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Solomon：落在远方的果实 -- 万年看客

年轻人经常有机会发生性关系，在纽约市尤其如此。我所要承担的家务之一是在睡觉以前出门遛狗。十四岁那年，我在遛狗途中发现我们家附近有两家同性恋酒吧。一家名叫“查理叔叔的上城区”，另一家名叫“戴维营”。同性恋酒吧其实很像百货商店，只不过店里专门售卖各色各样裹着牛仔裤的热辣肉体。我们家的狗名叫玛莎，是一条凯利蓝梗。我的遛狗路线恰好路过这两家店面。每天我都能看到成群结队的酒客们涌向莱克星顿大道，与此同时玛莎则轻轻地拽着狗链，催促我赶紧向前走。有一天晚上，一个自称杜埃特的人跟上了我，并且把我拉进了路边的门廊里。我不能跟着杜埃特或者其他什么人回家，因为假如我真的这么做了，就会彻底变成另外一个人。我已经忘记了杜埃特的相貌，但是每次想到他的名字依然会令我感到一阵惆怅。十七岁那年，我终于与另一位男性发生了性行为。当时我觉得自己已经永远地割裂了自己与正常世界之间的关系。回家之后，我把所有的衣服都用开水煮了一遍，又在滚烫的淋浴里洗了整整一个钟头，似乎经过这样的消毒处理，我的罪过就会消失。

十九岁那年，我在某份杂志的封底看到了一则广告，面向遭受性问题困扰的人们提供代理疗法。当时我依然相信，“我想要男人”只是个次要问题，真正的主要问题在于“我不想要女人”。我知道杂志封底并不是寻求手术信息的好地方，但是我的情况实在过于尴尬，不能向任何认识我的人吐露。我带着自己的全部积蓄来到了位于地狱厨房的一间临街办公室。在这里我接受了连篇累牍的对话，主题始终围绕着我的性焦虑。不过我无法向我自己与所谓的治疗师承认我就是对女性不感兴趣。我也并没有提到我与其他男性之间频繁而火热的性生活。我开始“咨询”一些要求我使用“医生”这个词来称呼他们的人，这些人给我开的处方是与我的“代练”一起进行“练习”——这些从事“代练”工作的女性严格说来并不能算是妓女，但是严格说来她们也不能算是其他任何职业的从业者。在一次疗程当中，我不得不全身赤裸、四肢着地，假装自己是一条狗。而代练则假装自己是一只猫。当时我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幕的深刻寓意：我们扮演了天性相互排斥的两个物种，而且还要发生亲密接触。出于好奇，我与这些女性打成了一片。她们当中有一位特别迷人的金发女郎，来自南方。她最终向我坦诚她其实是个恋尸癖，由于在太平间里惹出了麻烦，只得接受这份工作。代练疗法要求经常改换练习搭档，以免你只有在某个特定性伙伴面前才能放松下来；在第一次疗程当中，我的代练是一位波多黎各女性，她采用了女上男下的姿势，一个劲地上下扑腾，并且神魂出窍地哭喊着：“你进来了！你进来了！”与此同时我则紧张且百无聊赖地躺在那里，心里盘算着自己是否已经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异性恋。

除了细菌感染以外，其他任何病症都很难得到迅速且彻底的治愈。但是在当年那样一个社会与医学都在经历飞速变迁的时代，人们很难看清这一点。如果说我的毛病后来的确得到了治愈，那是因为我终于不再将同性恋视为病态了。四十五号大街上的那家诊所至今依然经常会在我的梦中出现：那位恋尸癖女士认为我这具苍白且大汗淋漓的躯体凑合着也能当成死尸供她消遣一番，那位一心想要完成任务的拉丁裔女士将我导引进入她体内的时候简直欢天喜地。我每周都要接受两个小时的疗程，一共持续了六个月。平心而论，这套疗程的确打消了我面对女性躯体的紧张心态。日后我又经历了若干次令我难忘的异性性交，而消除紧张心态对于性交的顺利进行的确至关重要。此外我确实真心爱上了这群女性当中的几个人，日后还与她们谈过恋爱。但是与她们在一起的时候，我无法忘记我所接受的“疗程”其实只是自我厌弃心理遭到蒸馏提纯之后的表现，而且至今我依然无法完全原谅曾经迫使我卷入此等猥亵之举的社会环境。在成年时期的最初几年里，我的心智一直遭受着来回撕扯，以至于几乎根本无法与任何人发展恋爱关系。

