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Solomon：落在远方的果实 -- 万年看客

多受纷扰的孩子往往喜欢自毁。剑桥大学犯罪心理学系教授大卫.P.法灵顿注意到，因为未成年犯罪而遭到刑罚的男孩喝啤酒喝的更多，更容易喝醉，更喜欢吸毒；他们第一次抽烟的时间更早，也更喜欢赌博；他们第一次发生性行为的年龄更小，更喜欢乱交，更不喜欢使用避孕措施。许多此类行为都与自控能力低下有关，但往往也是自尊心低下甚至自我憎恨的表现。

社会批评家朱迪斯.哈里斯提出，与社会大背景相比，家庭环境对于青少年犯罪的决定性影响要弱一些。与成年人不同，青少年犯罪以团伙作案为主，只有不到5%的少年犯是单独作案。这种团伙作案性质往往也决定了犯罪模式，部分原因在于青少年都急于融入集体并且为他人留下印象。少年犯罪的可能性还与以下因素有关：毒品与枪支普及程度，贫困程度，邻里关系以及社区人口密度。目前的女性青少年犯罪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尽管只占到全部被捕少年犯的1/4左右。少女与少年相比往往更容易因为创伤经历而犯罪。根据某项研究显示，75%遭到美国法庭判处的少年犯罪女性都遭受过性侵犯。2009年在美国大约有七十三万一千余名帮派成员，归属于超过两万八千个帮派，其中几乎有一半人未成年。

克里什纳.米拉多身材高大，相貌英俊强悍，留着平头短发。即便是监狱的囚服穿在他身上也像时装一样好看，他的英语口音很重，有时难以理解。他经常想不出合适的单词，于是就问我，“这话你用英语怎么说？”克里什纳生在洛杉矶南部，从小就被拉丁裔母亲抛弃了，他从不知道母亲姓甚名谁。他的父亲劳尔独自养大了他。克里什纳出生时，他父亲只有十八岁，是苏拉诺13帮派的成员，帮派成员也是克里什纳唯一熟悉的家人。克里什纳十一岁那年，他父亲被遣返回了危地马拉，但是克里斯那留在洛杉矶，与一群又一群帮派成员厮混在一起。他的一位表兄重伤之后死在了他的怀里，“我简直吓坏了，因为死的人也可能就是我，”他说。劳尔让他赶紧离开洛杉矶前往明尼阿波利斯，投靠一位欠过他的人情的女性。当我见到克里什纳的时候，他自称在这位女性的家里已经居住了四年，他从来不知道这位女性欠他父亲什么情，他也不想知道。

我在家教学校第一次见到克里什纳之后过了一个礼拜，又遇到了一位非常美丽的爱尔兰裔美籍女性，年纪大概四十岁出头，自称名叫卡萝尔。她对我说，“我的儿子克里什纳希望参加你的研究项目。”然后克里什纳也走进了会面室。“妈，你给他签个名就行了。”此时他的英语一点口音都没有。我愣愣地站在了原地。卡萝尔看上去与克里什纳很像。她告诉我她非常为克里什纳担心。我说他的童年似乎在洛杉矶过得很不顺利，她看着我的表情就好像我有些不着调一样。“克里什纳从小就是在杜鲁斯长大的啊，”她说。后来克里什纳坚称他父亲说他生在洛杉矶郊外的南门，那里是一片拉美裔平民窟。但是当我在几年后见到劳尔并且与他对质的时候，他只是笑笑不说话。

克里什纳是我所采访过的最能服人且最大言不惭的撒谎专家。他的谎言往往非常愤怒，之前将母亲从自己的出身故事当中彻底挖掉的说辞就是个好例子。当我第二天与他交谈的时候他说，“要是她说她是我妈的话，那兴许她就是吧。”克里什纳的父母之间抱有互不相让的憎恶，以至于单凭任何一方的说辞都无法还原真相。两人都希望我憎恨另一个人，但是我却喜欢他们家所有人。“这事太复杂了，安德鲁，”卡萝尔在我们第一次谈话的时候说道，“我就怕你死活都写不清楚我们家的事。”

