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性领域的两大问题彻底搞垮了保罗六世作为教会改革者的地位。一再重申神职人员独身制度与避孕禁令的教皇根本不理解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发生在西方的深刻文化革命。对于人际关系的新理解与新表达在这场革命当中发挥了核心作用。除了性问题之外，另一种现象也开始冒头。这种现象首先影响了欧洲自由派新教，然后很快扩散到了所有西欧教会当中，接下来又蔓延到了同源所出的加拿大与澳大利亚教会：积极参与集体宗教活动的人数骤然一落千丈。这个过程被宗教社会学的学生们贴上了“世俗化”的标签。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乃至于八十年代初，所有人都以为这一模式将会遍布全世界。美国也是这场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事实上美国为当时的社会变革提供了绝大部分象征，好莱坞电影业对此自然功不可没，不过美国年轻人针对越战导致的民怨而发起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同样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美国与欧洲在教堂活动与宗教能动性等方面的表现却很不一样（姑且不论性革命方面）。美国与欧洲的分化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就开始展露端倪了。到了八十年代，双方的分化进程尤其加快了步伐。*36*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要想考察这个问题，有一个看似自相矛盾的出发点，也就是二十世纪中期欧美社会特别健康的婚姻制度与特别虚弱的替代选项。结婚的人越来越多，结婚的年龄则越来越早。 1960年，20至24岁的美国女性当中已婚人数占到了70％。在爱尔兰共和国，非婚生子女仅仅占到所有出生人口的1.6%。为了将爱尔兰人特有的高度天主教虔诚这个因素排除在外，不妨看看宗教多元化的荷兰与路德宗挪威，这两个国家的非婚生子女比例分别为1.4 ％和3.7％。*37* 显然人们普遍转向了核心家庭，但这里的核心家庭不只是传统的基督教家庭。如今的家庭远比过去更加强调情感与性的满足，传统的男尊女卑格局遭到侵蚀，“伙伴式”的平等关系开始抬头。在人工避孕措施的辅助下，夫妻双方开始共同决定究竟要生养多少个孩子。

我们不仅可以通过低水平的婚外生育率来切实领会避孕的漫漫征程，还可以研究关于婚姻的统计数据。比方说在加拿大的家庭当中，每个母亲生育孩子的平均数量仅仅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十年间就从3.77下降到了2.33。孩子的数量虽然减少了，单个孩子所具有的感情力量却成比例地得到了加强。战后的美国家庭越来越倾向于围绕子女的福祉而运转。家庭规模越来越小，家庭成员越来越亲密。家庭的财物、闲钱与闲暇都比以前更多了——换句话说就是选择比以前更多了。*38* 个人选择击败了《人命谕令》。早在十七世纪九十年代的英格兰与荷兰，尽管一切公共社会力量都在与之作对，但是公开结为伴侣的同性恋关系还是冒了出来。此时社会选择的露头与当年的情况颇有暗合之处。

全新风格的家庭对于教会来说可算不上是好消息。教会的宣传口径一贯支持家庭，将其视为教会生活的顶梁柱，但是万万没想到有朝一日家庭居然也会与教会生活分庭抗礼。甚至早在战后几年教堂活动兴盛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已经开始在英国显现出来了。例如，一位英格兰中部的敏锐牧师就曾经在1947年指出，达德利地区精美住宅里的年轻父母们往往不会将孩子送去主日学校，因为他们不愿意“干涉年轻人的选择自由”。同样还是在英格兰中部，十七年后的一份自由教会杂志抱怨道，“本地许多新婚夫妇首先关心得是账单、住房陈设与室内装修……他们完全活在同事与邻居的视线之中”。到了星期天，全家人的安排不再是去教堂，而是开着汽车去郊游；下午茶之后全家人也不必非得集体前往教堂参加晚祷，还可以围坐在电视机前。*39* 自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以来，类似的场景在欧洲社会反复出现并愈演愈烈。早在十八世纪就是新教教会主要实践活动的主日学校也逐渐冰消雪化了。 1900年， 55％的英国儿童上过主日学校，在1960年这个数字仍然是24％，但是在1980年就只剩下了9%，2000年更是只有4%。*40*

