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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左传》人物事略28:甘带——王又兴之 -- 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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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左传》人物事略28附:伯舆争政1/1

《成十一年传》:

周公-楚恶惠、襄之偪(逼)也,且与伯舆争政,不胜,怒而出。及阳樊,王使刘子复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复出,奔晋。((p 0853)(08110501))(076)

《成十二年经》: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晋。((p 0855)(08120001))(076)

《成十二年传》:

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难来告。书曰“周公出奔晋”,凡自周无出,周公自出故也。((p 0856)(08120101))(076)

我的粗译:

在我们成公十一年(公元前五八〇年,周简王六年,晋厉公元年),周王室卿士周公-楚(周公)因为受“惠”与“襄”那两“族”威胁,又因与伯舆争夺执政权,却没争赢,一怒之下跑“出”了“周”。等他到“阳樊”,“王”(周简王)派另一位卿士刘子(刘康公,王季子)去请他回去,他们在“鄄”那里盟誓,然后他才回去。可第三天他就又“出”了“周”,流亡晋国。

下一年,我们的成公十二年(公元前五七九年,周简王七年,晋厉公二年),春天,“王”派人来向我们通报周公之难。《春秋经》上写“周公出奔晋”,正常情况下从“周”那里离开不用“出”字,此次用了“出”字,因为这位周公是自己“出”了“周”的。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周公-楚恶惠、襄之偪也”曰:

僖三十年《传》有周公-阅,周公-楚当是其后代。顾栋高《大事表》谓为阅曾孙,未免言之太凿。惠、襄指周惠王、周襄王之后裔族人。——桥:不包括周惠王与周襄王当上了周王的儿子(分别是周襄王与周顷王)及其后裔族人。

杨伯峻先生注“且与伯舆争政”曰:

“伯舆”本作“伯與(与)”,据《释文》订正。襄十年《传》周室有伯舆,两者相距十八(七?)年,或为同一人。

杨伯峻先生注“十有二年春”曰:

二月三日癸巳冬至,建亥。有闰月。

杨伯峻先生于此(书曰“周公出奔晋”)有注云:

周公-楚奔晋在去年,《经》书在今年,盖周于今年春来告。

杨伯峻先生注“凡自周无出,周公自出故也”曰:

此句说明《经》书“出奔”之故。《传》意盖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故凡从周室外逃,不用“出”字。而此用“出”字,乃表示周公?楚自己出逃。周王室之臣流亡见于《经》者凡三次,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晋”、昭二十六年“王子朝奔楚”、两次均不书“出”,唯此次书“出”。杜《注》:“天子无外,故奔者不言‘出’。周公为王所复,而自绝于周,故书出以非之。”

“周”——“王城”——“周宗”——“郏”——“郏鄏”——“京师”——“京師”——“雒邑”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3,北纬34.67(洛阳-西工区为主)。

“成周”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8,北纬34.69(瀍河两岸)。

下面再贴一遍“王城”和“成周”位置在天地图地形图上的标注,“王城”位置依据的是《考古》1998年第3期发表的平面图;“成周”位置依据的是蔡运章先生的观点,见洛阳市旅游局官方网站的报道;因为我所见未必全面,兼之手潮,此图或有不准确之处,不过大致轮廓应该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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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樊”——“樊”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2.50,北纬35.09(济源西偏南曲阳,即阳樊,曲阳遗址,东西长240米,南北宽210米,占地约5万余平方米)。

“鄄”——“河阳”——“盟”(杨注:盟音孟,地在今河南省-孟县南稍西数里。#河阳在今河南省-孟县西三十五里。#鄄,周邑,不详所在。),推测位置为:东经112.64,北纬34.95(孟州槐树乡桑洼村北河阳古城遗址,有保存完好的东周古城遗址和500米长、6米宽、8米高的周代土城墙,古城遗址面积近3000平方米。该墙经专家论证为河南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城墙)。

