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马前卒：3015年会有中学生记得上海吗？ -- 万年看客

梁祝的基本旋律来自于“本土”的越剧。但越剧这个中国第二大剧种，也不是“纯正”的传统文化。相反，越剧的历史非常短，鸦片战争之后才在浙江萌芽，20年代才开始有女演员，九十年前的1925年才在上海得名“越剧”。30年代，越剧界受左翼思潮影响，转而发展《雷雨》等现代剧目，以上海和长三角的现代市民作为主要市场，学习电影、话剧等西方表演技巧，引入导演制，得到了迅猛发展。

1946年，雪声剧团主动排演鲁迅作品《祥林嫂》，得到了周恩来的赞赏，袁雪芬邀请共产党文化机关参与编剧，彻底站到了新社会一边。1953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了陈毅支持的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大获成功，之后又陆续地把《红楼梦》、《西厢记》、《聊斋》、《李娃传》等文学作品排成剧目，摄制为电影，促使越剧出现新的发展高峰，成为全国性剧种。2006年，越剧被第一批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说，左翼思潮、政治革命和上海的现代工业社会是越剧成功最直接的原因。《梁祝》的音乐旋律在被何占豪、陈刚发掘之前，已经在现代都市的越剧文化市场上进化了20多年，是无可置疑的“左翼海派艺术”。

1949年，共产党接管了上海，随即按照自己的文化政策对上海文化界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1950年5月，上海解放还不到一年，毛泽东亲自为人民日报写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点名批评上海最典型的现代文化标志——电影工业。（1985年胡乔木在人民日报为《武训传》平反）。表明了要把政治革命发展为到文化革命的决心。1951年3月，新政权对上海电影业进行军管。

红色年代的上海依然是中国最大的电影制作中心。在大多数省还在努力建第一个电影制片厂的同时（往往是上海援建，为此解散了江南电影厂），上海已经成立了七八个制片厂，以每年上百部（包括科教片、译制片）的速度制作新片，精品如云。比如刚刚批完《武训传》，上海就拍出了《南征北战》和《宋景诗》，从重现战争气氛的角度来说，前者是迄今为止中国现代战争史诗电影的顶峰；后者是中国古代战争电影的顶峰，至今无人超越。之后的《女篮五号》、《十五贯》、《红色娘子军》、《渡江侦察记》、《鸡毛信》、《铁道游击队》、《家》、《护士日记》、《春苗》、《芙蓉镇》、《高山下的花环》、《牧马人》、《城南旧事》……红色上海的几百部电影名作，每一部或是给几十万家KTV留下一首主题曲，或是给当代汉语留下几句台词作为成语。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儿童还会传唱“小燕子穿花衣”的儿歌，同学之间还会相互拍着肩膀说：“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这都是红色上海电影引领当代大众文化的证据。

拉兄弟一把

除了故事片，上海一度还拥有中国独一无二的美术电影制片厂，在90年代之前制造中国80%的美术片。八零后熟悉的《大闹天宫》、《哪吒闹海》、《黑猫警长》、《天书奇谭》、《神笔马良》、《大盗贼》、木偶戏《阿凡提》、《没头脑和不高兴》、《雪孩子》、《小蝌蚪找妈妈》都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作品。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提供了《中学生守则》、《小学生守则》，以及解说词走进了中学课本的《泥石流》。90年代之前，电影正片之前没有广告，而是科教电影厂的短片，上海出产的科教片是当年最有效的科普工具。上海译制片厂的配音产品就更著名了：《佐罗》、《追捕》、《虎口脱险》、《斯巴达克斯》、《真实的谎言》、《尼罗河上的惨案》、《野鹅敢死队》、《 加里森敢死队》。创下单期950万印数记录的《大众电影》，创刊地也是上海。

上海主导的另一种全国性文化产品是小人书。小人书虽小，但传播广泛，制作廉价，图文并茂，适合建国初期刚刚开始脱盲的中国人阅读，所以被视为重要的宣传工具和文娱产品。解放前上海就有钱笑呆（三打白骨精）、徐正平（三国演义）、张乐平（三毛）等连环画名手。50年代北京和上海各自成立了人民美术出版社，选派顶尖的一流画家参与连环画创作。上海因为美术人才丰富和印刷工业发达，在连环画出版中起引领作用。海派花鸟名家程十发以上海画院院长的身份创作连环画《列宁在一九一八》、《列宁的故事》，画门神出身的学徒华三川则把《白毛女》、《青年近卫军》、《刘胡兰》等故事搬上小人书。丁斌曾、韩和平绘画的10册《铁道游击队》共再版20次，印数达到3652万册，证明了新上海文化产品的质量，也显示了现代出版业的威力。