卡萝尔.麦罗伊与劳尔.米拉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相识，两人见面的契机是阿南达玛迦教团，这一教团有时被人称作邪教，有时被人称作灵修运动，有时又被称作苦修会。教团宣扬大同友爱，但是也遭受过武器走私的指控。阿南达玛迦的信条之一名为“革命婚姻”——该信条原本是针对印度种姓体系的抗议，鼓励各行各业出身不同的人相互婚配，从而打破关于阶级与国籍的资本主义观念。劳尔当时有签证问题，而卡萝尔原本的婚姻也失败了。劳尔提出只要卡萝尔愿意嫁给自己，他就愿意为卡萝尔支付离婚费用。“假如你想赢得上师的好感，就必须主动寻求最困难的事情去完成，”卡萝尔回忆道。“我当时对未来看得不很清楚，事实上我总会慢上一两步，于是可怜的克里什纳就这样出生了。”

卡萝尔的第一段婚姻留下了两个孩子，一家人一起住在杜鲁斯。卡萝尔有一家糕饼店，她与劳尔一起在店里工作。最终她将自己的买卖交给了阿南达玛迦。克里什纳五岁的时候，劳尔带着全家人搬到了危地马拉。九个月以后，卡萝尔的两个孩子受不了当地的环境，回到美国与父亲同住。至于卡萝尔，用她自己的话来说，“选择了意识形态而不是爱。”此后她再也没能与这两个孩子真正建立联系。她“在泥坑里摸爬滚打了五年”才学会危地马拉的语言与当地文化。根据她的说法，在这段时间里“劳尔变得特别大男子主义，他大概一直都很大男子主义，但是在杜鲁斯我们住的是我的家，在我的商店干活，所以不太容易发现这一点。”她告诉劳尔，除非他跟她一起返回美国，否则她就要离婚。她很确定自己一定能得到孩子的监护权。劳尔则宣称她曾经表示她愿意舍弃孩子独身回国，孩子们也听到了她的话。为了不让孩子们收到遗弃，他同意试着在明尼苏达重新开始。

当时克里什纳十岁，他的妹妹阿苏卡八岁；他的弟弟，生在危地马拉的巴索只有四岁。卡萝尔与劳尔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公立学校体系找到了教育拉美裔儿童的工作，并且接受了婚姻咨询。“那段时间孩子们真的很幸福，”她回忆道。克里什纳九岁的时候，“我会坐在他床边的地板上为他读书，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我们读《堂吉诃德》，我们读诗歌，我们读故事，我们读历史。我们的关系曾经那么密切，他现在都不记得了。”

回到美国之后过了九个月，卡萝尔有一天下班回家，发现家里空无一人，劳尔带着全部三个孩子回到了危地马拉。“我还以为劳尔想和我一起努力，”卡萝尔伤心地说道，“如果我们真的走不到一起，到时候总还可以离婚，梳理一下过去，大家做朋友也挺好的。但是他就是个胆小鬼。”尽管卡萝尔对劳尔满腹怨气，但她同样也对克里什纳感到生气，因为他当时的年龄已经可以自主选择了。克里什纳永远也不会原谅自己的母亲宁肯将自己留在危地马拉也要返回美国的举动，卡萝尔也永远不会原谅自己的儿子抛下她不管离开美国的举动。在我们相识的最初两年里，克里什纳一直坚称自己根本不记得童年的事情。当我将他的说辞转述给劳尔的时候，他反来复去就是一句话：“孩子们都很生卡萝尔的气。”

