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南山集》Hygeris的 六经之老生常谈0 -- 高秀岩

六经之老生常谈

一、什么是经

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经[1]，是战国以后的事。那么在这里，经是什么意思呢

？历来众说纷纭。在周予同先生的《中国经学史讲义》中提到了四种说法[2]：

第一，“五常说”。东汉班固编的《白虎通?论五经象五常》中把“经”训为“常”。陈立

《疏证》进一步阐述：“经者，取其可常也。可常则为经矣。”常，就是从天地开辟宇宙洪

荒以来永远不变的道理，有时指自然，如荀子所说的“天行有常”；有时指社会，如纲常、

伦常等。这里是后者。在汉儒看来，五常仁义礼智信在人类社会中具有时间和空间的普适意

义，也就是梁实秋们所说的“永久不变的人性”。班固说，正因为人类社会中有五常，所以

才会有五经，五经和五常之间可以建立一一映射：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

信。把“经”解释为“常”还好，至于五经和五常的对应，恐怕其中牵强附会的成分更多一

些。牵强附会似乎也是汉儒的一个通病，比如刘歆的诸子出于王官之说。

第二，“专名说”。这是清代今文学家的说法。在他们看来只有孔子的著作，微言大义，才

可以称为经，孔子之前没有经，之后的著述都不能叫经。经就是圣人著作的专称；圣人弟子

门人直接注释“经”的称为“传”或“记”；弟子门人辗转相传或间接发挥的东西称为“说

”。这种说法始于龚自珍，皮锡瑞《经学历史》、廖平《知圣篇》、康有为《新学伪经考》

，都有更系统的解释。从“素王”到“教主”，今文学家对孔子的推崇无所不用其极。然而

，他们对孔子的推崇无非是托古改制、借题发挥而已。个人感觉今文学家往往有很多idea，

见解很独到，能给人以启发，但学术态度不够严谨，结论多不可信。

第三，“通名说”。清代古文学家主张，一切线装书都称为“经”。按章太炎先生的说法[3

]，古书是写在竹板上的。有的字少，只用一块竹板，这块竹板就叫做“方”；有的字多，

要写很多块竹板，就把这些板子打上眼，用青丝绳穿起来，这穿起来的一组竹板叫做“策”

。《中庸》“文武之政，步在方策”说的就是这个。策有点象后世的线装书，这样的由多个

竹板组成的“策”就是“经”。他还说，经、传、论的不同，只是竹简长短的不同，书籍制

度的不同。经，汉尺二尺四寸或一尺二寸；论，八寸；传，六寸。

第四，“文言说”。清代骈文家汪中认为，“经”是经纬组织之意。六经中的文章，多是奇

偶相生，音韵和谐，就像治丝的经纬一样，所以得以称经。换言之，六经之文章大抵是广义

的骈文，而骈文则源于《易》经中的“文言”。刘师培也是这种看法，认为中国文学以骈文

为正宗，凡是骈文的书册，都可称之为经，“以与鄙辞（散文）示异”。

钱穆先生在《国学概论》中对“经”的阐释可以算第五种意见[4]。和第二种意见类似，他

也认为“经”是与“传”“说”相对而言的；不同点在于，他认为“经”是某一类著作的通

称，而不是孔子著作的专称。汉以前，除经书之外，还有对该书的“记”、“传”、“故训

”等。这些解释性的著作多是独立成书的，而不是象后代章句，把注疏与文字写在一起。那

么“记”、“传”中，前后几段文字之间看上去并无关联，因此是不能单独读的，必须结合

原文来读。原文就像织布机上的经线那样，把这些看上去并不连贯的文字组织在一起。这就

是为什么把原著称为“经”的道理。在传记文字出现之前，本来是没有“经”的称呼的。就

像没有古文经家之前，也没有今文经学一样。先秦时期，“经”也不是儒家著作的专称。如

《墨子》，墨家之辨有说，故墨辨称经；如《管子》，其《牧民》《形势》诸篇总领全局，

因此也称为经；《韩非子》的《外储说》诸篇，称前面的文字为经，后面的文字为传。

这些说法，除了第二种，其他都有些道理。“经”训为“常”，可能有些人觉得不习惯，但

古时候“经”确实有“常”的意思，比如二十八星宿中的恒星也称为经星，而运行于二十八

宿的黄道圈的金木水火土等行星则称为纬星。那么这几种说法哪一种更合理呢？这需要从“

经”的原义上去考索，区分哪一条义项是本义，哪些是后起义。

根据郭沫若先生的考证[5]，“经”之初字为“?y”。“?y”是一个象形字，即织布机上的

纵纱。织布机上的横纱叫纬线。那么，经本意应该是与纬对言的，训为“常”当是后起义。

上面几种说法中，钱穆先生的说法看上去更合理一些。

进一步，我觉得钱穆先生说的那些“传”“记”等就是后世说的“纬书”。说到纬，很多人

会和谶相混淆。其实最初纬与谶完全是不相干的[6]。谶是预言，如“亡秦者胡”之类的；

而纬呢，就是对经义的阐发。如汉伏生的《尚书大传》董仲舒的《春秋阴阳》，从文体上看

，就是纬书。只不过因为知道该书的作者，所以不被视为纬书；而先秦的类似文字，由于著

作者已不可考，后人便把著作权统统归了孔子，这些书也就成了纬书。汉以后，同样有些人

写了不少类似文字，受当时学风的影响，渐渐添加了很多阴阳术数之类，演化为神秘主义，

从而谶纬合流，再也分不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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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经”，始于《庄子?天

运》：“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

，自以为久矣，孰（即熟）知其故矣’”。《庄子?天下》上也将六者相提并论：“《诗》

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

分。”《天下》篇虽不一定是庄子本人所作，但却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可以说是春秋战

国时期学术思想的总结。可见最迟到战国末年，就已经有“六经”的说法了。

关于“六经”顺序，可是非常有讲究的。从先秦诸子到今文学家，“六经”排列顺序是《诗

》、《书》、《礼》、《乐》、《易》、《春秋》；古文学家则不同，其顺序为：《易》、

《书》、《诗》、《礼》、《乐》、《春秋》。这一顺序，今文学家和古文学家决不会乱写

。古文学家认为“六经”都是古代典籍，因此以“六经”时代产生的早晚排序：伏羲画八卦

，所以《易》为第一；《书》最早为《尧典》，排在第二；《诗》最早为《商颂》，排第三

；《礼》《乐》为周公所作，排第四、第五；《春秋》作者是孔子，排在最后。今文学家认

为“六经”微言大义，没有一定学力是无法理解的，因此排列顺序是由浅到深，《春秋》排

在最后。（以上两段引自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p18-20，上海文艺）

本文沿用了今文学家的说法。之所以如此，倒不是因为赞同“微言大义”之说，恰恰相反，

我更相信“六经皆史”。只是古籍产生年代多不可考，古文学家的次序未必可信，于是退而

求其次罢了。

[2] 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p15-17，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3] 章太炎，《国学略说》p37-38，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4] 钱穆，《国学概论》p26-27，商务印书馆1997

[5] 郭沫若，《金文从考?金文余释?释?l》，转引自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p15

[6] 钱穆，《国学概论》p26-27，商务印书馆

[7]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纬》，转引自钱穆，《国学概论》p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