“晋”——“新田”——“绛”——“绛县”(杨注:晋国事始见于此,而《春秋经》不书,盖以晋五世有内乱,不及来告之故。晋国,武王子唐叔虞之后。成王灭唐而封叔虞。翼,今山西省-翼城县东南。传世有晋公????[奠/皿],据唐兰《晋公午????[奠/皿]考释》,定为晋定公所作。铭文“我皇祖(唐)公,膺受大命,左右武王”云云,与《逸周书?王会篇》所言“成周之会”,“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之意相适应,加以《晋语》引叔向之言,唐叔以武力封,足证《吕览?重言》、《说苑?君道》所传桐叶封弟之不可信。唐叔之子燮父改唐为晋,即今之太原市。(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一谓唐叔之封在翼,黄汝成《集释》引全祖望说辨其在今太原。)四世至成侯,南徙曲沃,今山西省-闻喜县东。又五世至穆侯,复迁于绛,绛即翼。鲁成公六年,晋景公迁都新田,此后命新田为绛,新田即今山西-侯马市,而以旧都为故绛。自春秋后出公以下五世六十五年,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地,迁靖公为庶民,晋亡。曲沃庄伯及翼本末,详桓公二年?传?。曲沃在今山西省-闻喜县东二十里。曲沃去翼一百余里。#晋从此后迁都新田,亦称新田为绛,因称故都绛为故绛。#若不以唐叔所封为太原市,则晋前后四次迁都,均在平阳(今临汾县西南)四周一百五十里之内:翼在今翼城县东南三十五里。曲沃在闻喜县东北,距翼约一百五十里。故绛在今汾城南,新绛北,东距翼约一百里。新田即今侯马市,去翼仅数十里耳。#绛,晋都,今山西-侯马市。),推测位置为:东经111.31,北纬35.62(成六年后,新田遗址,4000万平方米,在同一区域内有6座城址。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

下面是周公出及阳樊相关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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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元年经》:

九月辛酉,天王崩。((p 0916)(09010005))(076)

《襄二年经》:

二年春王正月,葬简王。((p 0918)(09020001))(076)

《襄五年传》:

王使王叔陈生愬戎于晋,晋人执之。士鲂如京师,言王叔之贰于戎也。((p 0942)(09050201))(076)

《襄十年传》:

王叔陈生与伯舆争政,王右伯舆。王叔陈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复之,杀史狡以说焉。不入,遂处之。晋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与伯舆讼焉。王叔之宰与伯舆之大夫瑕禽坐狱于王庭,士匄听之。王叔之宰曰:“筚门闺窦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难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东迁,吾七姓从王,牲用备具,王赖之,而赐之骍旄之盟,曰:‘世世无失职。’若筚门闺窦,其能来东厎乎?且王何赖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贿成,而刑放于宠。官之师旅,不胜其富,吾能无筚门闺窦乎?唯大国图之!下而无直,则何谓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与伯舆合要,王叔氏不能举其契。王叔奔晋。不书,不告也。单靖公为卿士以相王室。((p 0983)(09101201))(076)

我的粗译:

十一年后,我们的襄公五年(公元前五六八年,周灵王四年,晋悼公六年),下一位“王”(周灵王)派卿士王叔陈生向晋国告戎人的状,晋人把他扣住。并派排第五位的卿、下军将士鲂前往京师,通报“王”那位王叔(王叔陈生)与戎人有勾结。

又过五年,到我们的襄公十年(公元前五六三年,周灵王九年,晋悼公十一年),周王室那位卿士王叔陈生与伯舆争夺执政权,“王”倾向于伯舆。王叔陈生一怒之下“出”了“周”要流亡。他走到黄河边上,“王”派人请他回去,还杀掉一位大夫“史狡”讨他欢心。可他不肯回去,就在黄河边住下来。晋侯(晋悼公)派排第二位的卿、中军佐士匄(范宣子)去调解王室纠纷,让王叔(王叔陈生)与伯舆申诉。

王叔家大管家与伯舆家大夫瑕禽在王庭争辩,由士匄主持。王叔家大管家说:“筚门闺窦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难为上矣。(柴门小户的人家都跑到主家头上,这主家也没法当了。)”,瑕禽回应:“昔平王东迁,吾七姓从王,牲用备具,王赖之,而赐之骍旄之盟,曰:‘世世无失职。’若筚门闺窦,其能来东厎乎?且王何赖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贿成,而刑放于宠。官之师旅,不胜其富,吾能无筚门闺窦乎?唯大国图之!下而无直,则何谓正矣?(当初平王东迁,我们七个“姓”的人跟着“王”,车马吃用,都准备得好好的,让“王”可以依靠,就赐给我们骍旄之盟,盟辞里有:“世世无失职。”。要我们是柴门小户,怎能把来东边的事办得这么妥当?“王”又依靠的什么呢?现在打从王叔来辅佐“王”,处理政务全凭贿赂,刑罚之权下放给宠臣。各级官员,都发了大财。我们还怎能不变成柴门小户呢?眼下全凭大国作主!从根上就不直,哪还说得上正呢?)”。