卡萝尔通过美国驻危地马拉大使馆向劳尔提起了绑架指控。她本人也来到危地马拉试图解决问题。“我的访问总会在劳尔的律师办公室的一间上锁房间里进行，办公室大楼门前总有两个端着机关枪的警卫，我以为他们想打死我。而且孩子们都被洗脑了。”最终卡萝尔在美国与危地马拉都赢得了监护权，劳尔则因为绑架罪的罪名遭到了国际刑警组织的逮捕。“我们原本打算向劳尔的父母提交相关文件，当我们走进家门的时候，孩子们的床铺依然是热的，人却不在了。米拉多一家又把我的孩子拐走了。”她绝望地离开了危地马拉。两周以后，劳尔的父母花钱疏通了关系，使他得到了释放。

卡萝尔与劳尔的分离在她看来非常有必要，但是代价则是她再次失去了自己的儿女。“我自由了，但是我也丧失了一切。劳尔想要惩罚我，因为我试图离开阿南达玛迦，试图在小学里工作，试图相信我自己。”多年以后，克里什纳给我写信说，“我知道我的父亲爱我，尽管他从来都不说；我也知道我的母亲不爱我，尽管她总是说个没完。自从我母亲生下我以来，我父亲就再没谈过女朋友。他说他没时间，但是我知道那是因为她伤透了他的心。”

卡萝尔设法让孩子的照片印上了用来搜寻失踪儿童的牛奶盒，此时克里什纳的爷爷奶奶将克里什纳与几位表兄弟一起在洛杉矶藏匿了几乎一年。在这段时间里他加入了苏拉诺帮派。他告诉我，入伙之后的第一项任务是偷车。然后他们给了他一把乌兹冲锋枪和满装的弹匣，要求他开车去“收拾几个对头”。“我开车回来的时候一颗子弹都没剩下。当我感到肾上腺素在心里砰砰撞的时候，我心想：‘没错，我就该干这个，我就好这一口。’”

九个月之后，劳尔将克里什纳叫回了危地马拉。一年以后克里什纳十三岁了，他又回到明尼阿波里斯探望卡萝尔。“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说，“我只知道那时是圣诞节，也是许愿的时候。于是我就邀请了他，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这一次克里什纳在卡萝尔家里呆了两周，之后卡萝尔又找到了以前她在阿南达玛迦教团里的熟人出面说和，让克里什纳与阿苏卡来到美国过复活节。当兄妹二人来到明尼苏达之后，她就告诉他们不能再回去了。“她这么做并不是因为她爱我们，”克里什纳说，“她这么做是因为她恨我爸，她的动机就是复仇。”克里什纳很愤恨自己的母亲，但他也确实喜欢美国，并不想回到危地马拉。阿苏卡则非常难过，非常想回家。劳尔气坏了，但是他不能进入美国，因为在美国有针对他的逮捕令，所以他请求一位朋友将阿苏卡接了回来。

真到了大逃亡的当天，阿苏卡与卡萝尔的男朋友一起呆在家里。她给父亲打电话并且压低声音说她没办法脱身。于是劳尔要求克里什纳引诱卡萝尔的男朋友离开家门。两个人前脚刚走，阿苏卡立刻就冲出了家门。“我帮助我的妹妹非法离开了美国，”克里什纳说。“这事说来也怪，因为一般人都想非法进入美国。”卡萝尔痛不欲生，但是她同时也很欣慰，因为克里什纳愿意留下。可是在克里什纳看来，自己的举动无非是为了报复。“她太想要儿子了，我倒要让她看看养儿子有多困难，”他这样对我解释道。“我要给她的生活好好找点麻烦。”卡萝尔一直是个素食者，但是自从这件事以后她就开始与克里什纳一起吃鸡肉了。说到这里她暂停下来，绝望地摊开双手，“为了建立情感联系我什么事都愿意做，但是他既不愿也不能分享他的感情。克里什纳永远不会真正的与别人交心。他装了一脑袋垃圾，一脑袋教条，一脑袋危地马拉。”