我之所以对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深刻差异产生兴趣，是因为我需要彻底调查我的遗憾与悔恨究竟源自何方。尽管我并不介意责怪我自己的父母，但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经受过的许多苦痛其实来自更广大的外部世界，还有一部分苦痛源自我自身。有一次我与我母亲吵架吵到火头上，她伤心地对我说：“有一天你尽管可以找个治疗师，告诉他你那个糟糕的母亲怎样毁掉了你的生活。但是你再怎么抱怨那也是你的生活，就算真的被毁了那还是你的生活。所以好好活着吧，幸福的活着吧，去爱人也去被别人爱吧，因为这才是最重要的。”你尽管可以爱一个人但不接受他，你也可以接受一个人但不爱他。我曾经错误地认为我父母对我的爱有缺陷，因为他们未能全然接受我。今天我觉得我父母当年的感受恐怕主要还是茫然无措，就好比他们的孩子说着一口他们自己从来没想过要学习的外语一样。

父母怎么才能知道究竟应当根除还是庆祝子女身上特定的特质呢？在我出生的1963年，同性恋依然还是触犯刑法的行径。在我的童年时期，同性恋则是一种病症。在我两岁那年，《时代》杂志曾经这样写道：“即便完全从非宗教角度出发，同性恋行为也是对于性官能的滥用。同性恋是顶替现实的可悲次品，是逃离生活的可怜行径。因此同性恋理应获得公平、慈悲、理解以及条件允许时候的治疗。但是这种行为绝不值得加以鼓励、美化以及合理化，绝不能将同性恋捧上殉难少数派的虚假地位，绝不能用花言巧语将同性恋包装成为个人口味的差异——最重要的是，绝不能假装同性恋并不是什么险恶的疾患。”

话虽如此，但是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家还是有好几位关系密切的同性恋熟人——有些是我们家的邻居，也有些人在我的兄弟与我面前扮演了代理叔伯长辈的角色，他们经常与我们一起度假，因为他们自己家里的人们不接受他们。有一位艾莫先生，当年他从医学院辍学投奔二战前线，在西线奋战，回国以后又开设了一家礼品店。多年以来我一直听说他在战场上见到了许多惨不忍睹的景象，以至于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回国以后就失去了行医的勇气。直到艾莫先生去世以后，陪伴他五十年的伴侣威利先生才告诉我，1945年的时候任何人都不会前往公开同性恋身份的医生那里就诊。战场上的可怖光景驱使着艾莫先生下定了忠于自我的决心，而代价就是放弃自己原本的职业生涯，一辈子为酒吧脚凳刷漆以及售卖陶器。从很多方面来说，艾莫与威利都是一对非常浪漫的眷侣。但是他们的生活始终无法摆脱悲哀的基调，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生活原本可能是另一番景象。经营礼品店是对于放弃行医职业的辩解，与我们家一起过圣诞节是对于遭到自家人排斥的辩解。艾莫先生的选择令我自惭形秽，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勇气做出同样的选择，也不知道倘若我当真做出了这样的选择，是否拥有足够坚定的自制力来遏制心中的遗憾，使其不至于削弱我的爱。艾莫先生与威利先生肯定不会认为自己是什么活动家。但是他们以及像他们一样的人所经历过的悲苦生平确实起到了振奋人心的作用。正是因为前辈们经历了种种悲苦，我本人以及像我一样的人如今才能够幸福地生活。当我更加详细深入地了解了他们的生平经历之后，我意识到我父母对于我的人生的忧惧并不仅仅是想象力过分活跃的产物。