围绕着家庭还发生了其他变化。“伙伴式”婚姻往往会抬升当事双方的期望值，因此也经常会导致失望。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欧洲，离婚率开始上升。尽管罗马天主教教会愤怒地大举抗议，许多此前禁止离婚的天主教国家都纷纷修改了相关法律——比方说意大利就在1970年实现了离婚合法化。1947年，新意大利共和国制宪会议仅以三票之差否决了将婚姻不可解除性纳入宪法的主张。这是一个标志着时代变迁的重要时刻。*41* 非婚生子女的数量也扶摇直上：还是以上文中提到的几个个国家为例，自从1960年以来的四十年里，爱尔兰的非婚生子女翻了二十倍，荷兰翻了十六倍，挪威则翻了十三倍。*42* 非法地下人流诊所带来的肉体创伤与死亡破除了围绕着人工流产的禁忌。一个又一个国家通过了允许人工流产的法律，最有名的案例莫过于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对于罗伊诉韦德案的裁决。公众针对同性恋行为的偏执怀疑也不如从前那样强烈了。第一个阶段是法律上的非罪化，这么做的初衷倒不是为了让同性恋获得基督徒的接受与认可，只是为了消除勒索或自杀案件的一大催化剂。

有一件人们常常忘记的事情：与欧洲范围内反对修改离婚法的天主教声浪相比，同性恋这个高度争议的领域之所以能够在英国发生变革，教会的力量起到了主要作用。以圣公会信徒为主的精英阶层英语自由派新教徒身处这场恶战的第一线，比起公众意见推进得更深远，最终终于在1967年促成了男性同性活动的有限非罪化。这场运动的核心人物名叫德里克.舍温.贝利（Derrick Sherwin Bailey），威尔斯大教堂的司铎，也是个耐心细致的学者。贝利是一位和蔼的居家男人，很喜欢铁路与火车，这个爱好看上去只是圣公会教士无伤大雅的癖好，一点也不像危险革命者的做派。教会的神学圈子或者神职圈子以外的英国上层阶级觉得关于这个问题的纷扰喧嚣很难理解，但是并没有因此而刻意提高戒心，贝利趁机推动相关法律获得了通过。*43* 自由派英国基督徒试图积极地将人间法律与基督教道德规范分离开来。许多英国基督徒，尤其是倾向于盎格鲁-天主教的的教士，一直十分厌恶1927至1928年间教会官方因为试图修订《公祷书》而导致的闹剧，并且希望将教会从官方权力结构当中解脱出来，使其能够不受掣肘地投入弘扬神意的事业当中。*44* 他们不仅认同基督教王国这个概念的灭亡，甚至还从中顺水推舟并庆幸不已。他们坚信超越了基督教王国的基督教必然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在这股现在看来似乎有些不切实际的乐观情绪背后回荡着潘霍华的言语。他在1945年遭受纳粹处决之前的监禁期间留下了许多书信与论文：这些文字并未构成一套神学体系，而是对于基督教未来所作出的一系列细微观察。这些文字的创作环境极端隔绝，作者随时可能丧命，而且周遭的德国社会正在崩溃。潘霍华率先提出了许多日后解放神学的主题，例如受难的上帝与教会改造，但他的着力点却有所不同。他认为要想实现人性，就要“长大成人”：“上帝教导我们要像人一样生活，要在没有祂的时候依然能够和平共处……因此上帝听任自己被排挤到人世边缘，心甘情愿地登上了十字架”。潘霍华批评了他的朋友兼导师卡尔.巴特，因为巴特主张“一套实证主义启示教义，说白了就是‘要么接受，要么走人’”，但是他依然提供了他自己关于希望的预言，并且主张将基督教的精神与具体宗教活动分离开来：“总有一天，人将会再次得到召唤，以改天换地的力量再次说出上帝的话语。这将是一种全新的语言，将会使人感到恐惧，但同时又将以这股力量压倒他们。”*45* 潘霍华是基督教革新的先知，尽管他并不能看清这场革新的轮廓。他将自己的理想主义与期待遗赠给了六十年代的神学，并且造成了多种多样的影响与冲击。