最好的宣传会让读者意识不到宣传的存在。而最棒的城市文化成就，会让欣赏者默认那是全国的文明遗产。比如说1964年10月上演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几乎囊括了此前所有的红色音乐精品，至今也是红色文化的代表作。这部歌舞剧最初却并非出自文艺“国家队”，而是改编自第五届“上海之春”音乐会的重头作品《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组织策划者是曾经的新四军抗敌剧团团长、前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孟波——正是他要求“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以“梁祝”为主题创作建国十周年献礼曲目。孟波把这场表演推荐给了陈毅，又推荐给了周恩来，终于在建国15周年把《东方红》送进了人民大会堂。

北京有列入“十大建筑”的人民大会堂承载《东方红》，上海当时只能在改建的文化广场来排演歌舞剧。文化广场是旧上海的“跑狗场”，即法租界赛狗赌博的地方。改建中为了尽量扩大内部空间，保留了许多立柱，许多观众只能闻声而不能观剧。1969年，文化广场遇火灾，1970年重建时，要求内部没有立柱，同济大学采用计算机校核数据，设计了当时罕见的大型网架屋顶。施工时整体吊装屋顶，也采用了计算机整体控制。最终建成的观众厅有1.25万个座位，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室内文化场馆，还一度成为中国最大的电影院。上海这个中国第一工业城展现了支撑文化“软件”的强大“硬件”实力。后来成为中国艺术经典的钢琴协奏曲《黄河》和大合唱《长征组歌》也是在复建后的新文化广场首演的。

就在上海工业展示计算机施工设计之70年代“神迹”的同时。在上海前演员李云鹤的支持下，一大批日后成为整个国家文化遗产的剧作从上海的文化工业“流水线”上滚滚涌出。比如上海京剧团改编了《智取威虎山》和《海港》，上海沪剧院发掘了《红灯记》和《沙家浜》的前身《芦荡火种》，上海青年艺术剧院发掘了《杜鹃山》，上海舞蹈学院排演了芭蕾舞剧《白毛女》，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红色娘子军》……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样板戏”的主要剧目。京剧这个未老先腐的旧剧种能在21世纪的今天保持生存，样板戏时代的现代化改造功不可没。直到今天，我心里烦闷的时候，依然会自己吼几句“临行喝妈一碗酒”、“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然后就能心情舒畅。如果到ktv和朋友一起吼，效果更佳。孔子说文艺的作用应该包括：兴（抒发情怀）、观（认识社会）、群（寻找志同道合者）、怨（发泄不满）。钢琴伴唱的京剧《红灯记》通过中西文化汇流、高雅文化和大众娱乐结合，完美地满足了孔子的要求。

红色上海文化的影响力不止覆盖了中国大陆。《智取威虎山》第一次在深圳上映，香港渔民就远远地在海上叫好。70年代，一个叫陈港生的香港龙套演员为样板戏描写的英雄传说所倾倒，于是就有了后来的《A计划》和《3d智取威虎山》。而如果不能从上海歌剧舞剧院的《小刀会》舞剧中抄袭音乐，整个港台电影界简直都不知道该如何给武侠片伴奏。台湾人在“解除戒严”后，也飞速地引入了样板戏演出，回顾当年在“敌台”中听到的唱腔。向他们阔别已久的“纯正”上海文化致敬。

上海是中国历史最短的大都市之一。但作为工业文明进入中国的窗口，作为从1865年到2015年的中国第一大工业中心，上海是传统与现代、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碰撞最激烈的战场, 也是现代知识分子寄予希望最大、收获失望最多的地方，更是财富最密集、左翼思潮最汹涌的城市。在从未来过上海的黄霑的想象中，温和平缓的黄浦江被描写为【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淘尽了，世间事，混作滔滔一片潮流】。这应该代表了20世纪大多数中国人对上海文化的认识——文化激荡之地、中国文明的领跑者。直到我这个80后记事的时候，红色上海耀眼的文化成就依然辐射着我家乡那个大山里的小镇。如果没有华丽的上海译制片，没有浪漫的《少年文艺》，没有紧跟世界前沿的《科学画报》，我简直没法想象童年会多么无趣，没法想象今天的我会缺失多少宝贵的精神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