在我的成年时期，同性恋已经成为了一种身份认同。我父母一直担心我会深陷其中的悲剧性叙事再也不是不可避免的结局了。当年我想要粉红色气球，想吃土耳其面包布丁的时候——甚至在我出演亚吉能.孟克烈夫的时候，任何人都不会想到如今我生活得多么幸福。但是将同性恋视为犯罪、疾患以及罪孽的三连击观点依然很有市场。有时候我觉与父母们谈论他们的残疾子女、强奸受孕的子女以及违法犯罪的子女并不算太难，相比之下单刀直入地询问有多少父母愿意看到自己的子女像我一样反而更不容易。十年前《纽约客》杂志曾经举行过一次民调，询问各位家长更希望看到以下哪种可能：自己的子女是婚姻幸福、生活充实、养儿育女的同性恋，又或者是孤独一生、遇人不淑、无儿无女的异性恋。三分之一的受访者选择了后者。如果你宁愿自己的孩子不幸福也不想看到他/她不一样，那么你对于这种不一样的水平身份可以说是恨之入骨了。在今天的美国，新的反同性恋立法隔三差五就会操着千篇一律的口吻冒出头来；2011年12月，密歇根州出台了《公共雇员伴侣福利限制法案》，禁止同性恋雇员的伴侣被纳入该名雇员的医保理赔范围，尽管市县各级政府雇员的所有其他家庭成员全都可以享受他本人的医保，包括叔叔、舅舅、侄子、外甥以及表亲。与此同时，在美国以外的更广大世界里，我所秉承的身份认同依然无法想象。同样是在2011年，乌干达差一点就通过立法，要用死刑来惩戒某些同性性行为。某份纽约杂志曾经这样描述男同性恋在伊拉克的遭遇：“街头开始出现男同性恋的尸体，往往在死前遭受过摧残。据信上百人已经遇害。行凶者用胶水封堵了受害男同的直肠，并向其腹内强行灌注大量泻药与水，直到受害人肠胃爆裂为止。”

如今绝大部分以性取向为导向的立法都转向了以下理念：假如你后天选择了同性恋，那你就不应当得到保护，但是假如你先天生下来就是同性恋，那么或许你的确应当得到保护。少数派宗教的信徒之所以得到保护，并不是因为他们生来如此，而是因为我们承认这些人有权利探索、主张并秉承自己所认同的信仰。1973年，活动家们的努力促使同性恋离开了精神病症的官方清单。但是同性恋权益依然要依附于以下主张，即同性恋是非自愿且不可改变的。这种将非典型性取向当做残疾的模型的确令人沮丧，但是只要一有人主张同性恋是个人选择的产物或者并非一成不变，立法者与宗教领袖就会试图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剥夺同性恋群体的权利并且对其加以治疗。今天，同性恋男性与女性依然在各种宗教改造营地里以及罔顾道德或者误入歧途的医师手下接受着“治疗”。福音派基督教的去同性恋运动喋喋不休地试图说服同性恋相信，他们的欲望完全出于自觉自愿，尽管这种说法与他们的切身体验背道而驰。成千上万的同性恋都曾被他们的规劝搞得心烦意乱。反同组织“弥撒抵抗”的创始人曾经声称同性恋理应成为歧视的对象，因为如此明目张胆的变态之举显然出于自愿。

有人认为只要为同性恋提供生物学上的解释，就能增进同性恋群体的社会地位。可悲的是，近年来科学研究成果所引起的反应表明，这种看法同样也是错的。 性学家雷.布兰查德曾经描述过所谓的“兄弟出生顺序效应”，认为随着一位母亲孕育男性胚胎次数的增加，胎儿成为男同性恋的概率也会稳步提升。研究数据发表之后没过几周，就有人给他打来了电话。此人原本雇佣了一位此前生过好几位男婴的代孕母亲。现在他决定不再雇佣这位女士。“我真不想要这个……尤其是假如我本人需要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有一种名叫地塞米松的药物，原本用来治疗关节炎。不过这种药物也有标签以外的用法：有些女性可能会生下外生殖器部分男性化的女儿，而这种药物则被用于治疗这些女性。纽约西奈山医院的研究员玛利亚.纽认为，在怀孕初期服用地塞米松能够降低女婴日后成为女同性恋的可能性。她还主张这种药物能使女孩子长大成人以后更有兴趣生儿育女以及承担家务，抑制女性的攻击性，使其更加羞涩。甚至还有人主张此类疗法可以在一般人口当中控制女同性恋。动物实验表明，施用于孕期的地塞米松似乎导致了许多健康问题。但是假如当真能够利用药物来控制女同性恋，研究人员早晚会找到更安全的药物。类似这样的医学发现将会造成不容忽视的社会影响。假如我们研发了产前检测同性恋的试纸，很多夫妇都会选择打掉同性恋胎儿。假如我们研发了安全可行的预防同性恋药物，很多家长都将愿意试用。

我绝对不会坚持要求不想要同性恋子女的父母必须生养同性恋子女，就好比我绝对不会要求不想生养孩子的夫妻生养孩子一样。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一想到布兰查德与纽的研究成果，就觉得自己好像是某个濒危物种的一份子。我并不想以传教的态度来宣扬同性恋。我丝毫不打算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垂直传承给我自己的子女。但是我的确不希望看到我的水平身份就此消失。无论是为了那些与我一起分享我的身份认同的人，还是为了那些置身于这套身份认同以外的人，我都不想看到这一幕成为现实。我不希望看到这个世界的多样性受到损失，尽管身为多样性的承载者有时的确会令人感到有些身心憔悴。我绝不会希望任何一位特定的个人成为同性恋。但是只要一想到有朝一日或许任何人都不会是同性恋，我就会忍不住怀念我自己。