于是范宣子(士匄)发话:“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天子赞成的,敝国主上也赞成;天子不赞成的,敝国主上也不赞成。)”,然后让王叔的人与伯舆比对证词,王叔的人找不出对己方有利的证词,于是王叔流亡去了晋国。

《春秋经》上没记下此事,是因为他们没“告”过来。接替王叔任卿士辅佐王室的为单靖公。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九月辛酉,天王崩”曰:

无《传》。辛酉,十五日。

杨伯峻先生注“二年春王正月,葬简王”曰:

正月朔乙亥冬至,建子。无《传》。据隐元年《传》“天子七月而葬”,此仅五月即葬,故杜《注》云“速”。

杜预《注》“王使王叔陈生愬戎于晋”云:“王叔,周卿士也。戎陵虣周室,故告愬于盟主。”

杨伯峻先生注“士鲂如京师,言王叔之贰于戎也”曰:

杜《注》:“王叔反有二心于戎,失奉使之义,故晋执之。”于鬯《香草校书》谓此是晋人诬王叔之辞,盖晋于上年使魏绛盟戎,必不肯听周讨戎;执王叔,所以说戎。此言盖臆测。——桥:此二“戎”不必为同一“戎”。

杨伯峻先生注“王叔陈生与伯舆争政”曰:

杜《注》:“二子,王卿士。”争政犹争权。伯舆参见成十一年《传》并《注》。

杨伯峻先生注“杀史狡以说焉”曰:

史狡当为王叔陈生之所恶,故灵王杀之以悦王叔陈生。

杨伯峻先生注“王叔之宰与伯舆之大夫瑕禽坐狱于王庭”曰:

宰,家臣之长。大夫,伯舆所属之大夫。坐狱,两造对讼。亦单言曰坐,昭二十三年《传》“邾人愬于晋,晋人使叔孙婼与邾大夫坐”是也。又可参僖二十八年《传》并《注》。杜《注》:“周礼,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故使宰与属大夫对争曲直。”

杨伯峻先生注“筚门闺窦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难为上矣”曰:

杜《注》:“筚门,柴门。闺窦,小户;穿壁为户,上锐下方,状如圭也。言伯舆微贱之家。”《释文》:“闺本亦作圭。”据杜预《注》,其所据本似亦作“圭”。陵,驾陵。

杨伯峻先生注“昔平王东迁,吾七姓从王,牲用备具,王赖之,而赐之骍旄之盟”曰:

杜《注》:“平王徙时,大臣从者有七姓,伯舆之祖皆在其中,主为王备牺牲,共祭祀。王恃其用,故与之盟,使世守其职。骍旄,赤牛也。举骍旄者,言得重盟,不以犬鸡。”牲用为一词,义犹牺牲,《尚书?微子》“今殷民乃攘窃神祇之牺牷牲用以容,将食无災”可证。骍音辛,《论语?雍也》:“犁牛之子骍且角。”《注》:“骍,赤也。”后又作[牛辛] 。《礼记?檀弓》谓周人尚赤,故牺牲用赤色牛。

下面是两张“秦川牛”的图片,出自《秦川牛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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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峻先生注“若筚门闺窦,其能来东厎乎?且王何赖焉?”曰:

厎,阮本作底,今依《石经》、宋本、岳本《释文》订正。此谓伯舆亦世家,非“筚门闺窦”之人。此驳王叔之宰谓其为“筚门闺窦之人”。厎,止也,安也。“来东厎”犹言来东而安止也。(言若伯舆本贫贱,则不能如此。)

杨伯峻先生注“官之师旅”曰:

师旅,一为军旅之义,一为群有司之名。见王引之《述闻》及成十八年《传?注》。

杨伯峻先生注《成十八年传》“师不陵正,旅不偪师”云:

正、师、旅皆一般官吏之名位,正大于师,师大于旅。正盖各军各部门之长。两句即下不陵上之意。襄十年《传》“官之师旅不胜其富”、十四年《传》“今官之师旅无乃实有所阙”、二十五年《传》“百官之正长师旅”、正与师、旅皆同此义。说详王引之《述闻》。((p 0908)(08180301))(083)。

