并附页说明改正缘由，用印标记。

如此这般，才算是堵住了这条路。

于是劳动人民又发明了一个更叹为观止的办法。

不是说旧档难改吗？那么只要设法让旧档彻底消失，就没问题了。虽然后湖戒备森严，人很难进去，但不代表别的东西进不去。

这个手段，得从黄册的制作工艺讲起。

大明朝廷有规定，黄册的封皮册壳硬纸，必须使用黄色或青色。这个黄纸，是用黄檗汁浸染而成。

黄檗树是一种柑橘科的落叶乔木，它可以入药，也可以用于染色。将黄檗第二层树皮进行熬煮，只要把纸浸入液体之中，便能染成黄色。更绝妙的是，黄檗树皮里富含小檗碱，对于杀虫防蠹有奇效，印出的书可以经久不坏。

早在晋代，著名道士葛洪便已用黄檗制造黄麻纸，来印制道经。他也因此被尊为染坊业的祖师。

不过这种染色方式成本很高，古人往往不会把每一页书都染黄，而是将黄麻纸制成护书，夹在书本里，也有驱虫效果。

朝廷要求黄册封面染黄使用黄檗汁，是出于保护纸张的考虑。可是这些册子的制造费用，可不归朝廷管，每一个里得自己掏钱去造。

很多人舍不得用黄檗这么昂贵的染料，偷偷改用石黄。

石黄属于矿物染料，价格低廉。先将石料打碎，再研磨成细小颗粒，最后碾成粉末状。在制作黄册的时候，把这些粉末和水调好，直接抹在纸面上，就像是涂上一层胭脂似的。不止是黄色，其他矿物颜色也可以如此上纸，这种上色方式被称为“粉饰。”

乍一看，石黄粉饰和黄檗染黄并无区别，但驱虫效果却天差地别。

除了染料质地，朝廷对于黄册的装订方式也规定得特别细致。

最初黄册是用浆糊，每一页的右侧刷一条浆子，逐页压实，形成一册。明代的浆糊做法，多用鱼鳔或树胶熬制，可民间嫌麻烦，大多是用米、麦、菱藕磨碎成粉，加酸酒进去加热而成。这种淀粉质地的浆糊，加固效果还行，但特别容易招虫子。

所以朝廷在弘治年间下了一道命令，要求装订方式改成线装——即在纸上钻孔，用细绵线串扎起来。如果一定要浆糊，也必须要掺入明矾、花椒末等物，以防虫蠹。

这些要求很科学，可惜却不实用。每一期送来的全国黄册有数万册，你让管库的人怎么检查？就算有精力检查，也没有技术手段来分析每一本的染料和浆糊成分。

这个破绽，很快也被地方给利用起来了。比如说哪位胥吏想要作弊篡改，就先攒造一册黄册，数据完全真实，绝无作弊，但在装订时，会在石黄粉末和浆糊里掺入蔗汁、蜜水等物。

这样一来，封面和书脊会变得颇有甜味。而纸张的天敌衣食虫——古称蠹鱼——最喜欢吃糖类及淀粉等碳水化合物。看到这盘大餐端上来，焉有不分而食之的道理。

这种册子的蛀蚀速度远胜别本，不出数年，好端端的一本黄册便会化为一堆粉末，原始记录荡然无存。这时地方上再施展什么手段，便不用怕驳查来打脸了。

嘉靖二十八年，黄册库官员上书诉苦，说：“先年法例严明，人知畏惧，纸张无粉，俱堪经久收贮。近年……吏胥、里书人等玩法欺公，故将粉饰纸张攒早，面糊壳面装订。尚未及数年之间，虫蠹易生，蛀蚀腐烂，以致无凭查考，希图日后作弊，狡猾百端。”

瞧瞧，洪武年、永乐年的老册子，至今已经一百七十多年，尚算完整；反而是近年来的新造黄册，蛀蚀速度极快。尤其是南昌府的分册，经常一县黄册全数蛀蚀无存：“纸张如粉，灰末成堆，都图丁缠，蛀蚀腐烂，难以辨认。但经一揭，纷纷而碎。”

这一招能杀书于千里之外，无声无形，可谓是黄册中的刺客。

朝廷也知道这些弊端，每一次攒造黄册，都反复强调不得粉饰、要用绳编，可是无法从根本上杜绝。

当然，也有人嫌这个周期太长，急不可待。怎么办？还有个简单粗暴的办法：直接买通管册小吏下手。

正德五年，后湖爆出了一起大案。

在江西南昌府的丰城县，有一个当地人叫陈季三。他爹叫陈质，曾经谋夺了邻居熊思明上好的塘田，为此贿赂户房，偷偷篡改了地方上的青册。到了陈季三当家的时候，熊思明家里又闹将起来，嚷嚷着要查个明白，要去开后湖黄册库查验。