这段两边都充满了愤怒与沮丧的扭曲母子关系在某天晚上发生了激烈的转变。当时十五岁的克里什纳去买大麻。“我们走过布鲁明顿与雷克街，这时一辆红色的林肯轿车停在我们面前，车里的人开始冲我们开枪。”枪击之后，警方询问了所有在场的人，但是特别拘留了克里什纳，为的是调查上个月一位三十九岁黑人的谋杀案。“我觉得他们一开始是打算吓唬我，”他接着说道。“黑人帮派只会和黑人帮派开战，墨西哥帮派只会跟墨西哥帮派开战，我们都喜欢杀自己人。所以这件事肯定不是我干的。”

但是警方很快就针对克里什纳提起了诉讼。当卡萝尔得知她的儿子将会在成人体系中受审的时候，立刻组织朋友写请愿信进行抗议，庭审期间她的朋友们坐满了法庭。她向法官解释说克里什纳此前遭到过绑架与心理创伤。于是这期谋杀案在亨内平县有史以来第一次留在了青少年犯罪体系当中。克里什纳面对着一场艰难的战斗。“我的律师说，‘他们给咱们的开价是主动认罪换十五年徒刑。’咱们？去你妈的吧！难不成你坐七年半我坐七年半吗？我一口咬死了，‘我才不为我没干过的事情认罪呢。’”克里什纳非常坚决，案件最终遭到了撤销，这时他在监狱里已经呆了七个半月。

“他们放他走的时候，所有人都在想，‘这回他总算要走上正轨了，’”卡萝尔说。“但是他很快就回到了原来的生活。”这一次克里什纳同意母亲对事态的看法。“坐进监狱之后我就在想，‘所有人都去死吧，’”他对我说。家里的进展也并不顺利，只要有人扎着蓝色方巾——苏拉诺帮派的标志——走进家门，卡萝尔就会立刻把他们赶出去。克里什纳说，“我觉得当妈就要当到底。就算我一辈子坐监狱，她也不能不管我。我这是在试探她。”卡萝尔则反唇相讥，“克里什纳说他想待在明尼苏达，好让我的生活苦不堪言，所以他才要加入帮派，他想看看我是否真正爱他。我不觉得他计划好了这一切。帮派与邪教完全是一回事，都是等级森严规矩严密的小团体，致力于毫无意义的死板结构并且愿意为之去死。他正在重新创建自己痛恨的童年。”

针对克里什纳的谋杀起诉被撤销之后两个月，他坐了一个月的牢，罪名是携带枪支。又过了几个月，他因为违反假释条例被捕，十六岁那年被送进了县家教学校服刑一年，我就是在这里遇到了他。克里什纳告诉我他的女朋友怀孕了——其实并没有——然后又补充道，“我不想让卡萝尔看到我的孩子，我不需要她跟我说什么‘带孩子的第一年多么珍贵。’”他的孩子根本不存在，他的母亲也尚且没有对这个不存在的孩子说过一句话，但是克里什纳依然因为母亲可能会说的话而感到愤怒。不久后克里什纳又说，“我总是在想我的孩子长大以后万一像我可怎么办，那肯定是我的错。一想到这种事儿我就要哭了，我真的想哭，我的眼睛都酸了，可是我流不出眼泪。”显然愤怒阻塞了他所有其他情绪。

“如果他是那种穿黑衣服、染蓝头发、扎耳朵眼儿的孩子，那我还应付得了，”卡萝尔说。“就算是纹身也不是大事，只要不是帮派纹身就好。就算他是同性恋也无所谓。可我永远受不了暴力。我觉得这就是他选择这种生活的原因。他们罩着他，他们凭什么非得罩着他不可呢？就没有别人罩着他吗？我靠医疗保险罩着我自己。帮派令他感到骄傲的一点在于他能吩咐别人做事情。他总是拿着手机用西班牙语呼喊各种命令。我对他说，‘我也总要对别人发号施令，因为我是一年级老师，你就没想过要换个生活吗？’”但是卡萝尔也承认她对于克里什纳现在的处境要承担部分责任。“你认识的是我现在的我，我知道你喜欢我，”她伤心地说，“但是相信我，当年的我完全是另外一个人，那时候你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喜欢我。”此外她还认为具有一部分白人血统对于儿子来说太难应付了。“他很害怕成为他自己。一名跨种族的孩子很难理直气壮地说，‘我既不属于这里也不属于那里，我就是我自己。’”克里什纳在一封信里写道，“要是能告诉你我是谁就好了，尽管有时候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的语言、文化、相貌与做派让别人把我当成了‘西佬’。但是我的拉美裔兄弟总会嘲笑我，排斥我，不肯完全接受我，因为我是个‘杂种’。”