杨伯峻先生注“下而无直,则何谓正矣?”曰:

意言曲直不分上下,若在下位者虽有理而不能为直,则不可谓正。正,平也。若读为政治之政,亦通。

杨伯峻先生注“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曰:

杜《注》:“宣子知伯舆直,不欲自专,故推之于王。”左右犹言助与不助。

杨伯峻先生注“使王叔氏与伯舆合要”曰:

《周礼?秋官?乡士》“异其死刑之罪而要之”,郑《注》:“要之,为其罪法之要辞。”《尚书?康诰》之“要囚”、?吕刑?之“有要”,皆此义。合要,谓前此双方相争之罪状,证辞等取而合之。

杨伯峻先生注“王叔氏不能举其契”曰:

契即要辞之契券。盖两方相争,周灵王助伯舆,其要辞亦必以王叔为曲,王叔氏因不能举出。

杨伯峻先生注“王叔奔晋”曰:

盖士匄使之,为王叔留退路。

杨伯峻先生注“单靖公为卿士以相王室”曰:

单靖公,据杜预《世族谱》,为单顷公之子,顷公见三年《传》。单靖公代王叔,则王叔不返周室矣。

成十七年《传?注》:“时孙周(孙周,现晋悼公)在周事单襄公,见?周语下?。”(桥:下面《周语下》中单顷公单称頃公,而其中的单襄公乃单顷公之父。)。

《周语下》2:

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視無還,聽無聳,言無遠;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智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辯,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和,言讓必及敵;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

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後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智,文之輿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象天能敬,帥意能忠,思身能信,愛人能仁,利制能義;事建能智,帥義能勇,施辯能教,昭神能孝,慈和能惠,推敵能讓。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

“天六地五,數之常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文王質文,故天胙之以天下。夫子被之矣,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國。且夫立無跛,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聳,成也;言無遠,慎也。夫正,德之道也;端,德之信也;成,德之終也;慎,德之守也。守終純固,道正事信,明令德矣。慎成端正,德之相也。為晉休戚,不背本也。被文相德,非國何取!”

“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一既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且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故名之曰‘黑臀’,于今再矣。襄公曰驩,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且其夢曰‘必驩之孫,實有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于周。’其德又可以君國,三襲焉。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以三襲也。晉仍無道而鮮胄,其將失之矣。必早善晉子,其當之也。”

頃公許諾。及厲公之亂,召周子而立之,是為悼公。

“河上”——“棘津”——“孟津”(杨注:孟津即盟津,在今河南-孟县南十八里。#棘津,顾栋高《大事表》据《水经注》以为在今河南-汲县南七里,沈钦韩《左传地名补注》引《元和志》,说与顾同。或又以为即今汲县南延津县北之胙城。唯江永《考实》谓汲县与陆浑戎相距甚远,又非所由之道,乃从《水经?河水五?注》引服虔说,谓棘津犹孟津也。),推测位置为:东经112.63,北纬34.85(洛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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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平王东迁”清华简《系年》是这么描述的:“周幽王取妻于西申,生平王,王或(又)取褒人之女,是褒姒,生伯盤。褒姒嬖于王,王與伯盤逐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師,回(圍)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曾(繒)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盤乃滅,周乃亡。邦君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攜惠王。立廿又一年,晉文侯仇乃殺惠王于虢。周亡(無)王九年,邦君諸侯焉始不朝于周,晉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師。三年,乃東徙,止于成周,晉人焉始啓于京師,鄭武公亦正東方之諸侯。”(小狐《讀《繫年》臆札》所附《系年》通行释文第二章),至于伯舆祖先他们那“七姓”在这漫长过程中具体起了什么作用,则不得而知。但他们从此成为周王室内部的一支重要势力,乃至两任卿士都被伯舆挤走了。

不过晁福林先生在探讨这一段史事时,有一段话我认为很有道理,抄录如下:

重构史事,既非一蹴而就之功,也不是停焉止焉之事。所有史事的重构都是在前辈史家探赜索隐的基础上进行的,而非推倒重来,另起高楼。随着新材料的出现和新认识的提出,史事重构会长久进行下去,从而逼近历史真实。此外,史事重构的方式与途径,也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在梳理的过程中,有些陈旧的认识可能会被扬弃,随着理念的变化,有些新的认识会被提出。(《清华简《系年》与两周之际史事的重构》)。

通宝推:mez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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