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读《文明的追随——中国的崛起与阿拉伯人的未来》上 -- 镭射

如果按照塔哈塔维所主张的“非模式化”的道路走下去，阿拉伯世界是否能够获得复兴，重现辉煌？这个问题，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答案了。因为从19世纪中期起，“欧洲国家从奥斯曼帝国的边缘开始，逐步蚕食阿拉伯国家，最终将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变成了欧洲的殖民地。“（P.9）萨米尔认为，这一现实导致阿拉伯人面临的问题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阿拉伯人来说，最紧要的问题已经不是如何实现复兴，而是如何抵抗欧洲人的入侵和殖民扩张。”（P.13）萨米尔指出，在这种新的形势下，阿拉伯人对欧洲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并由此产生了两种立场截然相反的主张：

一种人将整个欧洲视为敌人，并进而反对欧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反对现代化的人同时也是反抗欧洲殖民统治的人，他们所开出的药方是从穆斯林先辈的遗产中寻找答案”（P.14）。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就是近代伊斯兰思想家、近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理论创始人贾迈勒丁.阿富汗尼（1839～1897）。阿富汗尼反对必须学习和仿效欧洲才能实现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复兴的说法，他认为：“对任何一个民族而言，模仿、崇拜其他国家只能为敌人的入侵打开大门”。他提出：“应对民族危机的有效办法在于回归伊斯兰教的根本，恢复伊斯兰教创始时期的制度，并且用伊斯兰经典引导大众净化心灵与道德，点燃变革之火，为国家的荣誉奉献生命。”以“复古”为基本出发点的近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由此产生。萨米尔将其主张归纳为两点，即拒绝欧洲的现代化道路，和主张回归到先辈的制度和思想中去。萨米尔不无讽刺的说：“在持这种思想的人看来，既然‘复古’是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越是与历史相一致就越有可能解决问题。基于这样的逻辑，‘复古’所复制的不仅仅是以往的社会体制、政治制度和思想体系，还包括古人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甚至语言习惯。”（P.20）这种做法的结果是：“这不仅延缓了阿拉伯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同时还给反对现代化的人提供了批评、拒绝的口实。”

另一种人则与前一种人相反，他们认为，阿拉伯文化所导致阿拉伯世界落后的根本原因，欧洲在探寻复兴道路这一问题上握有绝对真理，阿拉伯人应沿着欧洲的道路全盘照搬，不必也不能对其作任何根本上的变化和调整。与前一种人相比，这种人可以被称为“全盘西化”派。冷战结束后，由于美国被认为所冷战的胜利者，持西化主张的人更进一步坚定的认为，西化的方向，就是效仿美国。但现实是，这条路除了让阿拉伯国家变成西方的附属之外，别无所得。特别是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更是让这些人陷入了危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萨米尔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这两种思想虽然貌似对立，但它们其实是基于同一个基础，那就是：它们在本质上都不具有独立性，都是为了应对殖民扩张而产生的，只不过二者选择的具体方式不同：“要么倾向古代文化，要么倾向异族文化”。而以塔哈塔维为代表的近代早期阿拉伯思想家们的初衷——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复兴，被忽略了。套用李泽厚的句式来说，就是：“救亡压倒了复兴”。

也就是说，在萨米尔看来，由于欧洲国家的殖民入侵，使得近代阿拉伯世界“救亡压倒了复兴”，这是近代阿拉伯世界走上歧途的开始；而由此又产生了两个阿拉伯世界的“精神病灶”，就是“复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西化”。此二者都是阿拉伯世界在面对西方的殖民入侵时所产生的应激性产物，与塔哈塔维所主张的“非模式化”道路相比，“复古”和“西化”的最大特点就是“模式化”，即预先设定了一种完美的模式，然后试图在现实中将其构建起来。在萨米尔看来，这是企图逃避艰苦的文明成果学习和本土化过程，企图通过找到一个一次性的完美方案，一劳永逸的解决所有问题。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机会主义”。这种机会主义的态度，是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至今复兴无望的根本原因。阿拉伯人已经在这两种机会主义之间来回震荡了两个世纪，虚掷了十代人的血泪精华！

正是基于这个观察视角，萨米尔对中国的复兴和崛起给予高度评价。

萨米尔在书中用超过一半的篇幅来介绍新中国的历史，特别是1978年之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萨米尔认为，中国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它与其他国家共产党最大的不同之一是它将‘国家主义’而非‘国际主义’置于优先地位。”（P.28）这使得中共始终将“追求国家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由此，中国可以不受一切意识形态的束缚，在一切领域选择最适合自身的政策和方法来促进国家的发展。在萨米尔看来，这正是当年塔哈塔维所主张的“非模式化”的典型范例。在崇尚务实的邓小平身上，萨米尔看到了塔哈塔维的影子。

因此，萨米尔主张，在“复古”和“西化”这两条道路都已经走入死胡同的情况下，阿拉伯世界有必要回到以塔哈塔维为代表的早期阿拉伯复兴运动思想家所倡导的“非模式化”道路上去，而这条道路在世界上已有成功先例，这就是中国。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萨米尔主张，阿拉伯世界应对中国进行“文明追随”。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