克里什纳很喜欢给别人讲解帮派生活的内幕。“加州的墨西哥帮派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初，”有一天晚上他这样告诉我。“我倒不是看不起黑人帮派，但是我们的帮派更讲究忠诚与荣誉。帮派并不是一开始就是犯罪组织，而是逐渐堕落到了这一步。你看看安然公司的那帮人，他们居然偷老人的退休金。我自己或者我的弟兄们绝不会干这种事，这是规矩。不能冲老头老太太下手，那也太丢人了。”当我在三年后见到劳尔的时候，我发现克里什纳的态度应和着他父亲的坚定道德教导。我在本章当中采访的绝大多数孩子在刚开始见到我的时候都会说正确的英语，等到他们在我面前放松下来之后就会改口说方言。克里什纳恰恰相反，我们刚见面时他说着一口残破的帮派黑话，充满了各种脏字。可是等到他放松下来之后，他的英语语法就一点错误也没有了。他的帮派模式是否只是用来遮掩敏感天性的防御机制呢？还是说他其实强悍得令人难以置信，而且很会用表面上的温和来操纵别人呢？就算是克里什那本人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在刑期的最后一个月，克里什纳每天都会出去打工，到了晚上也可以在负责任成年人的陪同下离开家教学校外出活动。我申请担任了他的陪同人员并且带他出去吃晚饭。我们在家教学校里彻夜长谈的时候，他总会谈论他多么想上大学。此时正在狼吞虎咽消灭牛里脊肉的他却是另一番态度，一心一意想得都是帮派的事。“他们是我的人，”他说。“我不能牺牲我的忠诚，就为了能住在卡萝尔家里。”我告诉他之前我采访过卡琳娜.洛佩兹，他笑了出来。“你知道她那个男朋友死了是吧？那是我家兄弟干的。”他拍着胸脯说道。“出事那天我在医务室里看见她了。她都快哭死了，我都快笑得不行了。”卡琳娜后来向我证实了这件事：“他与这起谋杀并没有任何关系，但他肯定很享受这一切。”

我对他说，我很难将一个充满梦想、几周之前还在和我玩拼字游戏的男孩与现在的他联系在一起。“这都是我的不同部分，”他说。“我的辅导员曾经给我布置作业，让我研究一下精神变态是什么意思。我读道了精神变态的二十项特征之后就不敢再往下读了，因为真的吓着我了。我热爱我的憎恨，我的憎恨如此强大，而且非常纯粹而真实。而且我还有些憎恨爱，我感觉爱总是假的，只会让人失望。所有人都说他们爱我，可他们只想控制我。我爱的是恨，我恨的是爱，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也是个精神变态呢？我觉得我并不邪恶，我真希望我并不邪恶。”

三天之后，克里什纳去打工之后没有回到家教学校。在刑期只剩下最后两个礼拜的时候逃跑实在是太可笑了。他原本可以带着干净的记录离开，可是现在却成了逃犯。三个月之后他在明尼阿波利斯南部被捕，又被送回了家教学校，我见到他之后表达了些许惊讶，因为他居然躲在了一个所有警察都认识他的地方。“我两次去长途车站购买去洛杉矶的车票，但是我在这里玩得太开心了，”他说。他抱怨卡萝尔不愿意让她搬回家住，“我妈让我失望了吗？我觉得一开始她就没让我抱有多少指望。”卡罗很伤心，“他没有上过延迟满足这一课，”她对我说。“我真希望你能代替我来担任他的母亲。”