我们每一个人都同时身兼着双重角色，既是偏见的加害者，也是受害者。我们对于针对自身的偏见的理解也会影响我们对于其他各种偏见的反应。将我们所知的残忍与伤害推而广之确实有助于我们理解他人，但是这种做法并非没有局限性。具有水平身份的子女的父母也往往缺乏同理心。我母亲与犹太教之间的纠葛无助于她应对我的同性恋问题；直到我有意识地将耳聋与同性恋进行对比之前，我的同性恋身份也并不能使我成为一名合格的聋人子女的父亲。我曾经采访过一对养育了一个跨性别子女的女同伴侣，她们两个一致认为堕胎医师乔治.提勒（George Tiller）活该被杀，因为圣经指明了堕胎是错误的。与此同时，她们两个又因为自己的身份以及自己孩子的身份招致的不宽容而感到震惊与沮丧。诚然，我们深陷于各自处境的艰辛与煎熬当中，而且寻求自己与其他群体的共同路线也殊为不易，即便只是想一想都会觉得身心交瘁。许多同性恋人士都很不愿意与残疾人扯上关系，就好比许多非裔美国人反对同性恋活动家采用民权运动的用语一样。但是将残疾与同性恋相提并论并不是对任何一方的贬低。我们都是有缺陷的，我们都是古怪的，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也都是很英勇的。我们可以从同性恋的经历当中推导出合理的推论：人人都有自己的缺陷，人人都有自己的身份，而且这两者往往都是一回事。

如果没有我母亲持之以恒的干预，我可能永远也学不会流利地说话与书写。一想到这种可能我就难免感到害怕。每一天我都由衷地感激自己的诵读困难症得到了足够圆满的解决。相反，如果我是异性恋的话，我的生活的确可能会更容易，但是如今我已经全盘接受了以下理念：如果没有经历过那一场场斗争，我就不可能成为我，而且我更希望成为我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我无法想象那个人的境况，而且假如我真的成为了他，也肯定不是出于我自己的选择。话虽如此，我还是经常会想，要不是同性恋骄傲运动张罗起来的各种异彩纷呈的欢腾庆典，我或许至今也无法对于自己的性取向感到释怀。我之所以要撰写这本书，自然也有为同性恋骄傲运动张目的意思。我曾经认为，等到有朝一日我能够无悲无喜地看待自己的性取向的时候，我就算真正成熟了。如今我决定反对这种观点，部分原因在于我对于同性恋的感受丝毫谈不上客观中立，但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么多年来的自我厌憎在我的生命里留下了一道呲牙咧嘴的虚空深渊，只有通过欢乐与庆祝才能将其填补平整。就算我在私人生活当中充分偿还了多年阴郁的欠债，但是恐同与偏见依然还在外部世界游荡不止，它们造成的伤害必须加以弥补。我的确希望有朝一日我的同性恋身份能够消解成为平淡无味的事实，既不值得庆祝，也不会横遭指责。但是我们尚且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我有一位朋友觉得目前的同性恋骄傲运动被自己的声势冲昏了头，因此建议同性恋群体每年组织一次“同性恋谦逊周”。这的确是个好主意，但是未免有些操之过急了。看似位于耻辱与欢庆之间的完全中立实际上是长期斗争的最终结果。只有当平权运动彻底丧失必要性之后，真正的中立才会到来。

我曾经为自己的未来构想过五光十色的可能，但是我居然真的会喜欢成为自己这件事依然令我感到惊奇。我的内心满足可谓来之不易，这份满足反映了一条非常简单的事实：内在平和往往取决于外在平和。在诺斯替教派的多马福音当中，耶稣曾经这样说道：“你若是将心中所有的显现出来，那心中所有的便能拯救你；你若是不能将心中所有的显现出来，那心中所有的便要杀灭你。”当我与当代宗教机构的反同性恋立场发生冲突的时候，经常希望这句话当年能够入选正典，因为耶稣的这条信息包容了许许多多具有水平身份的人们。将同性恋取向锁在心中差一点就杀灭了我，将同性恋取向公之于众又差一点拯救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