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叶帅、耀邦和仲勋 -- 老老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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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1-05 22: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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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老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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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帅、耀邦和仲勋3 50

建国后,叶帅南下广东主政一方,1953年底重回北京军委中枢,其后再未离开。

随18兵团南下四川的胡耀邦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川北行政公署主任、川北军区政委,这是胡耀邦第一次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

1952年,邓小平、胡耀邦相继离川进京。

1952年8月,邓小平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54年高饶事件后,邓小平进入政治局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邓当选政治局常委、总书记。

胡耀邦则是回归青年工作老本行,先是出任团中央书记,1956年10月,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第一书记,57年5月当选团中央第一书记。

1962年11月,胡耀邦带职下放,出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64年7月,离开湘潭回北京工作。

1964年12月,中央派胡耀邦前往西安,代理患肝癌的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的职务,主持陕西省委工作。

张德生于1926年入绥德省立四师读书时参加革命,是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的老战友,属于西北山头的刘、高、习一系。

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的刘澜涛虽然也是陕北米脂人,却要归到北方局干部系统。刘澜涛于1931年调河北省委工作,被捕后关在北平草岚子监狱,36年9月经党组织营救出狱,这次营救行动,就是文革中非常有名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出狱后,刘长期在北方局——华北局工作,深受刘少奇、彭真、薄一波的信任,据说与康生私交也不错。

1954年的高饶事件、59年的庐山会议再加上62年9月因“西北山头谢子长一系的阎红彦举报揭批小说《刘志丹》”引发的“习仲勋反党集团案”,西北山头的刘、高、习一系连遭重创,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省长赵伯平,省委书记处书记、西安市委书记张策,李启明,甘肃省常务副省长霍维德,宁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李景林和副主席吴生秀,青海省常务副省长张国声,新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武开章和副主席杨和亭、吕剑人等均受到打击,再一级一级上挂下连,全西北受影响的超过万人。

张德生于62年患病后,刘澜涛将同样也是北方局干部系统出身的西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王林指派到陕西省委,以帮助工作为名实际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省委的干部大多认为王林会接替张德生的职务。中央指派胡耀邦来陕西代理张的职务、主持省委工作,这一任命出乎陕西省委许多干部的意料。不少久受北方山头重压抬不起头的西北系干部似乎觉得有了反击的机会。

胡初来陕西,就动静不小,下车伊始哇啦哇啦,先是提出要解决陕西农业生产为什么上不去的问题,随之又大讲特讲“(陕西)捕人多了一些,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多了一些,面上夺权斗争打击面宽了一些,表示要“暂停捕人,暂停双开,留待运动后期处理”、“暂停面上夺权,重新部署后再行动”、“省、地、县三级抽调干部到农村基层,参加生产,领导生产”……

耀邦的性格是有热情、欠稳重、不抗压,人地两生,没有强力奥援就贸然介入北方山头、西北山头的纷争,殊为不智。这段短短半年的西北之行,多年之后,仍让他心有余悸。

1965年春节尚未过完,胡耀邦就在下乡视察中以省委《电话通讯》提出了解放干部的“四个一律”:

即凡属社教以来被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的减轻下来;凡属撤销工作和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放到工作岗位上,待问题查清楚或经过一个时期的考验再做结论;凡属去年(即1964年)以前犯有某些错误但已经交代过的干部,不再这次会议上“洗手洗澡”,只要好好工作搞好生产,就一律既往不咎;凡属这次县的多级干部会议后继续干坏事的,不管职务高低,一律从严处理。

刘澜涛抓住《电话通讯》中不严谨以及和当时中央政策冲突之处,指示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开会批胡,要求胡做检讨,西北局的王林、韩劲草与陕西省委的舒同、章泽在西北局书记处会议和陕西省委会议上批胡,胡多次检讨仍过不了关。

1965年3月,面对压力,胡耀邦整夜失眠、头痛欲裂,医生诊断后发现他的听力和视力下降、肺部出现气肿,要求其立即住院治疗。3月18日晚,胡再次失眠,决定向刘澜涛去信、再一次作思想检查。他不要秘书帮忙,自己断断续续地写了好几天,送出这封信后,胡住院治疗直至5月19日病情缓解出院。