克里什纳的行为模式在我看来是一个很好预测的循环。只要他身陷囹圄，就会拥有乐观与希望。一旦他脱离监禁，这些特质就会烟消云散。现在他希望留在帮派生活当中，但却不想犯罪。他的计划就是撰写剧本并且由帮派成员表演。他要将帮派成员的匕首锤炼成笔尖，让他们的枪支产生价值。他向我描述了一部剧本的情节之后突然沉思起来。“我就是喜欢闹腾，对我来说这只是比较容易的出路而已。只要闹腾起来，我就知道自己该站在哪里。如果我想积极行动的话，我就不知道我该站在哪里了——而且我也并不知道自己愿意有多大决心来采取积极行动。”

此前我已经听到了太多关于他的父亲的内容，因此想亲眼看一看劳尔究竟是克里什纳口中温和的智者，还是卡萝尔口中操纵人心的变态。第一次见到克里什纳之后又过了三年，他终于彻底恢复了自由，并且计划去危地马拉探亲。我向他父亲提议也想去看看。劳尔回信写道，“我们随时欢迎你来做客。没有必要花费时间和金钱去安排旅社。能让你住在我们家里是我们的荣幸，这样我们就能聊个痛快了。”

劳尔是一个非常热情礼貌的人，很容易就能与别人打成一片。他个头不高，一头卷发非常密实。他看上去简直有些亚裔的特征。与铁塔一般的儿子相比，他的身材显得矮小很多。父子二人在机场迎接了我。我将行李扔进了他们开来的老旧旅行车的车厢里，然后我们就前往了克里什纳的爷爷奶奶家。我被安顿在了为来访孙辈们预留的客房里，房间的梳妆台上很不搭调地摆着一台圣诞老人造型的灯具，一个特大号的土豆头先生玩具，还有一幅教皇的肖像。

劳尔告诉我，他与卡萝尔曾经真心相爱过。“在我们结婚之前我说，‘我绝不接受导致离婚的婚姻，尤其是在有孩子的情况下。’但她还是离开了，而且还想把孩子们带走。她没有挣到这个权利，也不会妥当地办事。”那天晚上我们聊到了深夜，劳尔反复谈到了道德问题。“我并不认为我们看到的那些东西代表着真实的克里什纳，”他说。“真实的克里什纳是那个五年前来到美国的好孩子，他心中善良的一面肯定会压倒其余部分。但是这一点究竟能不能赶在他遭受终身监禁或者死于枪战之前发生，那我就不知道了。”后来他又说，“我能理解有人情愿去死，或者情愿终生坐牢。但是我不能理解情愿为了某个帮派做到这一步。克里什纳需要一项事业。”话说至此，劳尔突然异常坦诚地瞪着我，“你能帮他找到一项值得付出的事业吗？”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来到了一家阿南达玛迦教团开设的学校，校址位于一处名叫拉里莫纳达的穷困街区。学生年龄从三岁到六岁不等，学校一共有两间教室，分上下两层，屋顶搭着一大块白铁皮。劳尔与克里什纳受到了学生们的歌舞欢迎。克里什纳有些尴尬地接受了学生们的致敬。老师问克里什纳能不能给孩子们上英语课，他说他的纹身和帮派造型会让他在这片区域惹上麻烦——这个理由显然让他的父亲很不高兴。然后克里什纳说他想一个人活动活动，于是劳尔和我把他留在了学校里，我们两个则开车来到了郊区的一处小公寓，见到了十几位来自各个国家的阿南达玛迦信徒。我们在灰色的坐垫上一起进行了冥想，然后一边分享小扁豆一边谈论善恶问题。

