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占中思辨 -- 淡淡忧伤

占中思辨

一、此次香港占中绝非“公民抗命”

“美国之音”文章《法律窗口：美国如何看待和处理公民抗命》中对公民抗命进行介绍：“西维吉尼亚大学法学院教授查尔斯迪萨尔沃(Charles R. DiSalvo)指出，公民抗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抗议者愿意并准备好接受法律的制裁。”

“这一点向公众表明，虽然公民抗命者反对某项法律，某个做法或者某个惯例，但是，他们并不反对法治。相反，为了表示对法治的尊重，他们心甘愿意接受因为触犯法律而受到的惩罚。”

香港占中者根本未愿意并准备好接受法律的制裁，更未象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一样，主动“自首”占满监狱。如果香港占中真的是“公民抗命”，真的遵守法制，愿意在自己违法时接受法律的制裁，断然不会清场不成功。以美国占领华尔街做比较，2011年10月1日，纽约，过5000人在布鲁克林大桥游行，其中数百人占领了大桥的一部分，导致交通通行被阻碍两个小时，而美国警察抓捕了700多人，清场成功。

在整个占中的喧嚣中，惟一被遗忘的是香港的法制。香港之所以成为香港，靠的是完善的法制和金融体系。10月5日新闻，香港多名知名人士要求“占中”学生撤离，理由均是“学生人身安全可能面对危险”、“同学们对民主的理想和追求已经得到全面的理解和尊重”，恰恰“遗忘”了对违反法制的批评，客观上纵容了对法制的违反。

因此，此次香港占中绝非“公民抗命”，而是——“革命”。革命就是打烂旧法统，建立新法统；革命才是打烂旧法统，建立新法统。香港占中者绝不想与“革命”沾边，于是打出了“公民抗命”的旗帜，但实质却经不起分析。

二、香港有“自由”吗

香港自然有自由，有人权保障，香港的自由、香港人的人权由香港完善的法制所保障。到过香港的都知道，街头到处是发愣功练习者在发宣传单和书籍。开句玩笑，只要在香港发愣功一日合法，一国两制就一日得到了贯彻。

港英时代，香港是无民主有宪政。香港的自由、香港人的人权是由香港的法制所保障，不是由民主保障（民主当时根本全无）。香港回归后，香港法制根本未受影响。泛民不惜为追逐所谓真普选而践踏法制，根本是舍本逐末。

所有违反法制的民主全是搞文革。

三、中共的委屈和“真普选”诉求的正当性

如果我是中共，在香港问题上，我会感到委屈。

第一，在97后，香港从行政主导改为立法主导行政，这是中共对香港最大的善意。中央明确了立法会、特首双普选的过渡时限，明确了香港从行政主导（无民主）改为立法主导行政（普选制民主）。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回归，香港现在最大可能是仍然是无民主、空降总督下的行政主导。从这个意义上，是中共给了香港民主。

第二，中央并未违反基本法。

《基本法》第45条：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行政长官产生的具体办法由附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规定。

《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条规定：“二００七年以后各任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如需修改，须经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行政长官同意，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中央并未违反基本法，相反，不管是中央还是香港政府或者是泛民，只要未按程序（立法会三分之二通过，行政长官同意，全国人民常务委员会批准）变为其他提名方式，反倒是违法。

第三，中央在遵守基本法的基础上，更已经接受泛民主张，2017年实行双普选。《基本法》并未对何时双普选立下时限，中央将双普选再拖个20年也照样未违反《基本法》。但中央接受泛民主张，2017年实行双普选。泛民先是要求07、08双普选，再诉求2012双普选，在中央接受2017双普选后，泛民再次变本加厉，要求改变《基本法》中的提名委员会提名方式——中央何时才能退到个头？

第四，中央已经为提名委员会的形成方式预留了改变空间，甚至修改基本法，改变基本法中提名方式亦是开放的。

事实上，甚至泛民中的各种方案亦多是在提名委员会提名的基础上，建议变更提名委员会名额和形成方式，并未一言堂要求“公民提名”。路子是开着的，更何况“公民提名”目前未必已是香港共识。

然而并不能因此称泛民的“公民提名”诉求就不具正当性。《基本法》是香港和中央的一个“约”，这个“约”当年是部分香港精英和中央所约，又有很大的中央上层设计的成分。且哪怕当年的“约”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它也是可变的，宪法都可以变，何况“小宪法”的基本法？泛民的“公民提名”诉求完全是他们的权利，错在用违法行为来主张诉求。

四、中央担心什么

中央的目的是什么？

是以中央的意志来干预香港的法制么？如在香港禁止发愣功。

当然不是，中央甚至在欧美等国惯例且基本法有据（23条）的国安立法上都未强行要求香港通过，中央无意干涉香港的法制。

是让香港不要民主吗？

当然不是，基本法将普选写入，已经是中央对香港民主的态度。在香港这样一个原来的行政主导之地，继续行政主导不引入民主并不是全无理由的，中央在基本法中的普选表态，是需要一定决心的，２０１７双普选的决定，同样是需要一定决心的。至少目前，没有看到中央改变原来的深思熟虑后的承诺（普选）的态度。