陈季三自然不肯吐出到手的肥肉。他一打听，得知从洪武年间开始，每十年就会有一份档案留在南京后湖。他爹陈质能改地方档案，可改不了中枢黄册库。如果苦主要调后湖黄册比对，肯定会露馅。陈季三冥思苦想，被他想到一个绝妙的办法。

他先买通了押解黄册去南京的负责人，请求队伍多耽搁几天，然后自己先一步跑到南京城。陈季三在南京城溜达了几圈，很快就和一个叫高景清的后湖库匠搭上了线。

高景清的日常工作是晒册，即定期把库房内的黄册拿出去在太阳下晾晒，以防潮防虫。这份工作在洪武年间还算轻松，可到了正德年间，黄册累积数量已经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即使每天轮番晾晒，一年到头也不得休息。

更惨的是，后湖环境太差。每十年来一次的驳查监生都叫苦连天，更别说这些常年居住岛上的杂役。他们“不谙调摄，致生寒疟，抱卧日久不痊”，一旦生了病，只能坚持到过湖之日才能去看医生。

晾晒工作繁重，银钱少，工作环境又特别恶劣，这让高景清很是郁闷。当陈季三提出请他帮忙，还捧出一大把白花花的银两时，他立刻就动心了。

这个忙，其实特别简单。

由于高景清的工作性质，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接触到贮藏的黄册。陈季三希望让他进入洪武二十四年和永乐元年这两期库房里，把南昌府丰城县载着自家先祖情况的里册摘出来，毁掉塘产部分。

高景清收下陈季三的贿赂，将这两期黄册的相关页数扯下烧毁。这样一来，熊思明再想打官司，便查无可据了。这份塘产，从此便舒舒服服地坐实在陈家名下。

这件案件怎么被揭发的，史书上并没有说。从只言片语的线索推断，应该是高景清扯下这几页纸，本欲烧毁，奈何后湖不得动明火，他只能趁休假时带出去。结果在过湖时，巡检例行搜身，在他身上搜出这些黄册纸页。

后湖给事中何亮、主事毛骙得知这件事，不敢隐瞒，急忙上报。朝廷对于这件弊案实在是怒惊交加。怒的是，这些升斗小民居然敢对中枢黄册库动心思；惊的是，后湖管理如此松懈，此前到底发生过多少类似事件？

如果一个普通百姓都有胆量、有能力对中枢黄册动手脚，只怕这大明要完。

天子雷霆震怒——不对，正德皇帝对这个应该不关心，雷霆震怒的估计是首辅李东阳。于是陈季三、高景清各自枭首，一个脑袋挂在了江西布政司的黄册库前，一个脑袋挂在了后湖黄册库前，公开示众，以儆效尤。

江西布政司黄册库的主管和属员，因此也被提问惩戒；而后湖黄册库的两个主管，本也该受罚。但这件案子是他们自己举发，侥幸免罪。朝廷还责成江西巡按御史王士昭重审田产案，把塘田断回给熊思明。

朝廷痛定思痛，考虑到后湖杂役确实生活艰苦，决定稍微改善一下，每次开湖特许应天府派遣医师两人，登岛巡诊，用何亮的话说：“庶恩泽普及，生命得以全活；晾晒不误，册籍得以保护。”

类似的翻墙案子，在黄册库的历史上屡见不鲜。陈季三过于倒霉，摊上被抓，没被抓的，不知还有多少呢。

前文所说的种种作弊手段，还只是大略分类，往细了说还有更多手段。总之，无论朝廷想出多少条防弊之术，民间总能迅速想到与之对抗的办法。上头三令五申，寄希望于严办严查，下面却总能利用到人性的漏洞。

大明近三百年的时间，黄册对抗始终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正德年有一位经历过数次驳查的官员史鲁，曾经哀叹说：“承平日久，弊伪渐滋。中间埋没、诡寄、不明违例等项，一次多于一次，一年甚于一年。牛毛茧丝，不足以喻其繁；条分缕析，不足以语其劳。

“牛毛茧丝”四个字，当真是形容这场黄册攻防战的最好比喻。那一道道作弊手段，正是缠绕在堑壕之前的铁丝网，密不透风，滋生孽长，一处被摧毁，立刻就有好几重围堵上来。这些铁丝网把大明的阵地逐渐切割成一块块零碎的孤岛，截断流向，使之无法互相支援交通。

而负责驳查的士兵们坐困愁城之中，既无支援，又无补给，面对着层层密布的铁丝网束手无措，他们该怎么办才好呢？

一个最人性的回答是：要不……咱们投降吧。

于是，后湖黄册库最荒诞的一幕，就这么徐徐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