我们难免会注意到，潘霍华和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英文翻译在描述未来时依然会无意识地使用男性化的语言。即将发生的革命将会把这条习语变成古色古香的陈年遗物，因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欧美社会最深刻的变革之一就是两性之间权力趋向平衡。人们开始普遍期待女孩获得与男孩同等优良的教育。事实上在未来几十年里，学校里的女孩在许多情况下都比男孩成绩更好。欧美的女性们开始重新发现过去几代人当中往往著作蒙尘未经研究的女性作家，还发现例如玛丽.阿斯特尔这样两个世纪以前的女性先驱已经提供了他们自行发现的论据。1882年，专门用来形容这种意识的“女权主义”（feminism）一词正式问世。*46* 这个单词的发明者胡博婷.奥克蕾尔（Hubertine Auclert）曾经在法国发动过主张女性政治权利的运动，当时的女性正以各种方式主张着自己的能动性与行使领导权的权利，而且她们的活动很大程度上都发生在基督教教会的范围内。奥克蕾尔本人抛弃了家传的天主教信仰，转而投入了法兰西共和国反教权主义的阵营。一个世纪以后，女性主义果断地超越了基督教根起源，掀起了“第二次浪潮”，这一回的运动主张更加宽泛，并不局限于先知预言或者禁酒运动之类的特定活动领域，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全社会范围内的机会平等与行为权利平等。

随着成年女性与男性从事相同工作的现象越发得到认可，人们也越来越不理解为什么这种做法不能应用于教会当中。如果女性加入了两千年来一直由男性主导的工作，基督教神学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正如我们所见，基督教历史上一直断断续续地用女性化词汇来描述圣灵，但是三位一体的另外两个位格总也摆脱不了父与子的语言。教会权威似乎全都集中在男性一侧——尽管对于早期教会历史的仔细检视已经揭示出来了许多意义重大的例外。*47* 对于许多教会来说，超越圣保罗对于女性在教会里担任领导甚至开口说话的警诫已经够困难了，但现在一场向女性开放教会圣职的新运动正在愈演愈烈，此前只有在贵格会与公理会这样最为反对等级制度的教会当中才出现过类似的冲动。

遵循着1944年的一起早熟先例，甚至就连奉行主教体系的普世圣公宗都卷入了这场斗争：在日本占领的特殊环境里，香港主教率先向一位名叫李添嬡的女性授予了教士圣职，这一举措在全世界的圣公会圈子里引起了轩然大波，遭致了五世来自其他主教的斥责。李添嬡以极大的自我克制中止了圣职的履行，静静地等待着世界与教会的转变。*48* 新西兰社会一贯保守内向，但是同时却又反复表现出了不声不响地实现社会变革的显著能力。正是这个国家首次将女性问题推进到了教士圣职范围以外。1983年获得祝圣的佩妮.杰米森（Penny Jamieson）是英国国教会第一位女性教区主教。思想一贯十分传统的盎格鲁-天主教达尼丁教区的教众们在1989年将她推举到了这个岗位上。*49* 2001年在日内瓦当选的伊莎贝拉.格拉瑟（Isabelle Graessle）成为了加尔文的继任者，担任了日内瓦牧师执事联合会（Company of Pastors and Deacons）的归正宗教会的第一任女性主席。她曾经向笔者谈起过她在当选之后的喜悦心情。当时她向纪念加尔文的衣冠冢献上了一朵玫瑰，并且轻声对他说：“轮到我了。”格拉瑟还为日内瓦的改革家纪念壁（Wall of the Reformers）增添了一个意义重大的名字，也是第一个镌刻在这堵墙上的女性名字。这位女星名叫玛丽.邓迪埃（Marie Dentiere），是日内瓦宗教改革时期一位积极活跃的修女院院长，而且她为宗教改革作出的贡献曾经使得加尔文非常不愉快。*50*