那天晚上，逞强的克里什纳带着我来到了这座城市的帮派盘踞地区，并且将我介绍给了当地的苏拉诺帮派成员。在场的每个人都带着枪，身上都有帮派纹身。谈话期间我还听到房间外面传来了枪声。然而屋子里的气氛却像是在大学校园里与兄弟会成员座谈一样亲切。我第一次理解了为什么说苏拉诺帮派既让人感到如此危险又让人感到如此安全。帮派本身就是一种水平身份。犯罪在克里什纳的人生当中起到的功能相当于耳聋或者侏儒症在本书检视的其他人生当中起到的功能，或者同性恋在我自己的人生当中起到的功能。我记得克里什纳在信中说他没办法告诉我他究竟是谁，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母亲认为这种认知混乱的根源在于他身兼两种种族。但是这种混乱同样也反映了其他许多辩证问题，例如他究竟是母亲的儿子还是父亲的儿子，究竟是美国人还是危地马拉人，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问题数目如此之多，根本无法一一列举。在这片丑陋的区域，在这间丑陋的房间里，他完全清楚他自己究竟是谁，因此他才能彻底放松下来。我从没见过他如此放松的样子。

当初刚刚踏进聋人世界的时候我曾经大吃一惊。但是来自帮派世界的诱惑则更加奇怪。可是从内部检视一番之后，我发现帮派生活其实非常宜人。我并不觉得此刻我与苏拉诺帮派成员的会面比起当天早上我与阿南达玛迦信徒坐而论道并且分食小扁豆的会面更加舒服自在，但我同样也并不觉得此刻的会面更不舒服更不自在。我知道房间里的很多人都杀过人，但是他们对我很友好，因为他们要给克里什纳卖一个面子，而他显然也非常希望别人能卖他一个面子。房间里的热诚氛围让人感觉非常纯正，如同怀抱一般温暖。我一度曾经认为在危地马拉的贫民窟里与帮派份子厮混能让我看到克里什纳身上最强悍的部分，可是我却在这里看到了他身上最脆弱最动情的一面。犯罪是一种身份，而且就像任何其他形式的有组织暴力活动一样——例如橄榄球、战争与套利交易——能够极大地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我非常厌恶暴力。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认，源自暴力亲密关系的能够将原本毫无瓜葛的人们紧密联系在一起。此外我也承认，绘制世界地图的征服旅程同样起源于年轻男性的忠诚与攻击性。

我在危地马拉的最后一天，劳尔安排克里什纳的爷爷开车送我去机场。“嗨，”克里什纳说，“你想让我也去送你吗？”然后他有些英勇地拿起我的皮箱塞进了车里。在路上我们两个谈起了危地马拉的诗歌，我跟他念诵了美国诗人伊丽莎白.毕肖普定居巴西之后创作的诗句，这些诗句贴切地描述了南北美洲之间的错位。我念诵了几句我最喜欢的诗行，他立刻借来一支笔将这些诗句抄了下来。我原本以为他把我送到机场就要回去了。可是到了机场之后，克里什纳又一次从我手中抢过行李箱，并且陪我走了进去。他为我挑选了一条特别好的登机队列——他说特别好的意思就是这条队列尽头的查票员姑娘特别漂亮。他一直等到我办完登机手续，又将我护送到了安全区。我走进安全区之后转过身来，看见他正在向我挥手。“谢谢啦！”他喊道。“谢什么呀？”我问道。“谢谢你能来，谢谢你做过的一切，我会想你的，哥们。”说到这里他突然咳嗽起来，然后就有些尴尬地匆匆离去了。他那几乎有些孤寂的背影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在那短暂的闪光一刻，我终于看到了劳尔与卡萝尔都描述过的好孩子克里什纳。

后来克里斯那又搬回了明尼阿波利斯与母亲同住。接下来我得知他中了枪，一度生命垂危。他丢掉了一个肾和一部分膀胱，他的肝脏撕裂了，他的肺塌陷了，而且还遭受了“灾难性的”大出血。出院以后卡萝尔让他另外找地方住，“如果他们打算彻底解决他，”她不带感情地说道，“我可不希望这种事发生在我家里。”从那以后他几乎一直在逃亡，他的手机号经常变化。不过尽管我打不通他的手机，却总还能与他保持联系，因为他总要回到母亲家里洗衣服熨衣服。五个月之后，卡萝尔还是让他回家了。然后克里什纳挑衅了几位敌对帮派成员，他们随即冲着卡萝尔家开了好几枪。当时阿苏卡也在家里探亲，第二天她就返回了危地马拉。她在留给克里什纳的信中写道。“我原本以为你只需要集中精神走正路。现在我觉得你只是在慢性自杀而已，我可不想参与进来。”卡萝尔说，“这样一来我再次失去了两个孩子。”