中央是在担心。担心以后的香港，会走向反中，如特首会见达赖、疆独，如向内地“输出革命”（输出民主）；担心以后的香港，可能会彰显独立意识，成为外人牵制中国崛起的一枚棋子。这些担心不全是空穴来风。

所以中央想要香港的民主“循序渐进”，对“公民提名”式的普选抱有不信任。除此之外，我看不到中央在香港还要求什么。

五、“放弃”香港不失为一个选择

观察人类民主的经验及教训，我们可以得出：民主是有其实行条件的——在国民经济、教育、国民素质未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突然的民主全部是灾难。2战后，戴高乐有句名言：“民主对于某些非洲国家，是一种奢侈品。”可悲的是，５０年后，证明他说对了。

在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民族、地区，对国民素质的要求又远甚于民主传统地区。香港也不例外。

但是我现在仍然认为，香港在华人社会中民众整体素质最高的，是华人社会试点民主的首选之地。

吊诡的是，主张民主的占中者显示了他们的宪政素养的较低下，而亲身证明了其反对派的观点，目前在香港实施普选是不是为时太早。

如果我是中央决策者，我会干脆选择放手。中央担心的东西其实影响不大，香港政府走向反中，特首见见达赖、疆独，鼓吹鼓吹港独，又有什么，只要驻军还在，甚至驻军不在，香港难道真飞得出去？如果泛民真的取得了民意基础，由它去闹。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ｉｓｉｓ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沙特等国才会幡然醒悟，从支持变为打击。香港试验她自己的民主，大不了香港变成臭港，大不了香港陷入民主恶斗，对中国整体影响不大，甚至可以做个反面教材，汲取教训。如果民主试验成功，没问题，大陆汲取正面经验就是，而且，是我放手你才成功的吧。我会在人员进出、经济上对香港采取一定区隔，如限制入港旅游人数等，政改放手由香港自决。

如果我是香港泛民，我会遵从理性，承认中央并未违反基本法，承认回归以来香港民主的进步，“建议”中央遵从香港民意（如果形成了的话），修改基本法，改由公民提名。我会选用合法渠道游行示威表达，如7.1大游行，50万人的游行最终导致搁置23条立法。所谓提名委员会提名的普选不是真普选是偷换概念，是堂吉诃德挑战风车，树一个虚无的靶子。

六、香港人做好了承担民主的代价的准备了吗？

民主不是万能药，民主也不是全部是好的一面，民主真的有副作用，有坏的一面。

第一，如前所述，在国民经济、教育、国民素质未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突然的民主全部是灾难。请参考非洲。

第二，在民众整体素质未达到足够理性时，陷入泰国式陷阱，即在民主表达诉求的渠道畅通的情况下，以违法行为达成自己的目标，变相革命，践踏法制——（这种所谓的）“民主”吞噬自己的基础。看看占中，和泰国何其相似。我一点也不奢望香港泛民的“民主”能超过泰国。

第三，即便在成熟的欧美传统民主国家，亦出现2010年比利时组阁危机、欧美国家两党政策日趋一致，选民失望漠视等现象。

殖民时代，香港民众不必担心民主的副作用，而今后，香港民众需做好承担民主代价的准备，如行政效率低下，可能的政党恶斗甚至政府空转、宪政危机，族群分裂。

七、香港大律师公会对香港警方在 2014 年 9月 28 日使用催泪弹的声明就是一个笑话

该声明一方面承认“一些示威者也可能在示威的过程中干犯刑事罪行”，一方面谴责香港警方使用87枚催泪弹是过度使用武力。按照大律师公会的逻辑，如果使用87枚催泪弹就是过度使用武力，那么采用何等武力才能清场？靠喊话？对违法占路不能清场是不是法制受创？大律师公会声明是不是暗指违法占路需被纵容、不得执法，是不是有违法制？建议香港大律师公会对美国警方的各种执法也发个声明。

香港律师是香港法制的基石之一，香港律师是香港素质较高群体，而此次声明并非出自理性和专业判断，更像是情绪下的声明。更验证了人们对港人素养是否已经足以支撑普选的担心。

香港存在这么一个环境，即对一个“另一制”的中央政府的不信任，和对大陆民众的高高在上心态（嫌弃），一如台湾，统独争议导致政党恶斗、政治被绑架。此种环境亦容易引起香港民主的异化。

八、提名委员会式的普选或许可以成为一种进化的民主

今天，民主万能症已经成为笑柄。一人一票和精英治国的矛盾自民主诞生日起就争论不休。提名委员会式的普选或许可以成为一种进化的民主,即提名委员会（精英）和普选相结合。当然这需要提名委员会形成方式的变革，更具代表性和精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