出院后,西北局和陕西省委通知胡耀邦,准备很快召开陕西省委工作会议,总结工作,要求胡在会上作出全面检查。6月上旬,陕西省委召开会议,再次批胡。

贺胡子的消息颇灵通,他将耀邦在陕西挨整的消息告诉了叶帅。叶帅对耀邦非常关心,一听此事,即有意西北一行,还约请两位曾经同在红三军团搅过马勺的上将,同去同去。

6月初,叶剑英偕张宗逊、张爱萍在兰州参加完军事会议后一起搭乘军用飞机以“检查军事工作”的名义来到西安。

叶、张、张来到西安的当晚,西北局和陕西省委设宴款待。宴席一开,张爱萍就话中有话:“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是一个大丰收。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啊!”

宴会结束时,叶剑英单独留下胡耀邦,问他:“我听贺老总说,这个地方在整人呢。”胡耀邦说:“您不说我还不敢说呢,我已经作了六次检讨还不能过关。”叶剑英问是什么问题,胡耀邦即向叶剑英介绍了情况。叶剑英说:“老弟啊,你在旧社会少吃了几年饭,你斗不过他们。在西安说不清楚,回北京去谈嘛。”胡耀邦说:“我检查多次了,还没有通过,走不脱呀。”叶剑英当即说:“这里通不过,到北京去通过,你要跟我走,我带你走。”谈完话后,叶剑英离去。走到门口时,他对秘书王守江说:“咱们走时,你注意,耀邦同志要和我们一块儿回北京。”

6月11日,胡在省委第116次常委会上作了长篇发言,针对批判列举的八个大问题进行了申辩。胡长篇发言之后,陕西省委通过了一个以安排工作为主、对争论问题暂时不作结论的会议纪要。

6月18日省委工作会议一结束,胡即向西北局请假回北京治病。刘澜涛知道是叶帅要带走胡耀邦,无法阻拦。

6月20日,耀邦搭乘叶帅的军用飞机回北京。

胡耀邦离开陕西算是躲过一劫,支持耀邦的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和李启明却没那么幸运了。据说文革后陕西省委有人去北京,见到胡耀邦提到陕西文革前有名的“刘胡斗争”,胡耀邦说:“什么刘胡斗争,就是刘斗争胡,我无力反抗嘛。”

文革初起,刘澜涛把赵守一和李启明等人抛出来,搞了个所谓的“西北三家村”的“胡、赵、李反党集团”,并在1966年5月举办“陕西省文化大革命座谈会”,批判揭发曾在胡耀邦、赵守一、李启明身边工作过的干部,以及曾经表示过支持胡耀邦观点的干部。这个座谈会后来被改称为“干部训练班”,因为都是内定的黑帮,所以也叫“黑(帮)训(练)班”(注:这让本狐想起文革初期李井泉整彭德怀,打死老虎转移大方向,技法是相通的)。

随着文革运动的不断发展深入,刘澜涛、韩劲草担心这个“黑训班”被红卫兵发现,秘密于9月21日转移到耀县田嘴省政协战备仓库,对外称“九二一部队”,被参加“黑训班”的干部有西北局副秘书长、处长,陕西省委秘书长、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宣传部副部长、农工部副部长和部分地委书记及省委办公厅、宣传部的部分处长和干部,共有四十多人,这些干部在“黑训班”里单独羁押,每个人不许使用自己的姓名,只能用数字起的代号,每天要被迫揭发所谓的“胡、赵、李反 党集团”的检举交代材料,直到1966年12月中旬,西安的大专院校红卫兵才发现这个“黑训班”,红卫兵认为被关押审查在“黑训班”的干部是最早造西北局反的干部,于是将其解散。

虽然刘澜涛唯我独革,大肆批判胡耀邦,抛出赵守一、李启明做自己的“替罪羊”,却也未能逃脱文革的冲击。1967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叛变自首材料》,这一文件指出:“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的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些变节分子……许多人在重新混入党内以后,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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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宝推:一哲,青颍路,楚庄王,
最后于2016-01-06 02:46:13改,共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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