又过了一个月，克里什纳因为袭击罪被判处十六个月监禁，这次他被送进了正规监狱。我去探监的时候，他为以前跟我扯过的谎话表示了歉意。此时帮派生活已经辜负了他，因为一位参与作案的苏拉诺帮派成员指证了他。“你要是不理解帮派的意义，那就不该入伙。我们是有规矩的，我们是有纪律的，有些事能做，有些事不能做。”我质问道，要是循规蹈矩这么有吸引力，他干脆直接遵守美国政府设立的规矩不就得了吗？他只是笑笑不说话。克里什纳每周都会给卡萝尔打电话。“他给我打电话是因为人家允许他，”卡萝尔说。“我以前一直特别傻，一直以为他那些改过向善的言论真有意义。我问他，‘你在剧本里写到的那些乐观主义都到哪里去了？’他说，‘那些只是空话。’那么现实究竟是什么呢？只要能让我知道现实是什么，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就算现实很丑陋，特别特别丑陋，我也能接受，只要能让我看到现实，哪怕只是几分钟也足够了，这就是我的梦想。”她难过地看着我说，“安德鲁，我对你的了解都比我对儿子的了解更深。”

克里什纳这一次出狱之后接受了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并且将自己的成绩寄送给了好几家大学，其中他的首选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但是在他的申请得到处理之前，他陪同四名帮派成员开车兜风，结果卷入了与维托斯诺克斯帮派的火并，导致一名对方成员中枪而死。这次他受到了协同帮派成员犯罪的指控，并被判处八年有期徒刑，服刑地点是警戒等级最高的明尼苏达静水监狱。

要不是克里什纳太害怕尝试，他原本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归宿。他显然足够聪明，可以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他躲在满口狂言后面，为得是回避让他害怕的风险。他手中挥舞的枪支只是安全感的寄托，就像花生漫画当中莱纳斯手里的安全毛毯一样，只不过更加花哨而已。即将迎接他的大一学年在梦想的地平线上闪耀。可是对他来说，“现在怎样”这个问题对应着巨大的“原本可能怎样”，正是这一点令他感到心慌气短。找到水平身份可以是人生当中最大的解脱，但也有可能把人压倒。在这个案例当中，比喻意义上的监狱将克里什纳送去了真正的监狱。

静水监狱里一片灰色，不过克里什纳每次走进探访室的时候都非常整洁帅气。尽管如此，他身上的理想主义色调还是黯淡了许多。“我已经不恨卡萝尔了，”有一天下午他对我说。“我曾经以为是她让我软弱无力，但现在我觉得她只是在用她所知道的方式爱我而已。我从小就觉得自己很软弱，不能决定我在哪里生活。我现在终于意识到，我加入帮派是为了感到强大。结果呢？我又彻底软了下去，被打回了原形——只不过这一回都是我自己干的好事。”

几周后卡萝尔对我说，“他想与受压迫的人一起工作，想与他的同胞打成一片，想为那些被剥夺权利的拉丁裔争夺权利。可是他都做了什么呢？他让他们相互残杀，他把他们送进了监狱。他说那些人是他的人，可是他们要是没有他反而不至于这么惨。”我问她是否觉得自己没有克里什纳也会过得更好，她说：“我的生活里一直都没有他。我根本就不怀念现在的他，但是以前的他——我很肯定我知道以前他是什么样子。我太怀念当年的他了。至于我以为他本来可能会成为的那个人，我也全心全意地怀念那个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